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726]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四十年中，中英双方都提供了更多的文献：伦敦档案局中有从中国带回的英国公使馆和领事馆的档案，有机密印制品（参见罗惠民的《外交部关于中国及其邻国的机密文件》）和最近从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带回的中文档案（参见庞百腾著《对伦敦档案局所藏广东省档案的批判性指南》）。日本在这方面也由佐佐木正哉作了贡献，他连续公布了数卷在伦敦档案局发现的中文材料（见浦地典子、费正清和市古宙三编的《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
中国方面，从1950年以来台北和北京都出版了一些内容广泛的文献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1954年出版齐思和编的六卷本 《鸦片战争》一书，它竭力用文件说明人民大众的心情和行动，以补充书中官方记载的不足。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阿英（钱杏邨的笔名）编的来源于民间的资料。
条约口岸很早就开始产生了一批论述当时中国的文献，此传统一直持续不衰。第一个汉学权威是德庇时爵士，他原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官员，后来为英国驻香港的全权公使和总督，1836年他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论》，后来 1857年出了修订版，篇幅扩大到980页，仍为两卷本。那时，卫三畏的《中华帝国地理、政府、文化、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概述》（两卷本，1848年初版，1204页；1883年修订版，1611页）一书已超过了德庇时的著作。卫三畏的著作是这类书籍中最有影响的一部。此书直接反映了1833年以来驻广州外国人的经验，特别是表达了早期传教士们的观点。这部书还利用了在广州和澳门出版的《中国丛报》月刊（编者为裨治文和卫三畏，从1832年办到1851年）。1845年在香港开始出版《中国差报》，1850年在上海出版《北华捷报》。所有这些报刊都刊载各种事件，同时也用来表达并保存了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看法。
由于有了这些可利用的资料，出现了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他就是退休的中国海关监督马士（他在哈佛大学1874年得文学士学位，1924年得文学博士学位）。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于1910年出版，是“蓝皮书历史”的主要经典著作。马士有三十年当晚清官员的经验，这使得他对1834—1860年记载的论述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性和（对他那个时代来说）难得的公正性。在日本，论述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已由东京大学坂野正高教授发表（参见浦地典子等人的《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的二十多个条目）。他的主要英文著作是《1858—1861年的中国与西方：总理衙门的起源》。当然，另外一些有价值的著作已在第五章的脚注中列出。
记述通商口岸人物的著作有莱恩-普尔和迪金斯的热情洋溢的两卷本《巴夏礼爵士生平》，以及米基记述阿礼国爵士生平的两卷本《维多利亚时代一位驻华的英国人》。巴夏礼与阿礼国这两位书中人物现在应当受到重新评价。旅行记包括法国神父古伯察所著引人入胜的观察记《一次穿越中华帝国的旅行》（两卷本），以及英国植物学家福钧的观察记，他为印度获得茶种，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三次穿越中国内地各省旅行。两次鸦片战争使参战的外国人写下了许多回忆录。
中国的观察家在当时也写下了大量的著作。最著名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这两部书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作为世界地理出版的；最近伦纳德、米切尔和德雷克等人对它们进行了研究。已故的张馨保研究钦差大臣林则徐的著作已在上文提及。J.Y.黄则根据伦敦档案局的广东省档案研究了叶名琛大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据总理衙门档案写了四十多种专著，主要涉及的是1860年以后的时期，但是吕实强和王尔敏等人的著作也涉及1860年以前。
论述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作用的著作，可参看卡迪的《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关于香港本地史的著作，见恩迪科特的《1841—1962年香港的政府和人民》。上海的早期历史尚有待研究。
然而总的来说，如果把整个有关中国和西方最初密切接触的历史研究工作用出版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著作来衡量时，史学家们在这方面似乎处于发轫阶段。这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1860年以后的更大事件上，部分也是由于对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史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现在还没有发现用任何文字撰写的论述嘉庆和道光时期（1796—1850年）的重要著作。《历史研究》杂志上的文章已经提出了问题并表明了新的看法，我们期待众多的中国史学家们能做出成绩来。
第六章 太平军叛乱
由于基本资料既缺乏，又流失于全世界，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有专攻太平军叛乱的史学。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在他的带动下，新一代有创见的史学家根据从外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新发现的许多中文资料，开始开发这个领域。在西方，1927年黑尔突破了前此从通商口岸的角度观察这次叛乱的观点；他的《曾国藩和太平军叛乱》一书通过利用曾国藩全集的资料扎扎实实地用中国人的观点来考察常胜军。自那时以来，出现了大量的资料集和研究著作，要了解它的概貌和广度，最好去查阅邓嗣禹所编的优秀的批判性书目——《关于太平军叛乱的史学》，此书对东亚文字和西方文字所写的资料及专著都进行了评述。
研究人员还有必要参考张秀民等编的《太平天国资料目录》，它以拥有各省的资料见长。关于地方志中的重要材料（这是了解叛乱对地方社会所起影响的唯一途径），可参考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所附的374篇书目。
自从邓嗣禹的书目出版以来，大量重要著作问世。其中论述这次运动的最优秀的英文著作是迈克尔和张仲礼的《太平天国叛乱的历史与文献》。第一卷是精心研究的叙事史。第二、三卷是篇幅庞大的新译太平天国文献集，其范围从主要的典籍直到片断的昙花一现的事件。除了内容广泛的东亚和西方文字写的书目外，这三卷书中的评点性注释使它成为认真研究太平天国者的必备之书。
自邓嗣禹的书目问世以后，又出版了一部大部头资料集，这是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根据从各省地方图书馆周密搜寻得来的资料编成的（显然由罗尔纲指导进行）。发现了许多罕见的或未曾 公布的资料，由于收集的全部资料分量过大，不能完全发表，所以出了六卷选集，即《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还发表了一部点燃太平天国叛乱的宗教小册子的复制本，即梁阿发的《劝世良言》，这是一份人们经常讨论但却很少读过的罕见文献。
晚近另一些著作中有王尔敏研究李鸿章淮军的《淮军志》；邓嗣禹的《太平军叛乱和西方列强》，此书的内容大大超出了书名的范围，也论及这次运动的许多附带事件，包括另外一些叛乱在内；而简又文的有长期价值的著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已有英文节本。其他一些可使用的资料另见第六章的脚注。
第七章 1800—1862年的中俄关系
已出版的有关十九世纪中俄关系的书籍，着重研究的是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谈判。对于中俄贸易，特别是新疆的中俄贸易。以及对固勒扎条约背景的研究则很不够，苏联著作主要是试图开脱它侵占清朝领土的罪责。中国著作则针锋相对地予以谴责。甚至对这个题目，持任何一方观点的人都没有发表过分析深刻的论著。我们期待着全面了解俄国政府内部关于黑龙江问题的意见和穆拉维约夫按照官方训令行事的程度。我们还希望了解北京怎么会容忍事态发展到让俄国侵吞领土的地步，清政府对满洲东北部的了解或关注的程度有多大，以及丧失领土在中国产生了什么反应。（政府对此是如何解释的？谁关心过此事？）
对英语读者来说，克拉布的《中国和俄国的“大赌博”》一书是研究整个中俄关系的最好著作。对1858—1860年间的谈判论述最充分的是奎斯特德的《1857—1860年俄国在东亚的扩张》。徐中约的《中国进入国际家庭》一书也很有价值。更早一些时候论述俄国合并黑龙江的优秀著作是拉文斯坦的《俄国人在黑龙江》。论述十九世纪的中俄关系而以十八世纪为背景的有法乌斯 特的《1727—1805年俄国对华贸易及其背景》。
苏联的最重要著作是斯拉德科夫斯基的《1917年以前俄国各族人民同中国的商业经济关系史》和纳罗契尼茨基的《1860—1895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巴尔苏科夫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一书仍旧是研究俄国在黑龙江活动的必要资料。对于研究总的俄国对外政策来说，《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对外政策》是一大贡献。《俄国东方学史概论》丛书，提供了关于俄国汉学、蒙古学及有关学科的发展的有见识的资料。
中国关于1800—1862年中俄关系的学术成绩粲然可观，但是大半都着重谈领土丧失问题，而且对俄国扩张行为的评论过分简单。对俄国行为的大部分论述无非反映了他们的认识，即俄国人需要一个不冻港口，以及他们在中近东受到了挫折；例如，陈登元的《中俄关系述略》和曾志陵的《中东路交涉史》即是如此。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一书对中俄关系有较深刻的认识，它还使用了俄文材料。
最好的一本书是赵中孚的出色的研究著作《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
关于包括蒙古和新疆边界在内的整个中俄领土问题，研究最全面的是程发轫的《中俄国界图考》（1970年增订版）。此书由于为清帝国提出过分要求，对清朝的藩属的涵义作了误解，从而损害了它自己的论据。此书和第二十页相对的那张地图颇引人瞩目，它把浩罕、布哈拉、阿富汗、尼泊尔、不丹和缅甸都划入清朝版图。虽然如此，但此书资料丰富，如果审慎地使用，还是有所帮助的。在《中俄交界详图》一书中可以看到极其出色但尚欠细致的地图。
上述赵中孚、克拉布、奎斯特德、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以及徐中约的《伊犁危机》中，都附有不同文字的参考书目， 包括一些日文著作。主要的原始文献汇集有《清代筹办夷务始末》、《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和《四国新档》（第三卷）。
第八章 清朝的亚洲腹地（已见上文，兹不赘）
第九章 清代的中兴
研究清朝中兴，在书目和概念方面仍然要以芮玛丽的《同治中兴》一书作为起点。至少对同治时期（1862—1874年）来说，芮玛丽不仅仅钻研了《大清历朝实录》，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