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883]
① 出席华盛顿会议的日本代表团的声明，引自惠斯特尔·W.威洛比：《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887页。
① 见郑英还：《中国邮政通讯及其现代化，1860—1896年》。
① 关于丁恩进行的一些改革，见S.A.M.阿谢德：《中国盐务的现代化：1900—1920年》。
② 日本外务省：《中国雇聘外国人人名录》。
经济利益
外国在中国的存在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其中隐藏着一件怪事。在民国初期，外国商号、投资、贷款和人员在中国经济现代部类的重要部分中，占支配地位。但是，现代部类虽然在同时代的史料和追溯性的研究中，有突出的记载，它仍是中国经济的一小部分。外国和中国的现代企业都稳步发展，但在1949年前都不显得很大。晚至1933年，国内总产值的63—65％来自农业，完全没有外国的参与。南满铁路公司在满洲经营一批试验农场，但是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生产主要出口农产品（茶叶、丝、植物油和油制品、蛋制品、皮革和皮制品以及猪鬃）的外资种植园，更不用说生产大米、小麦、蔬菜和棉花等主要作物的这类种植园了。手工业生产也没有外国人参与，在1933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而同时期外国份额相当大的现代工业占2.2％。帆船、大车、兽力和人力运输工具的交通，为现代运输部门的三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而在现代交通部类中，外国拥有或经营的铁路和外国轮船又显得非常突出。中国的对外贸易，甚至它的港口间的贸易，主要通过外国船只进行，但是对外贸易总额，肯定从未超过（也可能从未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不妨假设，如果全部外国拥有、控制、经营的或受外国影响的企业在1915年已经被国有化，欠外国债主的一切公私债务都被取消，那么产生的可以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妨再这样假设）的“剩余”，如与占国内净生产总值37％的潜在剩余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后一个数字是卡尔·里斯金根据1949年以后经过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可以取得的剩余计算出来的。①
但是，外国的工商业者及其资本依然是存在的。现在我们不妨观察一下他们采取的形式和施加的影响。②
贸易
1832年就有的怡和洋行和1867年在上海开始营业的太古洋行，是最有名的两家英国商行。不像许多“中国的老字号大店铺”，两者都经受住了19世纪70和80年代的激烈变化，在这段时期，商人自行进口在市场销售的做法被“委托商”所代替。怡和的总行设在香港，其分支行则分设在各大港口。除了它的总的对外贸易部门和许多代理商号外，怡和洋行还控制着怡和轮船公司（它拥有的41艘轮船是沿海和长江的主要力量）和庞大的怡和洋行货栈。它还在上海经营一家大棉纺厂（怡和纺织公司）和一家缫丝厂；代理俄国外贸银行、有利银行以及许多海运和火灾保险公司及几家航运公司；并与汇丰银行有密切联系。太古洋行稍小一些，但它除了在上海设总行外，还在其他14个港口设有分行。它经营太古轮船公司，在长江和沿海有60多艘轮船；在香港经营太占制糖公司及太古码头和工程机械公司；还有许多经营航运和保险业的代理机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0多家欧洲保险公司由上海的商号代理业务。）仁记洋行也是在华的一家英国老洋行，在更早时期，在广州、福州、天津和长江几个港口设有分行。但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它在上海、香港和福州只有办事处。它主要经营茶丝出口，经办设有许多代理机构的一般委托业务、上海的房地产交易以及航运和保险业的代理机构。老公茂洋行成立于1875年，是最早几家只作为“委托商”经营业务的商行之一，进口由中国商人按契约方式购买的货物。它还在上海经营老公茂纺织公司。还可以继续列举，例如，天祥洋行出口茶叶，进口成匹棉布，经营航运和保险业务，等等；但是还应指出，在民国初期英国商人面临日益增加的德、日竞争。
1856年起设在上海的兴成洋行，是上海最老的德国洋行，在香港、广州、汉口、天津和青岛设有办事处。它是著名的工程公司和提供工厂和铁路成套设备的承包商，还因它的保险代理机构以及它的广泛的进出口业务而广为人知。礼和洋行在19世纪40年代已经开始营业，也许是最大的德国洋行。它是航运代理商，经营扬子码头公司，出口羊毛、草帽缏、蛋制品和猪鬃，尤以进口德国重型机械、铁路和采矿设备（例如为汉冶萍钢铁公司和它的萍乡矿局进口）以及兵器（它是克虏伯兵工厂在华的唯一代理商）最为闻名。它设在上海九江路的总办事处是1908年公共租界中最大的建筑。在香港和六个条约港口设有分支机构。第三个重要的德国商行是美最时洋行，它于1866年在香港开业，1877年在上海设办事处。它是北德劳埃德公司在华的代理商，经营长江的河航和上海的张家浜货栈。
日本最大的商行三井物产会社在华的分支机构，设在上海和其他10个地方。除了代表日本主要制造厂和保险公司外，三井还代理几个著名的英国、欧洲和美洲商行的业务。它开办自己的轮船航线，经营两家纺织厂（上海纺织公司和三泰纺织公司）。
在出口贸易方面，外国商人在此之前已经与以下两项业务发生紧密的关系，一是设立收购机构，从分散的小生产者那里取得供应；一是为出口物资进行分等、捡选和初步加工。到19世纪后期，除了某些加工工作（例如俄国商人经营的蛋制品、皮革和砖茶的加工）外，这些业务的大部分已由中国商人负责。就茶而言，外国商人几乎总是从港口的中国商人那里大批购买。现代的缫丝厂虽然由欧洲人引进，但在20世纪开始时大部分厂为中国人所有（有时有欧洲人——通常是意大利人——当经理）。货物一旦在条约港口卸货，中国商人在进口贸易中的作用甚至更加突出。从19世纪60年代起，随着轮船航运的发展，例如，从事进口棉织品或鸦片的中国商人，往往越过小的港口，而直接在上海和香港购买。虽然洋行在小港口没有被排斥出去，但有些分支机构关闭了，留下的则把业务集中在收购出口货和销售更专门的进口货方面，而不去销售大宗货物，这项业务主要由中国人经营了。这样，民国初期外国商行的业务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大的条约港口，典型地作为委托代理商而在实际上进口售给中国商人的外国货，和从这些地方出口中国货（经过一定的加工）。①
纽约的美孚煤油公司在19世纪80年代，把它的第一批煤油运到中国，再由太古和怡和等洋行经销。在与怡和洋行就指定该行为美孚煤油公司在亚洲（包括中国）的长期销售代理商一事进行的漫长谈判失败后，美孚煤油公司着手建立它自己的市场销售机构。在一开始，它只在上海把煤油售给在“内地”包销的中国商人。但是不久美孚煤油公司就在大港口设驻地经理，并在那里建立巨大的贮存设施。他们指定中国“承销商”，并与之订立契约，严密地监视这些代理商及其下的许多小代理商的销售。“例如在有些地方（如芜湖），纽约公司的手已经伸向街头的小贩。”①专门制作的中文小册子和招贴，宣传美孚的有奖的“德沃”牌和更便宜的“鹰”牌煤油。免费分发和低价销售的带玻璃罩的小锡油灯（著名的“美孚”灯），为煤油建立了市场。到1910年，美孚煤油公司向中国运送它煤油总出口量的15％。（1935年的一项农村调查发现，54％的农户定期购买煤油。）美国的推销员（许多人有大学学位）通过签订保证回国路费和提供续约可能的三年协定而来到中国，用美国方法训练的中国帮办代替了外国商行中常见的买办。美孚的代理人要不断地在内地旅行，要懂中文，负责挑选销售商，保证广大地区的供应，经常就地方的税收与中国官员发生冲突；他们与一些具有较大事业心的传教士一样，深入地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内部。很少外国人的事迹像孙明甫的事迹那样吸引人；他是上海东吴大学传教士校长之子，美孚煤油公司镇江办事处经理，在1911年站在共和一边积极地参加对南京的围困，后来又是军阀之间可靠的牵线人。
美孚煤油公司在中国的主要竞争者，是亚细亚火油公司（英荷合营的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子公司），亚细亚公司通过自己直接控制的与美孚相似的销售网络营业。它也派西方的推销员进入内地，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建立贮存设施，保持煤油的所有权，直至真正零售出去为止。但是美孚和亚细亚两家石油公司的成功，最终还是靠利用而不是代替中国现存的商业体系。它们的中国“承销商”，即批发商，往往是有基业的商人，还有其他的商业利益。甚至美孚煤油公司独特的黄色门面店铺的零售业主，一般都是有名的当地商人。
胜家缝纫机器公司、主要销售纯碱及颜料和化肥等化学品的卜内门洋碱有限公司，以及取得巨大成就的英美烟草公司，也依靠中国的市场销售结构，以使产品能到最后的消费者手中。①英美烟草公司在以下的营业中是与众不同的：它除了进口英美制造的纸烟外，到1915年还经营自己在中国的六个大工厂，这些工厂由于自称的治外法权地位，逃避了大量直接税。从1913年起，英美烟草公司积极地投入了改进山东的中国农民用美国烟种种植烟叶的技术——这种外国侵入农业生产的现象在中国是少见的，而在完全殖民化的亚洲国家则是典型的。但是它的由外国代理商网络指导的销售商和商人体系，只不过是附加在现存的中国运输和地方销售设施之上。在山东——一个早已是种植烟叶的地区——分配烟种和化肥以及购买烟叶，英美烟草公司主要依靠中国的中间商。
除了商业结构本身，中国经济总的贫困状况，从根本上限制了外国商人及其货物的冲击。煤油、纸烟和进口布匹（在最后被竞争的中国织的棉布取代之前）的大量销售，是几个重要的例外。甚至在1936年，中国（包括满洲）对外贸易的人均值，仍小于任何其他国家的人均值。如同有些分析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以及它的对外贸易的人均值，对一个它那么大小的“不发达国家”来说，不算“异常”地低，以下的情况也是事实：外国对中国的农业和矿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