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643]
这个道理是明白了，但港脚商人主要认为，市场当时对他们是关闭的，他们成了赃官任意敲诈的牺牲品，律劳卑和英国国旗受到了侮辱。当然，这最后一点是他们在政治运动和请愿书中利用来使其同胞确信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广州纪事报》首先发出了刺耳的主战言论；到1835年，马地臣把这些议论带回了英国。开始，他没有得到当时威灵顿公爵领导下的外交部的同情。但辉格党人很快重掌政权，马地臣发现巴麦尊勋爵比较愿意倾听他的意见。这位新任外交大臣虽然不得不对付曼彻斯特及利物浦的厂主们，但采取更加强硬对华政策的想法显然适合他自己那种 爱炫耀的情绪。他并未天真地相信可以将这个政策强加给英国公众，除非中国人提供一个开战的借口，因为英国公众根据福音的领导已经感到贩卖鸦片是犯罪的。然而他能够采纳稍为强硬的政策，于是他听从船长义律（他在皇家海军服过役，此时在澳门担任第二商务监督）的建议，执行一种既不象律劳卑那样执拗又不象德庇时那样被动的政策。1836年6月15日，巴麦尊提名义律为商务监督。六个月后，委任令到达澳门。①
有些幸运的人常常相信，即使最困难的问题也可得到“合理”解决，义律就是这样一个人。但不幸的是，他虽有这种乐观主义，却没有辅之以对细节的关心，也没有成功的外交活动在解决微妙问题时经常需要的那种耐心。他奉命要象律劳卑那样停止使用禀贴方式；但因卢坤的总督职务已被显然具有更多妥协思想的邓廷桢所接替，所以义律认为，为了实现交往，值得按中国规则办事。他呈上了一份毕恭毕敬的“禀贴”，邓廷桢才承认他为商务监督，允许他进入广州。义律在受到巴麦尊斥责以前一直得意洋洋。这位外交大臣正确指出，这种外交礼仪的实质就是贡使制度，所以坚决不许利用禀贴谋取两国政府的交往。邓廷桢也自然不肯纡尊降贵。他上奏道光皇帝时说：“唯若听平行于疆吏，即居然敌体于天朝。”②
义律希望用军事手段打破僵局。海军少将马他仑并未接到确切的训令就于1838年7月率印度舰队中的两艘英国战舰到达。义律期待会出现某些迹象以证实他的希望，即这次显示力量的小行动将会使中国转变态度。邓廷桢当然被马他仑的到来所震惊；当一次小事件发生之时，他就默许他的一位水师管带去向这位英 国舰队海军少将正式道歉。义律对道歉感到满意，于是英国战舰于10月初返回印度。
义律这时认为他已有了一些成绩，但谁也没有受骗。中国人认为他们已揭穿了英国人的虚张声势，而港脚商却知道，只是舰队的访问绝不会引起他们所希望的战争。早在1835年他们就已懂得，英王陛下政府只要能从对华贸易得到源源不断的税收，就不会发动战争。但是如果鸦片（英-中-印贸易的货币催化剂）减少，巴麦尊势必会作出自由商人迫切期望的决定。因此，主动权操在中国当局手中，而中国当局早已开始比较强有力地来打击鸦片贩运了。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文版，卷1第139页。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文版，卷1第166页。
① 美、英两国船只从1832到1837年运来的全部进口货的价值增长64％，价值3，770万元。在这同一基础上，出口货增长79％，价值3，490万元。丝价增长将近25％；茶价增长55％。
① 从广州到伦敦的函件来回需时约八个月。1841年以后汽轮和从亚历山大到苏伊士的“陆”路被启用，单程只需时二、三个月。
② 郭斌佳：《第一次英中战争评论》，第234—235页。
关于鸦片问题的争论
到1836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约1，820吨。吸烟成瘾者似乎与日俱增。烟瘾的程度如何从来没有精确估计，因为一个吸烟人每日平均用多少鸦片没有可靠数字。1836年，外国人估计约有一千二百五十万吸烟者。1881年，赫德爵士作过一次比较认真的核查，他提出吸鸦片者的人数是二百万，即约占全国人口的0.65％。大多数当时人士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乔纳森·斯宾士经过认真的研究，认为吸烟人占总人口10％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合理数字，也许3—5％的人烟瘾很大，因此提出1890年瘾君子人数是一千五百万。①
可以上溯到1820年，外事专家包世臣曾宣称，苏州有十万名瘾君子。1838年，林则徐坚持说，用洋药者至少占中国人口的1％。但是比这些学者引用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到处出现了吸 烟的情景。在通都大邑和贸易大道上，在人烟稠密的河流三角洲，吸烟现象不能忽视。因为吸烟所费不赀，它需要余暇时间和额外收入。因此，吸烟人往往是富有的绅士、中央政府的官员（有人说吸烟者占五分之一）、衙门胥吏（林则徐估计占五分之四）和士兵。朝廷一想到整个政府官员因吸烟而腐败时感到震惊，对于银锭外流量与日俱增的经济后果也感到惊恐。粗略地说，中国采用的是复本位币制，即一千文铜钱依法应兑换银一两；但银价在逐渐增长，所以到1838年，大约1，650文铜钱换银一两。因为土地税一般用铜钱交纳，但要用银两计算和上解给中央政府，因此，农民必须缴纳愈来愈高的赋税，而国家收入则毫未增加。
兑换率的这种变化还有纯属国内的原因。例如，云南铜矿开采产量下降，迫使政府铸造更便宜的铜钱。铜钱质量变劣及其相应的贬值，要求有更多的现钱，所以在十九世纪开头三十年，每年铸造的货币多达十八世纪初的八倍。按格雷欣法则，银因此在流通领域内消失，这就增加了对银的需要，从而也提高了银的价值。①纵然铜钱本身的贬值完全说明了铜钱交换价值的损失的原因，但清朝官员仍把价值差额完全归咎于鸦片贸易对中国所造成的白银收支逆差。这种经济方面的担心还夹杂着其它一些论证。例如，鸦片被视为外夷侵略的一个帮凶，是使人民意志消沉、“道德沦丧的毒药”。象“邪教”一样，鸦片破坏了中国固有的——即使人区别于禽兽、使中国人区别于外夷的——社会关系（伦理）。如果人民因吸烟而不断深深陷入颓废消沉之中，御史袁玉麟在1836年论证说：“父不能教其子，夫不能戒其妻，主不能约 其仆，师不能训其弟……是绝民命而伤元气也。”①
此外，洋药贸易使官员和暴徒发生联系，从而败坏了公职。广东情况特别是这样，所以该省早在1826年就已建立了一支专门捕捉鸦片走私船的巡逻船队。没有过多久，这些巡逻船便让走私船“快蟹”每月交纳三万六千银两而允许它们从身边悄悄通过。因此巡逻船于1832年被撤消，五年之后，即当邓廷桢想尽办法要消灭走私时，又被恢复。麻烦的是这些海上巡逻船吸引住了一心想谋取暴利的所有贪赃枉法的官员。甚至水师提督韩肇庆也要为抽取佣金而转运鸦片。广州的大商号也被牵连在内。这些商号唯恐洋药危及它们的合法生意，确实设法不使自己过深地卷入洋药贸易，但最后对此也满不在乎了。许多商人都从事这种贸易，例如福建批发商、广州布贩、山西银行家等：所有这些人在官方看来都是一丘之貉。
在公开记录的下面尚潜藏着迄今并无文件可考的怀疑，即最初得到对西方贸易垄断事业支持的广州实业界，逐渐依赖鸦片；后来由于宫廷吮吸鸦片利润，它进而使北京也依赖鸦片了。贪污腐化和高尚的道德原则常常共存于世界上的一些权力中心，因而这样来联系似乎是可信的。嘉庆年间（1796—1821年），广州每年应交皇室的关税余额为855，000两银子，此款比帝国境内二十一个海关征税的全部余额（银2，261，000两）的三分之一还多。因此人们可以推测，广州有这么多官员都能得到利益，那么海关监督势必要上解一份给朝廷分享。②此外，从清代贸易初期开始，中国东南地区的商人就已经和沿海罪犯紧密勾结在一起。这种勾结随着广州贸易制度的日趋稳定曾经有所减弱。现在它又在重振旗鼓，使得被派去治理这个地区的清朝官员比以往更加确 信，有个完整的当地“叛国者”组织在帮助外夷腐蚀中国。
鸦片烟在十八世纪没有获得有效的禁止。1820年道光帝登极时被这种违法行为所震惊。他的愤怒影响到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后者曾把鸦片走私贩从澳门驱逐到伶仃岛。但在十九世纪整个二十年代，关于洋药泛滥的报告不断传来；北京本地也公开出售，山西省有烟馆，上海附近有走私买卖，甚至安徽各地山上也遍种着红罂粟花。到1830年。道光帝也得知江南银价上涨，第二年他下诏逮捕走私贩以制止从广州输入鸦片，并命令恢复保甲制度和奖励告密，以制止国内种植鸦片。①这两个措施都未能减弱暴利的吸引力，到1836年事情已很清楚了，“严厉”执行现行法律并不能遏止洋药的传播。因此，在那年5月17日，北京的一位官员许乃济大胆地建议说，禁止不是办法。姑且不论道德问题，可是银块外流却是实际问题，而这只有对鸦片贸易实行解禁并采取易货交易才能预防。清帝立刻要求其他高级官员讨论这个问题，他静默地倾听他们的辩论，不表态；以后这场辩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了两年之久。
第一个是解禁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解禁派辩解说，“空想的”实施禁令是不切实际的，除非皇帝愿意实行恐怖统治。继续不断的禁止只能使官员贪污腐化。最好的办法是把握现实，用易货交易的办法获得洋药，然后把它置于海关监督的垄断控制之下。这样，国家收入就会大量增加。这最后一点的确打动了道光帝的心，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主张节俭的人；但他又很自觉地模仿历史上的英明君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负的道德义务。因此，他更容易接受道德派的反对意见，即违法不是废除法律的理 由。世道可能是恶劣的，但这更是大胆恢复道德的理由。另一方面，如果鸦片被解禁，人们都要吸烟。
道光帝同意道德派的意见，下令驻广州官员要更积极地执行反对中国人走私和贩卖的法律。这次禁烟运动的成绩超出了北京的意料。到1837年1月，广东按察使王青莲四处查封烟店，使鸦片贸易几乎销声匿迹，在这整个一年里有两千个贩烟者被捕。事实上，港脚商人掌握的洋药确实供过于求，因此价格暴跌。虽然有一个外商因走私而被驱逐出境，但是这里的外国人仍然认为，中国人对此反正不会十分认真，并且会认识到实行解禁在财政上是正确的。特别是他们仍然满有理由地认为可以免予逮捕。虽然豁免权是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