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75]
② 这些看法是严尤向王莽提出的（公元14年），见《汉书》卷九四下，第3824页。
③ 《汉书》卷五四，第2455页。
① 关于四郡建立的时间是有疑问的。一种观点认为，四郡中没有一个是在公元前104年以前建立的，最后建立的武威可能是在公元前81年至前67年之间。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59页以下，第145页注②。
② 关于匈奴国家的封建性质，见威廉·麦戈文：《中亚的早期帝国：斯基泰人和匈人以及他们在世界史上的作用，特别利用中文史料》（查佩尔希尔，纽约州，1939）第118页。
① 《汉书》卷六，第17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62页）；《汉书》卷九四上，第3769页。
② 《汉书》卷九四下，第3795页。关于匈奴的政治结构，见谢剑：《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2（1969），第231—271页。
③ 《汉书》卷九四上，第3774、 3782页。
① 《汉书》卷九四上，第3787页。
② 关于冒顿的活动，见《汉书》卷九四上，第3749页。关于“儿单于”在嗣位以后表现出来的沉溺于残酷行为的倾向，见《汉书》卷九四上，第3775页。
③ 关于继承问题，见手塚隆义：《匈奴单于相续考》，《史渊》，20：2（1959），第17——27页。
④ 《汉书》卷九四上，第3789页以下。
① 《汉书》卷九四下，第3795页以下。
② 《汉书》卷九四上，第3771页。
③ 《汉书》卷九四上，第3773页。
① 关于新形式的内在原则，见《史记》卷一一○，第2913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86页）。关于萧望之，见《汉书》卷七八，第3282页；《汉书》卷九四下，第3832页。
② 《汉书》卷九四下，第3797页。
① “松散的控制政策”（羁縻）审慎地避免将正规的官僚政治强加在非中国民族身上，关于这一概念见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第31页
② 《汉书》卷九四下，第3798页。
① 《汉书》卷九四下，第3803页。
② 关于这一事件，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11页。
③ 《汉书》卷九四上，第3780页。
① 见《汉书》卷九四下末（第3833页）班固的评论。
② 《汉书》卷九四下，第3812页。
③ 《汉书》卷九四下，第3810页。
① 《汉书》卷九四下，第3803、3806页。关于这一婚配的传说和它在随后的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见阿瑟·韦利：《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公元前772—846年》伦敦，1949），第12页以下，第130、184页。关于遣送中国公主与其他亚洲民族首领结婚的更多事例，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前125—23年的早期阶段》（莱顿，1979），第43页以下、第146页以下。
② 关于乌桓，见以下《乌桓的迁居》。
③ 《汉书》卷九四下，第3829页。
④ 《后汉书》卷十一，第505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九，第2940页以下。并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9（1967），第102页以下。
① 见手塚隆义：《关于日逐王独立与南匈奴单于之继承》，载《史渊》25：2（1964），第1—12页。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2页以下。
① 贡品的数量是在公元50年确定的；《后汉书》卷八九，第2944页。94年上奏疏的人是袁安，见《后汉书》卷四五，第1521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78页；《后汉书》卷二八，第3626页。
①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3页以下。关于弛刑和他们被纳入军队，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240页以下；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79页、150页注24。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2952页。
③ 《后汉书》卷八九，第2962页以下。
④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4页。
① 《后汉书》卷89，第2955页。关于最初的部落成员的不同来源以及那些新近归附的人的问题，见手塚隆义：《关于南匈奴的“故胡”与“新降”》，载《史渊》，27：1（1966），第1—10页。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2957页。
③ 关于刘渊，见《晋书》卷一○一，第2649页；《资治通鉴》（卷八五，第2702页）以现已散失的资料为据，声称中国人（晋）和匈奴人（胡）都集合在刘渊一边。
①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2、2945—46、2948页。
①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8、2957页。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9—2950页。
③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9、2952页。
①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第37页；手塚隆义：《关于南匈奴的“故胡”与“新降”》，第3—5页。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2950页。
③ 《后汉书》卷八九，第2951页。关于北匈奴的西迁，见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载《历史研究》，1977.3，第126—141页；萧之兴：《关于匈奴西迁过程的探讨》，载《历史研究》，1978.7，第83—87页。
西域④
汉代中国向西域扩展是它和匈奴军事对抗的一个直接结果。公元前177年，匈奴已成功地迫使张掖地区（甘肃）的月氏完全归附于它，制服了从楼兰（公元前77年易名鄯善，罗布泊之西；车尔成）到乌孙（位于塔里木盆地的伊犁河谷）的西域大多数小国。从那时起，匈奴能够利用西域的广大的自然和人力资源。这个地区对草原帝国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致被称为匈奴的“右臂”。在公元前138年，汉朝决定切断这条“右臂”，便派遣张骞和一个百余人的使团向西运行，其中包括一个投降的并愿作他向导的匈奴人。①
作为首次西行的中国使节，张骞使团的直接目的是寻求与大月氏的军事联盟，后者在冒顿统治的初期被匈奴打败而丢了脸。然而，张骞和他的同行者在被匈奴俘获并被他们拘留达10年以后才终于到达大月氏的领土。张骞和同行者感到沮丧，因为他们发现，月氏已经安居乐业，以致不再想进行对匈奴的报复战争。整个使团中只剩下两人在前126年左右回到长安。②然而，张骞的失败归来却成为汉代中国随后向西扩展的成就的开始。汉朝后来决定对那个地区某些小国首次提出外交建议，这主要应归功于张骞带回的关于西域情况的报道。
进入西域：张骞的倡议
前121年，匈奴浑邪王投降汉朝。后来，朝廷命令他和他带领的40000部民从他们在河西地区的军事基地移到北部边境。③由于匈奴空出了河西地区，汉朝第一次得以直接和西域接触。因此，张骞抓住机会向皇帝上奏，建议和西方诸国建立正式的联系。他说：④
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朝廷批准这个建议，张骞再度前往西域，同行有300人（可能在前115年或稍早）。由于使团知道西域人民普遍渴望得到汉朝的财物，它便带了上万头牛羊和大量黄金、丝织品，作为皇帝赠给西方诸国首领们的礼物。由于遭到乌孙贵族的坚决反对，张骞未能说服乌孙人民东移。但他的使团在和诸如乌孙、大宛、康居、大夏和于阗这些国家开始建立联系方面是成功的。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对新的联系是感到如此的兴趣，因而派遣使节到中国来向汉朝表示殷勤。这样便开始了汉朝向西域的扩展。①
从张骞第二次出使与公元前60年建立西域都护②之间的半个世纪，汉与匈奴为了控制西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西域长期在匈奴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不言而喻使汉朝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从匈奴手中夺取该地区，汉朝觉得必须采用多种策略。
选择乌孙作为外交部署的第一个目标是经过很好考虑的。乌孙有53万人，能作战的有18.8万人，是西域的匈奴同盟者中间人口最多、兵力最强盛的国家。③乌孙最初被汉朝的黄金和丝绸所迷惑，但是汉朝领导立刻发觉单有财物不足以赢得乌孙的归顺。在公元前110年到105年之间，朝廷决定送一名汉室“公主”嫁给乌孙年迈的首领昆莫。①反之，乌孙向皇帝赠送马千匹作为“聘礼”。这样利用婚姻作为政治工具的做法是由以前与匈奴和亲的制度改造而成的，匈奴单于很快便看出这一行动的意义所在。他也送一个女儿去嫁给昆莫。乌孙首领立汉公主为右夫人，立匈奴公主为左夫人。然而，按照匈奴习惯，以左为贵；在这场外交交锋中汉朝可能是失利的。②
汉朝与匈奴也在他们对人质的要求和待遇方面进行竞争。楼兰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由于夹在两大势力之间，楼兰在公元前108年送了一名王子到汉作人质，送另一名去匈奴。前92年新王继位时，同样的历史又重复了一遍。虽然人质制度起源于中国，但匈奴现在十分熟悉这种策略。这样，数年之后，当匈奴单于比汉朝先得到新王之死的消息时，他迫不及待地将作为人质的王子送回楼兰，操纵了有利于匈奴的嗣位。③这一突然行动使楼兰对外政策基本转到坚决反汉的路线上，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前77年汉朝官员傅介子成功地刺杀偏向于匈奴的国王为止。
军事征服
汉朝在西域的争霸中，真正决定性的胜利是在战场上取得的。前108年，汉帝国以袭击楼兰（车尔成）和车师（土鲁番），开始了它的军事远征。楼兰是一个小国，据后来的记载，有人口14100，位于汉代中国的西境入口处。在离开敦煌以后，楼兰是丝绸之路的第一个大站口，也是中国向中亚扩展的关口。另一方面，控制着土鲁番洼地的土鲁番，好比是匈奴进入西域的南门。它还阻挡着汉朝渗入在伊犁河谷的乌孙及其以西位于锡尔河和阿姆河上游之间的大宛（费尔干纳）。为了取得这两个战略地点，汉朝派遣赵破奴将军去攻打车尔成和土鲁番。在成功地迫使车尔成降附和给予土鲁番一次重大的打击以后，汉朝首次使西域感受到它的军事力量。因此，三年以后，即前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