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724]
清代所传主要作品有这样几种：有三种文字的《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1795年）以及为嘉庆、道光、咸丰和同治时期写的续编；祁韵士编辑的《皇朝藩部要略》，它利用了上述著 作的材料；以及有三种文字的《钦定理藩院则例》（特别是1827年版，该版经过修订于1843年再版）。对清朝政治制度的概述可见《会典》和《事例》，特别是1818年和1899年的两种版本。
对于一般英语读者来说，都能看到单独的满洲史、蒙古史、东突厥斯坦史和西藏史的优秀著作，另外还有用其他文字撰写的重要史书。对满洲作综合论述的，只有罗伯特·李的《清代历史中的满洲边疆》一书。
论述蒙古的历史文献更为丰富，但它们往往重在叙述外蒙，比较忽视内蒙和卫拉特。用英文编写的主要著作有鲍登的《蒙古近代史》和米勒的《内蒙古的寺院和文化变化》。但是，论述最充分的是蒙古人自己编写的著作，如《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卷（1604—1917年）；纳扎格多尔济的《满洲统治时期的喀尔喀简史，1691—1911年》；以及题旨比较狭窄的一些文件汇集和专著，特别是纳扎格多尔济和那桑巴尔吉日编的《四艾马克税册》；那桑巴尔吉日的《1691—1911年外蒙对满清王朝履行的义务》；以及那桑巴尔吉日和纳扎格多尔济编的《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人民申诉书》，此书已由拉锡登杜格和弗隆尼卡·维特合作译成英文。
主要的中文著作有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此书已由波波夫译成俄文，又由须佐嘉桔译成日文。中文的著作书目有张兴唐编的《蒙古参考书目》（台北1958年版）。
论述十九世纪蒙古的许多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大部分出自日本和苏联的历史学家之手。两部有名的旧著是：矢野仁一的《近代蒙古史研究》和桥本光宝的《蒙古的喇嘛教》；这两部书基本上已被随后出版的田山茂的《清代的蒙古社会制度》所吸收并替代，此书是研究清代蒙古史的所有学者的必读书。关于日文的蒙古学书目有岩村忍和藤枝晃合编的《1900—1972年蒙古研究文献目录》。主要的俄文著作有格鲁姆-芝迈洛的《蒙古西部和乌 梁海边区》卷2：《与中亚史有关的各该国家的历史纲要》，以及苏联和蒙古学者合写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此书于1967年予以修订并增补。1954年有中译本）。胡尔拉特编了《有关蒙古的著作书目》1—3卷，其中主要收录的是俄文书，也有其他欧洲文字的著作。在文学方面，有米哈伊洛夫的《蒙古文学遗产》，此书是一简明本著作。论述十九世纪蒙古文学史的最重要作品是海希格的卓越著作《蒙古文学史》第1卷。
研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时期新疆的主要权威是佐口透，他的《十八至十九世纪东突厥斯坦社会史研究》及其有关此研究领域的许多论文指导着这一领域。他的《东突厥斯坦》一书中有两个部分已译成英文，即《浩罕王国的东方贸易》（第六章，载《东洋文库研究纪要》，1965年24期）和《1760—1820年白山派和卓的复兴》（第二和第七章中的部分译成，载《亚洲学报：东洋文化研究所通报》1968年第14期）。他的《俄国和亚洲的草原》一书对十六至十九世纪的中亚史作了引人入胜的介绍。日文著作的一本重要研究书目是袁同礼和渡边宏合编的《1886—1962年新疆研究文献目录》。
对于六城地区各次暴乱的最有影响的记述是魏源的《圣武记》，此书在新亚政务部的赞助下已译成日文（1943年）。论述张格尔的部分由伊姆波尔特-胡阿特译成法文，载入他的《中亚文献汇编》。中国人研究新疆史的主要著述有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中亚本地人的著作是穆罕默德·阿明的《东突厥斯坦史》，此书是用分离主义的观点写成的。张格尔的圣战在曹振镛等人编的《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中有叙述。
苏联的卓越历史学家库兹涅佐夫的著述大大推进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他出版有专著《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以及下面几篇重要文章：《论张格尔运动的反动实质》（载《苏联哈萨克科学院通报，历史、考古和人种学专集》1961年第 1期）；《论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期间清政府对东突厥斯坦的政策》（载《苏联哈萨克科学院通报，历史、考古和人种学专集》1961年第2期）；与上面专著同名《的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载《哈萨克科学院通报，历史、考古和人种学专集》1961年第3期）；《十八世纪末哈萨克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根据中文资料）（载《苏联哈萨克科学院瓦里哈诺夫历史、考古与人种学研究所著作集》1962年15辑）；和《关于十九世纪上半叶英、俄两国同新疆贸易的问题》（载《苏联哈萨克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专集》1963年第6期）。前三篇文章有英文摘要，名《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对新疆的行政管理》（载《中亚评论》第10卷第3期，1962年）。
杜曼的《十八世纪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一书论述了与十九世纪有关的许多事实，他把此书内容又压缩成为《清帝国对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的征服》一文（载于齐赫文斯基编《满人在中国的统治》一书中）。
十九世纪，随着英、俄两国敌对的加剧，双方加紧在新疆收集情报，最后提出了两篇事实上能互相配合的报告。俄国的一篇报告是瓦里哈诺夫的《论1858—1859年六城的形势》，此文后来又被瓦里哈诺夫《全集》第二卷中发表的有关准噶尔和六城地区的其它许多文章所充实。与此相应的是英国人戴维斯编写的报告《英属印度西北边境诸国贸易和资源的报告》。载维斯的这份报告虽然对史学家有很大价值，但似乎被完全遗忘了，而瓦里哈诺夫的记述却实际上给后来的整个学术界留下了印象。这个记述的英译本见于约翰和罗伯特·米其尔的著作中，译名为《中亚的俄国人》。
贝柳大量吸取瓦里哈诺夫的材料写成了《喀什噶尔史》一文，此文收录在福赛思的《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中。福赛思的俄国同时代人库洛珀特金写了一份对应报告，标题是《从历 史和地理方面略述喀什噶尔的军事实力、工业和贸易》，并由瓦尔特·高恩译成了英文。库洛珀特金的报告也应大大地归功于瓦里哈诺夫；而在所有全面叙述东突厥斯坦的历史中，最优秀的是格里戈里耶夫的《东突厥斯坦或中国突厥斯坦》，它也同样得益于瓦里哈诺夫，此文载于他的《利特尔地理志》第二部分，此书也包括载维斯《报告》中的资料。另一些俄国人的重要著作可以在库兹涅佐夫上述的《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一书的书目中看到。
对西藏史的论述相当全面，但1800—1862年这段时期未受到应有的注意，而且文献论述的重点是西藏本身。青、康两地区特别为近代史学家所忽略。英文的主要论著有卡拉斯科的《西藏的土地和政体》；拉姆的《不列颠和中国的中亚：1767—1905年通往拉萨之路》；黎吉生的《西藏简史》；涂奇的《雪山之国西藏》；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斯内尔格罗夫和黎吉生的《西藏文化史》；石泰安的《西藏文明》；还有彼特奇的《1728—1959年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罗克希尔的《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同清帝的关系，1644—1908年》（载《通报》第11卷，1910年）现在仍然有用。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一书第335—339页开列有关于西藏的原始资料。关于日本研究西藏的主要著述，有铃木中正的《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舒尔曼的《达赖喇嘛史》也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施拉姆的《甘藏边境的土族》一文对青海湟中地区作了阐述，此文第一篇载《美国哲学协会会刊》自然科学类，1954年第44卷第1部分；第二篇载《会刊》自然科学类，1957年第47卷第1部分；第三篇载《会刊》自然科学类，1961年第51卷第3部分。论述拉达克历史的主要作品有弗兰克的《西藏西部史》；关于1800和1862年间的记述，坎宁汉的《从自然、统计和历史角度看拉达克，兼其及毗邻诸国》一书是必读书。关于不 丹，可看拉乌尔的《近代不丹》，此是有用之书。关于尼泊尔，可看罗斯的卓越著作《尼泊尔：求生存的战略》，这是一部资料丰富而又引人入胜的读物。
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
关于嘉庆和道光时期的中国本国史，现在还没有人用哪一种语言写出能使人满意的著作。这不是因为资料缺乏，而是因为我们对近代史的概念已形成这种倾向：即或者想促进对清朝基本制度形成时期的研究，或者想促进研究这些制度对于西方挑战的反应。因此对这个重要时期，即晚清帝国社会的突出问题已在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中被感受到的时期，没有多加研究。因此，要写出重要历史著作的机会是非常之多的。
研究这个时期必须从它在漫长的清代历史中的地位入手。何炳棣撰写了两篇出色的综合性论文，表述了他对清代中期总的看法：其一是《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亚洲研究杂志》，1967年2月号）；第二篇是《1368—1953年中国人口的研究》一书的第九章。另一篇关于清代前半期的综合性论文是小韦克曼的《1683—1839年鼎盛时期的清帝国》（载克劳利编的《近代东亚论文集》）。有两部标准的中国清代史，一是孟森的《清代史》，此书对于全面分析清代政治制度最为有用；一是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此书包括大量从官私著作摘引而常常不见于文献记载的细节，还有引自“外史”的许多趣闻轶事。铃木中正论述白莲教叛乱的一些著作占着主导地位，它们已在这一章的注释中交代明白。要了解各种文字所写的专题参考论著，可查阅施坚雅的《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著类目索引》一书。
在大量中国宫庭档案和军机处档案公布以前（对十九世纪末档案的整理工作已经在台湾开始进行），有关十九世纪早期史的 基本资料仍然是《大清历朝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