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609]
但是，这个看法带来许多解释上的困难。可以说，在对20世纪到目前为止用中文出版的唯一的一本南明简史——谢国桢的《南明史略》的批评和对史可法评价的长期争论中，③各种“矛盾”最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在文化革命和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所谓“四人帮”时期，争论变得特别激烈。由于在对南明的看法上遇到这么多解释上的难题，到1980年，大陆中国的学者转向计划和准备出版新的原文和文献证据，以供对17世纪中叶的历史进行更为渐进的、在概念上是尝试性的探讨。
④ 见本章，《关于外事和军事组织的著作》。
⑤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107—1111页。
⑥ 有明代初版和稍后版本的两种重印本，一为3卷本（台北，1965年），一为2卷本（台北，1969年）。
① 详见蒂莫西·布鲁克：《苦恼的旅行家的指南：明清时代的路程记录》[12]，载《清史问题》，4，5（1981年6月），第32—76页：4，6（1981年12月），第130—140页。
②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16—319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59—865页。
④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90—691页。
① 博多·维特霍夫：《论方志的意义》[564]，载《远东》，15（1968年），第149—168页。本文作者感谢普林斯顿大学格斯特东方图书馆的杰杭·班为本节主旨提出的一些宝贵建议。
① 维特霍夫：《论方志的意义》[564]，特别是第163—165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74—479页。
② 米歇尔·卡蒂埃对海瑞的作品作了评价：《中国16世纪的一次地方改革：海瑞在淳安，1558—1562年》[15]（巴黎和海牙，1973年）；又见傅吾康：《作为方志原始资料的笔记材料：评米歇尔·卡蒂埃的调查》[173]，载《远东》，21（1974年），第191—198页。
③ 见林天外（音）：《与方志有关的族谱》[345]，载《中国文化》，22，1（台北，1981年），第33—55页。
④ 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⑤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260]，10，第43—48叶。
① 富路特：《乾隆朝的文字狱》[187]（巴尔的摩，1935年）；林恩·安·斯特鲁夫：《历史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用途：清代编史工作中的南明》[481]（安阿伯，1974年）。
② 有中华书局的新式标点四卷本（北京，1959年）；翻印本分成六卷（台北，1978年）。
③ 有新式标点的两卷本（北京，1956年）。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115]（镇江，1981年）。
② 山根幸夫编：《明代史研究文献目录》（602）（东京，1960年）。
① 见K.M.梅特拉译：《一个出使中国的使团的记录摘要》[367]（1934年；纽约，1970年重印）。
① 见牟复礼：《1449年的土木之变》[400]，小弗兰克·A.基尔曼和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坎布里奇，1974年），第243—272页；和傅吾康：《于谦：国务活动家和兵部尚书，1398—1457年》[1767]，载《中国历史》，11（1946年），第87—122页。
② 见菲利普·德希尔：《看守皇帝：从景泰朝的政治史看15世纪中国帝制的各方面》[139]（莱顿，1985年）。
③ 例如，见《（明代的中蒙关系，Ⅱ）朝贡制度和外交使节，1400—1600年》[458]，载《中国和佛教文集》，14（1967年），和《明代甘肃的蒙古人》[454]，载《中国和佛教文集》，10（1955年），第215—346页。
④ 见戴维·M.法夸尔：《瓦剌-中国的纳贡关系，1408—1446年》[157]，载《阿尔泰研究：尼古拉斯教皇纪念文集》（威斯巴登，1957年），第60—68页。
① 见黄云眉：《明史考证》[261]（北京，1980年），第156页。
② 谢国桢编的《明史资料丛刊》，1（江苏，1981年），第1—160页重印了《后鉴录》[228]。
③ 见《禹贡》，5（1935年），第29—41页。
① 见沈德符编：《野获编》[468]（1619年；北京1959年重印），第464—467页，和徐学谟：《世庙识余录》[233]（1608年；台北1965年重印），4，第9—14叶（第103—113页）。
① 见苏均炜：《大学士严嵩新论》[475]，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1982年），第822—862页。
② 见《明代的军屯》[558]（北京，1965年）。
③ 见《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82]（上海，1957年）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81]（北京，1961年）。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
重版说明
《剑桥中国晚清史》于1985年2月出版后，受到学术界重视，报刊上发表过多篇评论文章，引起了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出版后不久，书即售罄。近一两年仍然有读者询问或函购此书，为满足需要，决定重排出版。此次重排改正了编校方面的一些明显错误。
本书上下两卷为《剑桥中国史》第10和第11卷的中译本。本社已出和正在印制的《剑桥中国史》其他卷次的中译本有：
第1卷 《剑桥中国秦汉史》
第3卷 《剑桥中国隋唐史》
第7卷 《剑桥中国明代史》
第12、13卷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
第14卷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
第15卷 《剑桥中国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年》
其他卷次在国外出书后，我们也将尽快翻译出版。
出版说明
本书原为《剑桥中国史》的第十卷和第十一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这两卷能够自成体系，可以单独成书，我们特先译出，以飨我国读者。为了兼顾《剑桥中国史》原书名和它所论述的晚清时代的实际内容，此书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
剑桥历史丛书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对《剑桥中国史》已出的各卷，国外纷纷发表过书评，予以肯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截至出书前为止的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我们希望这两卷中文版的出版，对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能有所助益。
本书有不少地方可供我们参考，特别是某些国内不经见的材料可为我们所用。但是，它也有某些提法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例如，正文和插图中有所谓“中国本土（本部）”、“满洲”、“清朝治理区”等等说法，我们均照字面直译，未加改动。不言而喻，这决不表明中文版编译者同意这些提法。再例如，地图中疆界的画法、地点的位置和名称，原书也存在着错误和问题（如图一、图二均缺南海诸岛；图二的川藏界画在大渡河一带；边境上两国共有之河流未能尽按共有之惯例绘制，等等），内容与插图前后也不尽一致，这些地方我们也未加改动，原样照译或复印。又，本书各章撰者立言也不尽一致，请读者自行鉴别，不一一赘言。
这几年我们国内出版过若干新资料，本书作者限于条件未能及时加以利用。对此，我们对他们就更不能有所苛求了。
本书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均尽力查找过中文原文。但是，某些地方因仅系片言只语，遍查不着；某些引文引自在台湾省或外国出版的书刊，我们无书查对；个别书籍在北京甚至一直未能找到。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得已而采用了直译办法，幸读者鉴谅和指教。本书各章译者均在每章之后署名。全书则由张书生和杨品泉两同志统一校看。我们因识见所囿和水平有限，译文舛错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编译室
一九八三年四月
总编辑序
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其特点是各章均由某个专题的专家执笔，而由各卷学术地位较高的编辑中的主导编辑总其成。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共十六卷，于1902至1912年期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被十二卷的《新剑桥近代史》代替，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写也正接近完成。近期在编写中的剑桥历史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论述作为西方文明中心文献的圣经及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的圣经史，此外还有伊朗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既详尽又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取得的进展几乎没有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典籍和编写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在利用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学术成果了，这就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对传统历史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进行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加强。
当1966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六卷本的著作。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还反映在：《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计划出十四卷，这还不包括王朝以前的最早时期，并且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