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778]
1885年后期有十六营楚勇在台湾，由左宗棠原来将领之一刘璈率领，此人在1881—1885年任台湾道台。刘铭传现在接管了刘璈的楚勇，还统带着他本人带到台湾来的十营淮军。淮军的补充兵员主要从刘铭传的家乡合肥取得，这使他到1888年拥有总数达四十三个营，即二万二千人马。两位欧洲教官训练着他的士兵。②
刘铭传知道，他不能指望在规定的五年期满以后每年还有八十万两协饷收入。可是，他找到了弄到岁收的办法，这就是要使农田的实际所有主缴付更多的税。这一改革首先要求搞一次地籍调查，而这项工作在清代却从未在一省的范围内开展过，除了新建的新疆和台湾二省以外。李鸿章知道中国农村的既得利益集团壁垒森严，所以他在受任直隶总督以后的1870年明确指出：“通省清丈，断办不到”。③可是，刘铭传1886年恰恰着手解决了这个问题，结果把台湾地赋的估计收入从183，366两提高到了1888年的674，468两。
在这一时期之前的两年中，刘铭传已经成立了两个清赋局，一在台北，一在台南，挨家挨户编造土地清册。他正在利用渡过福摩萨海峡而来的移民两个世纪以来的开拓成果。从十八世纪初起，数量不大的人们（有人说台湾全部是四万人）曾得到政府的专利执照，准许他们开垦大块土地。①可是，这些专利执照持有者中很少有人自己实际从事垦殖。反之，他们把每块土地分给几个开发者，后者又转而把地再租给佃户。当涌入的移民越来越多和地价上涨时，许多开发者实际上又变成了大的外居地主，即人在城市而坐收佃户四成至六成收成的地主。这些地主在台湾被称为小租户：他们应向那些专利执照持有者（被尊称为大租户）交付他原来收到的土地收成的百分之十左右。根据传统，只有执照持有人才付土地税。由于台湾岛上清朝官僚体制的腐朽无能是臭名远扬的，专利执照持有人往往连并不沉重的地税也予以规避。例如，刘铭传惊愕莫名地发现，淡水全县每年的土地税仅能收780两！另外，许多专利执照持有户已日就式微，那些小租户常常是具有绅士地位的很大的地主，他们根本不纳税。
至少在台湾北部，刘铭传赢得了当地绅士领袖人物的合作，税制改革进行得颇为顺利。小租户是实际的土地所有者，所以发给地契，并且每年比照他们的土地征税。原来的专利凭照在理论上仍然有效，但小租户每年向专利执照持有者交付的地租减少了百分之四十。新制度早在1888年就已在台湾北部实行。可是，这改革在台湾中部和南部却遇到了抵抗，这部分是由于土地调查中的种种弊病。1888年，在彰化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起事，它是由当地的地主施九缎领导的。②虽然新税法最后在中部平原也得到推广，刘铭传认为必须与台湾南部的更加巩固的既得利益集团作出妥协，于是同意了这样一个方案：某些专利凭照持有者可以保留他们与土地的关系，而与小租户一起分担新征的土地税。
同时，刘铭传还想开辟该岛的商业财源。他开征了种种厘金税，但由于外国商人的反对，许多种厘金被停止征收。他向山上的每一座蒸馏厂征收樟脑税，不过他不得不准许外国商人免交厘金税出口。这些收入来源，加上关税和土地税的留成（即平余，这是征税所收之铜钱折算成银两的“成色差额”），使得刘铭传治下的台湾甚至在1889年协饷已经停解之后岁收总数仍能达到二百一十二万两。50000444_310_1①
刘铭传用这有限的资财计划了许多亟待开发的项目：办铁路，开航运，采煤，兴建一所洋学堂，聘用外国人训练军队。但不幸的是，正值全中国都必须为防御日本而进行准备之际，刘铭传的部队却必须在台湾的高山密林之中与“凶残的生番”作战。
台湾土著和汉族移民之间的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当移民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估计增加到了二百五十万人的时候，自然要引起对较低山丘可耕地的争夺，土著居民在这些地方或是被消灭，或是被赶跑，或是被降服。那些随波逐流并心甘情愿来到台湾的清朝官员们，从未制定出一项令人满意的“山区政策”。移民和生番之间的冲突历久不衰；后者也购买了火器并且善于把守山隘，他们经常突袭平原，杀人泄忿。②刘铭传部分地为了便于同他们作战，部分地为了取得樟脑和木材，就建造了一条横亘东西两海岸的道路，穿山越岭，止于彰化。由于战斗越来越激烈，数以百计的清军士兵和几位最好的淮军军官染病而死于瘴疠地区。刘铭传在台湾任职期间合计对“生番”打了四十次仗。尽管他使用了机关枪和野战炮，他的部队仍吃了几次大败仗，例如1889年在宜兰附近便损失了273名官兵，包括他自己的侄儿在内。清军的士气很低；①在旷野地方作战并无战利品可资掳获，这就使得这种对土著的战争完全不同于打太平军、捻军或打回民的战斗。
刘巡抚既是一丝不苟，又富于创造精神。1885年，他指控道台刘璈贪污，由此得罪了台南地区的官僚和地主势力。为了吸引品性卓异的文官到台湾服务，他在1886年上奏说：和在新疆一样，凡到台湾服官积功满三年以上者，准其回大陆后优先擢升。刘铭传不得不从吏部为台湾挂牌的人员中挑选府县长令。可是他在1888年提出要求：鉴于台湾环境的特殊，十年之内那里的县令应由巡抚荐举，特别是要从有地籍调查经验的人员中荐举。吏部认为，该部在台湾十年停止任免人员的时期太长，而清帝则准许他三年之内可自选县长。②
和李鸿章一样，刘铭传也设专局来经办他的新事业。但在1889年，清廷强调地重申了1885年的上谕，要求各省裁减这样的局及其人员，而凡属必不可少者，应将它们的财政情况定期上报户部。③当清廷的政策实际上决定把力量集中在北京的苑囿方面时，刘铭传的倡议就几乎得不到清帝的支持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也不得不归还七十年代政府所举的公债。④
到了1890年，刘铭传也和他的前任丁日昌一样逐渐丧失了希望。甚至他的卓越的地籍调查工作也被御史们攻击一通，说它引起了1888年的叛乱。①刘铭传开设了一个商务局（英文名称为The Formosan Trading Company），它的经费来源一为台湾官方资金，一为私人所认捐款，特别是新加坡华侨的捐款。虽然它在1888年拥有两艘英制新轮船，但它在与外国商号的竞争——甚至在与中国轮船招商局的竞争——中，一直赔累。1888年，刘铭传改组基隆的著名煤矿为官办的“基隆官煤厂”。但它缺少周转资本，所以刘铭传打算接受一位英商的一百四十万两的投资，其条件是这个企业应在二十年内在台湾享有垄断机器提炼煤油及机器采煤的权利。可是，北京拒不批准。为了挽救基隆的煤矿，刘铭传在1890年6月重新奏请清帝：这些矿井可以交给一位广东人率领的一批中国人经办。扩资之后，台湾政府将出此资本的三分之一，接受其相应份额的红利。从这个迹象可以看出他在北京失了势，并且也可看出他的庇护人李鸿章的影响下降了；因为他为此受到总理衙门及户部的严厉批评，原因是他重新提出了早已被朝廷批驳的建议：它们耽心这些投资者的后台仍是外国人。1890年10月的一道上谕给刘铭传以“革职留任”的处分。②
1891年6月当刘铭传辞去台湾巡抚的时候，他或许有一种慰藉。自从1880年以来他一直为在中国建造铁路奔走呼号，1887年他得到清帝批准在台湾兴建了铁路。在“官督商办”的名义下，刘铭传的商务局从海外华侨那里集资一百万两。工程进展得很慢，但在1891年6月台北和基隆之间长二十英里的路面已被铺轨十五英里，而两年以后，在他的后任邵友濂的任期内，台北和新竹之间四十二英里的铺轨工程也得以完成。①它的起步是缓慢的，但在1894年全中国仅有319英里铁路，包括台湾在内。在直隶，李鸿章花了二十年时间才建成一条长257英里的铁路。
武备学堂和它们的问题
中国第一所训练陆战人员的学堂——即天津武备学堂——直到1885年才建立，即在天津水师学堂兴办的五年之后。在这方面迟迟才动手是叫人很难理解的，鉴于李鸿章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大力向欧洲和美国派遣人员去接受军事训练，这种现象就更是不可理解的了。②早在1875年美国将军埃默里·厄普顿即曾向李鸿章建议应开办一所中国的武备学堂，但李鸿章以厄普顿的建议花费太大而加以拒绝，因为它需要从美国陆军聘用九位教师和教官，还加上一个学六年英语的方案。1880年，戈登也敦促李鸿章兴办一所武备学校，但只是在1884年他才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这显然是因为：中法战争方兴未艾；几位德国教官已到达中国；他的某些将领——特别是周盛传——改变了态度。③
迟迟不能开办陆军学堂，无疑是由于大多数勇营军官抵制向他们带领的部队中输进新成分。新式海军则不那么威胁既得利益集团，虽然李鸿章早期的海军军官据说很快就养成了反对新培养的士官生的偏见。甚至周盛传也表示，他虽然赞成按照西方模式兴办一所中国武备学堂，但他也觉得不一定会培训出许多将领来。①周盛传基本上满意淮军的指挥结构，他对许多老军官会反对人事的变动是了然于胸的。
李鸿章最初关于开办这种学堂的建议是很有节制的。他只计划训练约一百名下级军官和一些从淮军及练军营伍中选送来的士兵，再加上若干愿意学点军事的文员而已。经过压缩的课程包括天文学、地理、科学、测量、打样、数学、筑城学和军事操练及作战。六名德国军官开始在学堂教书。课程主要以德文讲授，由从同文馆或其他地方调来的译员帮助翻译。李鸿章希望学生们能在一年内完成学业（实际上要两年），然后他们回到原单位把新学来的知识传授给同伴们。从1885至1900年用这种方法共对大约一千五百名士官生进行了训练。大多数人只充当教官；只有少数人成了军官。②
1887年春，李鸿章增加了一项旨在培养军官的五年计划。应试者年龄限在十三至十六岁，并要求所受的中文教育应与其年岁相当。是否合格，应以入学考试为准。最初有四十名学生被录取，每个学生必须保证连续在校五年，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许结婚。父丧或母丧可以准假，但假期很短。③这五年学程是相当严厉的：头三年学一门外语（德语或英语）、算术、代数、几何、机械学、天文学、自然科学、地理、地图绘制、中国历史和经书；后两年包括射击学、军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