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830]
这些事件使其他省行动起来，结果在以后的四个月中结束了清朝的统治，成立了中华民国。就在这四个月的过程中，在10月10日下午首先发难的那些人却把权力交给当晚与他们交战的人。在10月10日集结其部队的正目熊秉坤和在关键性的当晚带领部队的队官吴兆麟，让位于黎元洪和汤化龙等人，这些人既代表着新秩序，也同样代表着旧制度。
黎元洪是指挥武汉一个混成协的统领，受过现代的训练。他自1896年驻守武汉以来，不断企图肃清附近的革命活动。尽管他作了种种努力，他部下的一些人仍参加了双十起义。黎元洪在开始时进行反击，据说他甚至杀害了一个劝他倒戈的革命党人。当事态急转直下变得有利于起义者时，他打算躲藏起来，但革命派找到了他。他们认识到需要有一个其姓名能使中外人士都有深刻印象的领袖人物，所以只好求助于黎元洪，因为他是能物色到的最高级军官。他们要求的另一个资格只是候选人必须是汉人，而不是满人。10月11日上午，黎元洪被领出了躲藏的地点，并被委为新政体中的都督。还留着辫子的黎元洪答复说，革命派闯的祸已经够大了，应在清朝援军粉碎他们之前收兵回营。众人随即把他架到谘议局，在那里以他的名义组织政府和发表宣言。但他仍不让步。部队对他威胁利诱达两天之久。至少在他们内部有两次对他的所谓杀害被有力地制住了。新政府向湖北省地方官员、其他各省和外国领事致电，宣告他们已采取的步骤，上面签署了黎元洪的名字。同时，他们巩固了对武汉三镇的控制。黎元洪的态度最后软化了下来。他一方面对革命派的成就有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这时又面临着不担任都督就要作为卖国贼而被处决的抉择，所以只得勉为其难。当包括黄兴和宋教仁在内的同盟会领袖约在两星期后到达武汉时，黎元洪并未被撤换下来。
反对替换黎元洪的一个决定性的论点是，政府领导的更替会使外国人怀疑新政体的稳定性。湖北革命派深切地关心列强的态度，因而他们迅速作出了妥协的姿态。他们作出的早期决定之一就是尊重清朝与外国缔结的一切条约和履行这些条约中的一切义务。有关这一内容的照会于10月13日分送给所有的领事馆，不过革命派规定，他们将不承认自即日起与清朝订立的任何协定。照会还保证保护外国人的权利和财产，并且表示了希望列强友邦为了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的利益而与中国合作的意愿。
湖北的革命派急于要表现稳定性和延续性的热情，有助于说明湖北谘议局及其议长汤化龙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当军队把黎元洪带到谘议局以组织他们的政府，选出他们的领导人和决定他们的政策时，实际上他们承认谘议局具有使他们的行动合法化的权力。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又求助于议长。当委任黎元洪当都督时，汤化龙被选主持民政。汤化龙与四川省议长蒲殿俊和湖南省议长谭延闿是同科进士。他与后两人一样，曾在日本留学，是梁启超的追随者，并活跃于宪友会等团体。他不但是最富战斗性的立宪派，也是最早支持革命的人士之一。他与黎元洪不同，不用人去说服他；的确，他自称在1911年10月以前很久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湖北的其他人比汤化龙有更深的革命资历，但却让他担任最高的文职，这可能是他的社会地位所致，而推选黎元洪的决定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因此情况似乎是，为了尽量减少新政府的革命外貌（特别在外国列强面前），不革命的领袖人物在新政府中擢升高位。汤化龙一事说明了革命派——特别是在新军中对政治生疏、对自己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地位没有信心的革命派——急于要显示他们的慎重和责任感，以及他们对代议制和立宪政制的信仰。他们认为，任命一位以忠于这些原则闻名的绅士担任高级职务便能做到这两点。在中国政治天翻地覆的斗争中，汤化龙帮助革命派保持了延续性和一个稳定性的面貌。这样，革命后的政治领导权便大半落到了原来掌握这种领导权的人的手中。其他省份对湖北革命未能产生新领导之事深为失望，但是在那些失望的人们当中，许多人很快就发现，他们本省的事态也在沿着湖北的路子亦步亦趋地发展。
革命之谜
我们的叙述已经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中这场革命似乎吞没了革命派的时刻。在这个时期，有关革命的各种关键问题非常尖锐地被提了出来。不幸的是，这个时期的资料又刚刚开始在搜集、选择和分析，论据仍然是最薄弱和互相矛盾的。在这里，似乎最好先确定问题，然后提出阐释问题的可能的路数，而不是作出不可变动的结论。
从10月10日的湖北省的行动开始起，在随后的七个星期中有十五个省宣布独立。在这些省份中，许多省的较小的政治单位（如市和县）已先于省当局宣布自治。在10月份第一批独立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这段时期，地方一级和省一级的政权兴替无常。在新军官、谘议局领袖、前清官员、商人、秘密会社领袖、同盟会会员以及其他革命党领袖之间，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权力关系。这些关系很少能在长时期保持稳定。执政的权力在中国有了新的含义，并且以新的方式来行使。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都要重新加以衡量。许多新的和互相冲突的利害关系已经相当迅速地形成，特别是私人利益倍蓰增加，同时又出现了一个1900年以前尚未存在的公益观念。1911年的清朝政策把这些日益发展中的利害关系捏成一个对当局持批判态度的质体。但它们的多样性造成了无数不同组合的可能性。在分析1911年时期及以后不久的中国事件时，中心问题是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
最普遍的相互影响可从新军发动的起义中见到：新军已受同盟会宣传的影响，但他们与绅士和谘议局议员协同行动，并得到后两者的支持。最普遍的结果是出现一种省政权，它由都督伙同绅士和谘议局控制的文官政府一起领导。但军政和民政之间的关系各省颇不一样。在某些省份，商人成为军人-绅士-谘议局的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在另外一些省份，前清官员或同盟会会员则侧身于新统治精英的各界人士集团之中。在此期间，广大农村的农民起义在消失，而旧式的政权又很快地重新建立起来。
1911—1913年的这种混乱和多样化成了当时的重要特点。晚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还存在着限制人民思想和行动的各种清规戒律。到了1911年，那些束缚被打破了。1911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围绕在思想和行动的新基础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上。1911—1913年间，由于宗旨不同和组织不稳定而出现的变化无常的组合，是革命性变化的象征。新的势力数量过多，政见又是那么不同，因而互相难以调和，也难以与旧秩序的许多残余势力妥协。但是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当张謇接受清帝国的灭亡这个事实时，他说，各人都自作主张，世上无物能限制这种力量。①一个与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不同的国家正在诞生。
中国长期存在的中央-地方关系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有迹象表明，人们在沿着新的路线寻找解决办法。早在1911年11月，各省政府采取了步骤，要召开一次国民议会和成立国民政府。湖北的领导人宣布成立汉族政府，并呼吁其他省与湖北省一起起来行动。此后不到一个月，湖北呼吁其他革命政府派代表到武汉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之事。同样，浙江和江苏两省宣布独立后不久，它们的都督要求在上海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仿效北美大陆会议”）。因此到11月初，已有两个要求召开全国“独立”省份大会的活动，一个在湖北，紧接着另一个在上海。
各省分离主义的力量依然强大，但讨论继续进行，直到1912年3月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产生。1911年后期和1912年初所议论的是清帝退位的条件、新首都的地点、内阁和国会的作用以及宪法和联邦制的性质等问题。这些是压倒一切的全国性问题。它们是在参加中国政治生活的公众中进行讨论，其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
这样，似乎已经吞没革命的“传统”势力也许根本不是那么传统性的。的确，旧的社会精英在1900年以后仍表现了明显的韧性，但根据许多世纪中他们长期保持的力量来衡量，这股势力也迅速地开始起了变化。从1911年起在谘议局、省一级和全国性政权中非常突出的新绅士，可能真正代表了一次社会革命的开始。由于新军同意与他们合作，它可能已经发现新绅士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更加激进。可以这样来假定：发生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其领导人是温和派中较激进的人（“进步的立宪派”）和激进派中较温和的人（“保守的革命派”）。这样来探讨，可能证明是最有成果的路子。①
革命派锋芒的消失
同盟会会员和其他公开宣称革命的革命组织成员，除了对新军的起义作过贡献和在1911年后期参加地方和省级政权外，1911—1912年又在全国范围内活动得特别积极。例如，黄兴在10月28日到达汉口指挥革命军。其他人在导致清帝退位和成立新的国民政府的重要谈判中担任了主要角色。甚至孙中山在1911年底也重露锋芒，不过他的关于向共和主义过渡的三阶段论的思想已被遗忘。总之，如果与他们在1908至1911年期间的相对静止状态相比，革命派在1911年10月至1912年3月这段时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中，似乎起了更大的作用。使他们地位突出起来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所有反清力量中具有最广泛的吸引力和最全面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