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629]
虽然如此，这种扩张在十九世纪初期也还有限。对亚洲腹地的平民来说，中国和汉人是遥远的。旗人和清朝官吏只能偶尔见到。
北京从亚洲腹地各属地得到的收入并不多。诚然，清朝除了从它们那里求得安宁外，别无他求。满人之征服亚洲内陆是出于战略而不是利润的考虑，目的是想防止敌对强国的兴起。在陆路上，中国本土终于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边境问题也是存在的。英属印度的扩张使清朝在西藏的权威受到潜在的威胁。浩罕的商业野心和玛赫杜姆家族的宗教政治威胁着清朝对新疆六城的控制。强邻俄国对新疆、蒙古和满洲边境也虎视眈眈。但是从中国本土看来，这些都是遥远的麻烦。在1815年，北京对它们还几乎毫无察觉。
（志勇 译）
② 斯内尔格罗夫和黎吉生：《西藏文化史》，第227页。
① 此数两倍于钱德拉·达斯在《西藏的寺院》（载《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卷1第4期（1905年），第106页）中所估计的十九世纪藏族男性人口数；但低于麦克唐纳在《喇嘛的土地》第115页对二十世纪早期的估计。
②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第96页。
① 弗兰克：《西藏西部史》，第127页，引文转引自穆尔克罗夫特：《在喜马拉雅山诸邦及旁遮普等地的旅行记》，卷2第28页。
① 彼特奇：《1728—1959年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第13页；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173页。
① 施拉姆：《甘藏边境的土族：第三部分：土族系谱记录，湟中土族史与鲁家家史》，载《美国哲学协会会刊》1961年新刊，卷51第3号，第65页；关于掺杂道教的问题，见施拉姆：《甘藏边境的土族：第二部分：他们的宗教生活》，载同上会刊，1957年新刊，卷47第1号，第84—90、126页。
① 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体》，第137—138页。
① 彼特奇：《西藏的贵族和政府》，第7—19页。
① 见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体》，第127—136、213页。
① 达斯：《西藏的寺院》，第106页；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和政体》，第121页。
① 夏格巴：《西藏政治史》，第170页。
① 根据尼泊尔文史料“Itihas Prakas”，见罗斯：《尼泊尔：求生存的战略》，第73—87页（引文见第86页）。
② 铃木中正：《围绕西藏的中印关系史》，第174页。
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
要广泛地阐释清代晚期的历史，必然要回头谈一谈清王朝衰落的面貌。但是，只要考察一下晚清时期某些政治和社会的细节就会感到，对清王朝的衰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说还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不足之处；而且这种考察还可能借此发现把晚清同中国近代史的广泛趋势联结起来的某些长远的社会和政治变化。清王朝的衰落在传统上还包含有官僚制度丧失了道义和行政活力的意思。可是，这种现象从官僚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看比从常见的衰落中的道义范畴这一角度来看更容易理解。当然，官僚制度中存在着大量贪污腐化；但是早在十九世纪初年，在中国著名的学者和行政官员中间就已经出现了关心制度改革和国家防务的浪潮。①
清王朝的衰落向来被理解为中央集权的式微和地方总督权力的扩大，是国家和社会之间均势的瓦解。这种权力分散过程的某些方面在十九世纪确实有所表现。但清代的制度在本世纪的毁灭性内战之后仍能令人惊异地把中国维系在一起，这个事实保证了二十世纪的革命变革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而且能够达到保住 国家的首要目的。因此，我们在考察乾隆末年以来清代权力衰落的问题时，中国已经取得的全国政治统一的程度——即使在学者名流的公共生活中泛滥着腐化的庇护制度的情况下——是必须考虑在内的。
这时期清王朝衰落的形象反映于地方政府的敲诈盘剥、追求私利和颟顸无能：所有这些都促进了群众性的叛乱活动。要理解这种现象必须从嘉庆初年政治危机的后果及其在推行基本变革方面所取得的非常有限的成就开始。
嘉庆帝在他父亲于1799年去世时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使他们的政府清除和珅的影响。皇帝采取了迅速的行动。在他的父亲死去不到一个月和珅就死了，他的心腹也都纷纷被贬。剩下的问题是怎样对付和珅那一派所建立和卵翼的庞大的庇护制网络，因为和珅派的影响已渗透到各省官僚界中，特别是渗透到了军事部门之中。皇帝决定，由于这些人人数众多，官职牵涉面广，不宜搞一场清洗运动。他宁可认为许多人都是诚实的官员，只是误入歧途而已，因此他们在正确的领导下是可以恢复工作的。他还进一步担心，无穷无尽的清洗会恫吓住官僚政治，使他想重建官吏和皇帝之间互通声气的努力不能实现。他论证说，许多人当时是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走侵吞公款的道路，如果他们想保住他们的职位的话。①
因此，皇帝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就不愿意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和珅二十多年影响的流毒。为了这种沉默态度，他在当时就受到了批评。②但是，嘉庆政府中的另一困难是潜在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这是清代官僚政治的组织能力所完全不能解决的。其中的中 心问题是资源与人口比例失调。
① 我们两位作者应该特别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波拉切克教授，他对这一章书的写成给予了很多帮助，特别是他允许我们使用了他研究晚清政治史的重要新成果。
① 《大清仁宗实录》，卷38第7—8，16—17页；卷40第10—12页。
② 见洪亮吉的一封长信，《卷施阁文集甲集》，补遗十，载《洪北江先生遗集》，卷1。又见张鹏展御史的奏折，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20第10—11页。
人口的压力及其后果
不言而喻，晚清和近代中国社会史的最显著特点是人口的增长。当时的许多独特情况也许可以用这个问题来加以说明，虽然在当时已被人们有所察觉的人口问题的具体影响之所及至今仍未被充分地加以研究。从十七世纪末起到十八世纪末白莲教叛乱时为止这一长时期的国内和平阶段中，中国人口翻了一番多，从一亿五千万增加到了三亿多。仅在1779至1850年时期人口就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六，所以在十九世纪中叶大叛乱爆发的前夕人口已达四亿三千万左右。①
在这个相对安定和人口增长的时期，商业设施已有了发展，可以满足地方贸易和地区间贸易日益增长的需要。十八世纪是内地农村定期集市开始发展的起点，也是南北海运繁荣的起点。城市的商人行会的增多和信贷组织——最初的钱庄和山西的票号——的出现，表明贸易的性质和范围都有了改变。这种私营贸易的增长也表明了商人在政府控制的盐务税之外正在积累和投放资本，要知道，盐业是那时商人集中投资的目标。欧洲市场对中国的茶、丝和瓷器的需求又进一步刺激了国内贸易的商业化。虽然商业化给人口稠密的平原和沿海地区的城镇带来繁荣和富裕，但那些不与贸易集散地和交通要冲发生联系的地区仍然处于贫困和不景气的状态中。无地的移民，作为人口变动的产物，他们反而浪潮般地涌入这些偏远地区。
从明代以来，有许多因素使中国的食品生产赶上了它的人口增长的比例。由于地区间的移民，又由于在新开发的土地上种植 从美洲移植过来的新食品——甜薯、玉蜀黍和花生，因而新垦殖土地面积的增加使得增长的人口能投入生产。更多的人口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力可用于种双季稻的精耕细作之中，还意味着有更多的大粪肥料。这种耕作制度在十八世纪末就已明显地开始感到了它的报酬在减少，因为这时在水利上增加人力的效益似乎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
更重要的是，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连那些边远地区的人口也呈饱和状态。例如，富饶的四川盆地在十八世纪就吸收了大量的外来移民，早已人满为患；甚至它的东部山区也已住满了其他省份因歉收而来的难民。广西的几条河谷地带是广东东部客家在十八世纪移居的地方，这里土地的竞争也很激烈。在多山的湖南西部，外来移民在1795年与当地的苗族爆发了严重的冲突。也许长江下游各省是人口极端稠密的地区，它们不久变成了当时最具毁灭性的内战的战场。①许多仍然留住在农业定居地区的无地农民则替政府当劳工，或者被雇为兵勇，或者当了地方官的吏役。所以，农业经济中日益增长的盈余与乾隆时代的长期和平，曾经生产和哺育了日益增长的人口，但是没有促使经济和政治出现新的发展以吸收那么多的人口。在传统体制内的这一繁荣时期，埋下了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危机的根子。②
在中华帝国末期的历史中，人们已在许多方面感受到了人口的增长，这是由清代社会和制度的特点决定的。如果说人口的增长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最终是毁灭性的，那么，它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也同样严重。这个时期的政治生活的特点是，各级官员激烈地进行竞争，以谋求升迁和保全官职。这种竞争往往采取违法形 式：它也许是使人员流动升迁的正常机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这一事实所决定的。
虽然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还很不够，看来中国那时可能已在经历着有时与现时代不发达社会相联系的那些典型症状：文化人生产过剩，因为容纳他们并给他们以报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能力有限。促进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一为教育制度是专为培养公职人员的；一为价值体系往往禁阻有文化的干才从事其他事业；一为行政机构阻止它自身扩展或重新组成新形式，以适应周围正在变动的社会。
不论是政府公职的法定数额，也不论是科举的名额，都没有按照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增长。虽然在某些地区进士的分配名额有所增加，但比起整个十八世纪增长的人口数来说，进士及其以下功名的总数实际上是显著下降了。乾隆时代的进士名额在绝对数字上已有所减少，生员名额则是稳定的。甚至从前不受数量限制的童生，在十八世纪末也受到了限制。人们要求得到这种社会地位的愿望是如此强烈，致使县官们可以靠接受希望避免除名的童生的贿赂而大发其财。清代实行捐监，即为荣誉学衔和实授公职举办捐纳，它虽然不断地用这种办法来开辟财源，但捐纳制度显然还不能充分满足人们希望得到这种优越社会地位的日益增多的需要。出售功名和官阶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