剑桥中国史 [933]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尽管它反映出对社会-政治痛苦的极其强烈的意识，它的批判眼光却极其主观。现实是通过作者本人的观点来理解的，这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自我关注。被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教授称为“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普遍倾向——着眼于作者“自己的命运与生活的倾向”，与整个社会相对立的他们的“自身和个性”②——使现代中国作家对自我和社会的理解具有深化了的矛盾心理。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和对其弊病的厌恶情绪同时并存；他们要求并向往献身，同时又因失落感与孤独感而烦恼。正是这种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解决的矛盾心情所引起的主观紧张心理，为既区别于传统文学又区别于共产主义文学的为期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和运动，提供了基本的推动力。
① 夏志清：《摆脱不了的中国情：中国现代文学道义上的责任》，载其所著《现代中国小说史》，第2版，第533—536页。
① 参看，例如，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也可参考许华茨编：《关于五四运动的意见：专题论集》，特别是引言部分。
② 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东方档案》，25.2（1957年），第266—270页。
晚清文学，1895—1911年
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自1895至1911年的16年，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首先研究这一阶段。
文学报刊的发展
晚清文学的出现——特别是小说——是报刊的副产品，它是从一连串逐步深化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反应中演化出来的。①中国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失败的耻辱终于惊醒了知识分子精英们，促使他们投入行动。但是他们对改革的要求到1898年那场没有成功的变法运动才达到顶峰。对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幻想破灭以后，有志改革的文人学士抛开无能的国家，成了中国社会激进的代言人。他们的努力集中于动员“舆论”，以对中央政权施加压力。他们发现条约口岸的报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出现了非官方的报纸，它们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们资助兴办的。但是它们的迅速增多却是立志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倡导的结果。梁启超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是作为康有为改革集团的机关报，分别于1895年和1896年创刊的。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亡命日本，又创刊两份报纸《清议报》（1898年— ）和《新民丛报》（1901年— ），以继续他们的新闻事业，两者都很快就成为权威性的报纸。严复仿照梁启超的榜样协助创办《国闻报》（1897年— ）而狄楚青则创办了《时报》（1904年— ）。革命家们很快创办自己的报纸而加入新闻界的行列，引人注目的有章炳麟的《苏报》（1897年— ）、《国民日日报》（1903年— ）。到1906年，据统计仅在上海已出版66种报纸，而在这整个时期内发行的报纸总数达239种。①
为了宣传自己的事业，这些报纸通常发表尖锐的新闻，但也包括娱乐性的诗歌与文章，后来这类诗文都登在专门的“副刊”里。由于对这种副刊的需求日增，就扩充另出独立的杂志。文学报刊就这样诞生了。这些出版物的编辑们是一群新闻记者-文学家，他们懂得一点西方文学和外国语，有更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是各种伪称的译文、诗歌、散文以及连载的小说，它们声称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社会政治觉悟，但也是为了大众娱乐。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上海文学报刊的翘楚是四家主要杂志，即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年— ）、李宝嘉编辑的《绣像小说》（1903年— ）、吴沃尧和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年— ），以及黄摩西编辑的《小说林》（1907年— ）。
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20年，城市文学报刊——一种半现代化的“大众文学”形式——已经为新文学的文艺家们创造了市场和读者。这些杂志的编辑和作家们赶着写作以符合预定的时限，大量写作以赚钱。他们勤奋努力的结果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的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搞文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和很可能赚钱的职业。但直到他们的五四继承者才赋予这一新的职业以崇高的社会威信。
晚清文学报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小说”在杂志的命名方面，以及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都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小说”一词仍然像传统上那样，包罗典雅的散文和诗歌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按晚清作家们的理解，“小说”包括形形色色的大众记叙文学——古典故事、长篇小说、弹词，甚至戏剧。但是在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连载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晚清文学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这特别要归因于梁启超和其他文学精英们的开拓性努力，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义灌注到了这一传统上“被贬低的”文学体裁中。
“新小说”理论
三篇重要的宣言表达了小说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关系——小说的社会-政治功能。在天津《国闻报》的第一期中，严复和夏曾佑写了一篇题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文章，两人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小说过去在群众中的影响，借以强调它在现在所具有的潜在教育作用。但是严复又用传统文人典型的高高在上的态度警告说，中国的传统小说也充满毒素。“浅学之人，沦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中国人民必须用曾经在西方和日本创造过奇迹的新式小说来加以再教育。
梁启超在1898年所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相同的观点。他同意严复关于小说具有潜在教育作用的说法，但对传统作品甚至更加蔑视。梁启超指摘大多数中国小说都是模仿《水浒传》或者《红楼梦》，因其“诲淫诲盗”而遭到学者们的谴责。当务之急是进行一次“小说界革命”，把公众的兴趣引向“政治小说”。由于受到日本小说的启发（这篇序言是梁启超为译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写的导言），梁启超想当然地对外国小说的起源和声望作了强有力的描写：①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甚高焉。
晚清关于政治小说的经常被人引用的观点见于梁启超1902年发表在《新小说》上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引用外国的例子，力主革新小说为革新一国人民之关键。创造一种新小说可以在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道德、宗教、习惯、风俗、学识和艺术，甚至民众性格——发生决定性的影响。除了列举小说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以外，梁启超还在这篇论文中集中指出小说的四种基本感化力量，即对读者的“熏”“浸”“刺”和“提”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提”的意义，即将读者提高到小说主人翁的水平，向他学习。但是这些值得中国人学习的英雄不能从中国历史中寻求，而必须从西方历史中去寻求：对中国人来说，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华盛顿、拿破仑、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爱国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启超曾经为这些人物写过传记。
严格地说，严复和梁启超都不能被看作文学家。在他们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要为其他的目的服务：唤醒中国人民。梁启超着手写过几部小说，但是一部也没有写完。他们对文学的功能的看法不能算作文学评论，而只能被看作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文献。
尽管严复和梁启超两人都深受中国“伟大传统”的影响，但都反对这个传统近代的衰朽状况：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盛行的程式化的没有意义的散文写作方法，其中充满了高谈阔论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但仔细一看，只不过是浅薄的老生常谈。由于文化的“高雅”形式僵化，使“低级的”通俗体裁具有新的活力的努力已刻不容缓。不过在普及这个领域中，严复的贡献不及梁启超。严复仍用典雅的、博学的文言散文翻译斯宾塞、赫肯黎和J.S.穆勒的著作。他虽然提倡小说，却不愿对“民众的欣赏力”作任何让步。相反，梁启超却更能汲取民众的和外国的语汇。他的文章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梁启超的著作在改革派精英——如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人——和市民阶层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没有梁启超在大众传播方面的开拓成就，严复的翻译和一般的维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么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极力提倡新小说，还代表他政治立场的巨大转变。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他几乎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中国社会；他试图设计一种新的社会集体（群）的蓝图，由此而构成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梁启超关于“新民”的著名概念虽然和精英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质上却是群众性的，目的在于改造整个中华民族。按照这一新的指导思想，无论梁启超是否出于他对明治维新经验的知识，他鼓吹小说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启超和后来的胡适不同，他对语言问题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关心对读者的影响。他所说的小说的四个特点和作者无关，也和文学本身的特点无关，而仅仅是关于读者的。
虽然梁启超在使小说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介方面有功劳，但他和晚清小说的文学质量没有多大关系。在这方面，功劳归于在条约口岸的那些较少教养但更富于文学才能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
新小说的实践
晚清文坛上的小说可以容易地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社会小说（或者用鲁迅的说法，“谴责小说”）和写情小说（即言情小说），后者的焦点是人类的感情。
根据胡适的意见，大多数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