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797]
到此时为止，留学生的活动名义上是针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蔑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主权，而不是反清。但它仍表现了日益强烈的反北京政府的倾向。与上海几个不满分子中心的联系是密切的；而东京各省同乡会发行的刊物，使全中国都惶惶不安。邹容撰写并有章炳麟作序的激烈反满小册子《革命军》1903年首先在上海出版，同时有香港和东京的版本。冯自由认为它的发行总数达一百万册。③最近的研究已把这本著作与其他三本书（即章炳麟对康有为改良主义的抨击，以及陈天华在拒俄运动后不久写的《猛回头》和《警世钟》）列为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小册子。①
1905年发生了留学生与日本教育当局的冲突。那年11月，日本文部省公布了一套《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其中第九条和第十条专门规定学校应保证留学生住在具体分配的寄宿舍中，并对他们进行管理；学校要监督学生的行为，拒绝可疑的人入学，并停止犯规学生的学籍。这一规则体现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关注，因为张之洞已经因学生的闹事和激进主义而变得十分惊慌，所以他警告说，八千多名留学生的思潮充满了革命的危险；但他又说学生十之九受胁迫，煽动肇事者不足什一。②留学生立刻抗议，说此项规则是对他们的歧视，因为规则单单不给他们享受日本人享受的宪法自由，并且指责规则具有政治目的。原来推动留学生来日本的各省同乡会和出版物马上又煽动他们退学以示抗议。大批学生归国，没有归国的几千名留学生则罢了四十天课。为了解决这场纠纷，日本驻北京公使内田康哉和张之洞还进行了几次谈判。
在谈判进行时，日本当局开始担心留学生的骚乱。12月7日，《朝日新闻》认为罢课是由于留学生对规则及其目的的误解引起的。它一开始就指出：“东京各地区学校的八千多名中国留学生的罢课成了一大问题。罢课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它是由于留学生对文部省规则进行了极为狭隘和片面的解释而引起的不满造成的；它还起因于中国国民似乎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志”。当时尚未积极参加罢课的陈天华花了大半夜写就一份遗书，号召同胞们永远不要忘记“放纵卑劣”这四个字。“惟留学生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次日，他在大森跳海自杀，这就使他的遗言更有分量了。他在遗书中写道：“时时勿忘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结果，几乎有两千名留学生返回了中国。随着罢课的深入发展，日本议会议员和其他领导人介入了讨论，于是学生运动再也没有恢复它早期的劲头。对学生的住宿要求不可避免地放松了，到1906年1月罢课开始缓和下来。
罢课为中日两国学生一起行动这一少有的大规模尝试提供了机会。虽然许多人私人之间结成友谊，但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很少有机会在任何社交或非正式场合了解他们的日本同学。1906年1月，发起了成立中日学生会的活动。成立大会有一千五百名学生参加，他们听了大隈伯爵、青木子爵和其他知名人士的演说。大隈又把中国与四十年前的日本相比，并且指出中国学生留学日本的必然性。马相伯号召中国留学生爱国勿忘学习，学习勿忘爱国。①有些留学生获得了更有意义的个人感受。鲁迅后来在赞扬他的导师藤野教授时说，藤野在借给他笔记和检查他的笔记本时的关心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致他担心其他学生会指责藤野偏心。但中国留学生回忆录中更常见的，是对日本人傲慢的愤慨和对本国软弱的体会的记载。北一辉后来指出，弱者和强者很少能成为朋友；很明显，最近才弱起来和最近才强起来的人们，在象中日两国那样关系复杂的情况下，似无成为朋友之可能。
尽管留学生人数稍有减少，并且入学的人逐渐只限于更加合格和认真学习的学生，但学生运动逐渐成为产生动荡、不满和行动的重要源泉。在清代的最后几年中，在东京的中国各省的和全国性的留学生组织一直警惕地注视着对中国主权尊严或真或假的侮辱。和其他列强一样，日本人在这些事情上常常有些过错，甚至为了革命者的利益（这些利益可能更合学生的口味）而去冒犯北京的尊严时也是如此。在连续发生的铁路借款和争夺势力范围的纠纷中，留学生发现不乏可以用来保持他们政治觉悟的事件。①
① 郑冼秀兰（音）：《1905—1912年同盟会的组织、领导和财政状况》（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62年），第116—117页。注意K.S.刘在《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书第40、59页叙述的地方关系。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515页提到学生会在1902年接收了向中国出口日本书籍的机构。
② 幸德秋水：《帝国主义》，第35页。岩波书店重印了1901年的这部名著。
① 《伤心人语》，这是梦芸生写的一部论战性小说，在1906年出版。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213页。
② 景梅九：《罪案》，第34页。
③ 例如，郭沫若在1936年写的文章中说，“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本来支那并非恶意，有人说本是‘秦’字的音变，但出自日本人口中，则比欧洲人称犹太还要下作。”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224页引了这段话。实藤作了长篇讨论，并对使用此词表示歉意。竹内好在《中国》第16期（1965年3月，第34—36页）的文章中也警告不要用“支那”一词。1930年国民党政府使日本政府同意，在官方通信中不再使用这个名词。
① 关于用注音符号拼成“Sokoman”音的年轻人的日记，见实藤惠秀：《明治时期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第 277—336页。关于乃木，见317页。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512—513页。
① 关于1907年协议，见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106—107页。关于在华的日本教师情况，见第96页。到清代后期，在华的日本教师约600名，甚至在来华热潮衰退以后很久的1909年，中国学校邀请的356名外籍教师中，有311人是日本人。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当然是费用问题。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24—460页。
②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68—71页。
① 关于英国人看到的危机发展以及中国外交部把“七条要求”秘密透露给英国代表的情况，见伦森编：《1895—1904年处于俄国和日本之间的朝鲜和满洲：英国驻日和驻华公使萨道义爵士闻见记》，第213—217页。
② 关于详细的分析，见永井算己：《关于拒俄学生军》，载《信州大学纪要》，第4期（1954年9月）第57—83页。
③ 邹容：《革命军》。约翰·勒斯特介绍和翻译此书，并加注释，见英译本第152和84页。
① 岛田虔次：《中国革命的先觉者》，第64页。此书包括陈天华的政治小说《狮子吼》的日译文，见第81—121页。岛田还在《辛亥革命的思想》一书中刊载了《警世钟》的译文，见83—144页。又见欧内斯特·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陈天华》，载《中国论文集》，第13期（1959年）第113—162页。关于陈天华，又见《中国革命的先觉者》，第61—79页。
② 引自永井算己：《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性质》，载《信州大学纪要》，第2期（1952年7月）第31页。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61—511页也详细叙述了这场斗争的经过。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92页。
① 关于铁路争端，见永井算己：《江浙铁路事件与清末的民众》，载《信州大学纪要》，第11期（1957年）第1—25页。这是一篇研究在1907—1908年抵制江浙铁路的英国借款的文章，抵制运动从东京的江浙学生集会上开始。关于借款谈判，见孙任以都：《1898—1911年的中国铁路和英国利益》，第61—68页。
翻译的影响
留学日本所产生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是很大的。郭沫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总结说：“我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在学习日本以打破封建因袭的同时，这种学习还有助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②学生运动首先被想加快求得西学的愿望所推动。早期的学生刊物和报纸都为译文开辟专栏。早在1896年，梁启超就指出中国的翻译活动进行得太慢，他敦促利用日本译文。中国人马上利用日本的各种简编或书籍以寻求西学以外的知识。最早被翻译的日文著作之一（在1899年）是一本东亚史。到1900年，一批中国留日学生（其中包括两名未来的总理，两名未来的驻日公使）已经成立了一个翻译和出版组织。在几年内，一些有魄力的出版商已经收集了各种学科的成百种日文书籍进行翻译。据郭沫若回忆，他在四川高等学校学习的书籍包括日本科学著作的中译本。对日本现代化秘密的探索自然还会导致翻译许多日本的近代史，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翻译的一系列著作中，明治时期领袖人物的传记性作品和政治史的数量多得惊人。翻译作品还包括当时日本的政治学研究，如幸德秋水和浮田和民的论帝国主义的著作。
中国之转向日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发生在中国对外国作品的兴趣从纯科技转向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时候。钱存训教授曾经提出，随着二十世纪的来临，“兴趣的变化反映在翻译作品方面，因为对过去几个世纪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热情转到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新的着重点对以后几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起着重大影响。自1902至1904年，几乎一半翻译书籍与历史和制度有关。对制度改革的兴趣以及日本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