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576]
1642年夏末，皇太极在与明廷的秘密讲和失败之后，③派他的哥哥阿巴泰（1589—1646年）④和其他将领乘胜进入中国东部，远至南直隶北部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了将近七个月。当它结束时，明廷在许多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无数官员和地方领袖在战斗中被杀或自杀。单是阿巴泰一人据说就攻下了94座城镇，俘虏360000人，夺得大量战利品。⑤不管这些数字怎样被夸大，无庸置疑的是，北直隶、山东和南直隶的破坏，使明朝丧失了免于失败的机会。
这次战役也导致了首辅周延儒政治生涯的突然而可耻的结束。1643年5月，当满洲军队从山东北移，对北京构成威胁时，周延儒自请去京师东边几英里的通州督师。皇帝立刻接受了他的请求。他去通州显然是决定与敌人交战，如果情况变得绝对必要的话，但是由于满族军队撤到了长城以北，通州没有什么战斗。尽管这样，他仍然声称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于6月下旬回到北京，大受奖劳。20来天以后，皇帝知道了这次“胜利”的真情，将他罢官。这年的晚些时候，他以贪污罪被捕，于1644年1月15日赐死。
这时朝廷面临的形势非常暗淡。一位作者对此作了贴切的描述：
1644年初，军饷欠款已经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国家的粮仓现在实际上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粮，户部就买杂粮凑数。当北京被围时，驻军已有五个月没有发饷。执行任务的军队没有炊事用具。每个士兵领到100枚铜钱，由他们自己买吃的。士气和纪律涣散到这种地步，一个将军报告说：“你鞭打一个士兵，他站起来；但与此同时，另一个又躺下了。”王朝快完了，这是不令人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它竟然直到那时还没有完。①
⑤ 黄尊素传见《明史》[41]，245，第6360—6364页。
⑥ 见本章，《移宫案》。
① 贺凯：《东林运动》[270]，第132页。关于这个奏疏的详细讨论，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200—205页。
② 万燝传见《明史》[41]，245，第6367—6368页。
③ 赵翼：《廿二史劄记》[46]（序，1795年和1800年；上海，1937年重印；台北，1971年重印），第514—515页。
④ 冯铨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240—241页。
① 周顺昌传见《明史》[41]，245，第6353—6355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74—277页。又见贺凯：《苏州和魏忠贤的代理人：〈开读传信〉译文》[268]，见《人文科学研究所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京都，1954年）第224—256页。
② 《国榷》[498]，6，第5330页；赵翼：《廿二史劄记》[46]，第512—513页。
① 崔呈秀传见《明史》[41]，306，第7848—7850页。
② 《明史》[41]，110，第3379—3381页。
③ 《明史》[41]，112，第3492—3495页。
④ 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172]（吉隆坡和新加坡，1968年），第17、32页。
⑤ 同上，第17—18、63—64页。
① 布希：《东林书院》[13]，第57—66页；和约翰·梅斯基尔：《明代的书院与政治》[376]，见《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编（纽约和伦敦，1969年），第171—174页。
② 《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68—71页。
① 《明史》[41]，第7845页。
② 朱由检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91—192页。
① 例如，见艾伯特·詹：《明朝的衰亡：内因研究》[18]，哈佛大学学位论文，1953年，第10页。
② 《明史》[41]，114，第3542页。
③ 《国榷》[498]，6，第5387页。
① 赵翼：《廿二史劄记》[46]，第513页。
② 倪元璐传见《明史》[41]，265，第6835—6841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87页。又见黄仁宇：《倪元璐：一个新儒学学者和政治家的“现实主义”》[253]，载《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137]，狄百瑞编（纽约和伦敦，1970年），第415—449页。
③ 刘伯涵：《论袁崇焕与东林党的关系》[351]，《历史研究》，4（1958年），第11—27页。
① 詹：《衰亡》[18]，第10—11页；和杰里·登纳林：《嘉定义士：中国17世纪的儒家领导阶层与社会变迁》[142]（纽黑文和伦敦，1981年），第28—29页。
② 钱谦益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48—150页。
③ 温体仁、周廷德传见《明史》[41]，308，第7923—7937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77—279、1474—1478页。
④ 郑芝龙、熊文灿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10—111页；《明史》[41]，260，第6733—6738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62—566页。又见威尔斯：《海洋中国》[568]，第216—220页；刘香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第947—949页。
① 皮埃尔·昌努：《古伊比利亚人的菲律宾和太平洋（16、17、18世纪）：方法与活动迹象介绍》[50]（巴黎，1960年），第148—160页；和埃玛·海伦·布莱尔和詹姆斯·亚力山大·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1493—1803年》[8]（克利夫兰，1903—1909年），23，第29—92页。
② 布莱尔和罗伯逊：《菲律宾群岛》[8]，24，第254—255页。
③ 例如，这个时期输入欧洲的西班牙-美洲金银的估计，见厄尔·J.汉密尔顿：《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1501—1650年》[196]（坎布里奇，1934年），第34和42页；对这些数字的评论，见皮埃尔·维勒：《黄金与货币史》[523]，朱迪思·怀特译（伦敦，1976年），第193—194页。
④ 查尔斯·R.博克瑟：《从阿马康来的巨舶：澳门与古日本贸易史，1555—1640年》[10]（里斯本，1959年），第115—144页。
⑤ 下面一段大大有赖于詹姆斯·B.帕森斯的《明末的农民起义》[418]（图森，1970年），第1章。也见李文治：《晚明民变》[334]（上海，1948年），第15—51页。
⑥ 《国榷》[498]，6，第5469页；李文治：《晚明民变》[354]，第24—25页。
① 杨鹤传见《明史》[41]，260，第6725—6728页。
② 皇太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3页。
① 满桂传见《明史》[41]，271，第6957—6960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61—562页。
② 迈克尔·库珀（耶稣会）：《通译员罗德里格斯：一个在日本和中国的早期耶稣会士》[126]（纽约，1974年），第342页。
③ 罗思：《满汉关系》[439]，第26页。
① 祖大寿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769—770页。
② 《明史》[41]，271，第6966页。
③ 张存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11]，第56—57页。
④ 孔有德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35—436页。
⑤ 耿仲明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16—417页。
⑥ 孙元化传见《明史》[41]，248，第6436—6437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86页。
① 钱龙锡传见《明史》[451]，251，第6484—6486页。
② 乔允升、曹于汴传见《明史》[41]，254，第6553—6557页。
③ 见本章，《魏忠贤的垮台》。
④ 钱象坤传见《明史》[41]，251，第6492—6493页。
⑤ 何如宠传见《明史》[41]，251，第6491—6492页。
① 《明通鉴》[210]，4，第3165页。
② 《明史》[41]，305，第7827—7831页；艾伯特·詹：《衰亡》[18]，第56—57页；和邓恩：《巨人的一代》[148]，第253页。
① 例如，见《明人传记词典》[191]中的讨论，第1477页。
② 文震孟、何吾驺、钱士升、姚希孟等人的传，见《明史》[41]，216，第5718—5719页；251，第6487—6488页、6495—6499页；253，第6532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7—239、1467—1471页。
① 关于这个时期一般情况的更详细的讨论，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22—52页；和李文治：《晚明民变》[334]，第26—43页。
② 虽然其相互关系（如果有的话）尚待研究，但应指出在17世纪30年代初，印度北部的许多地区也遭受严重干旱。关于接着发生的经济灾难和人的困苦，见威廉·哈里森·莫兰：《从爱克巴到奥伦寨：印度经济史研究》[394]（伦敦，1923年），第205—219页。
③ 陈奇瑜传见《明史》[41]，260，第6729—6732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5页。
④ 李自成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91—493页。
① 洪承畴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8—360页。
② 卢象昇传见《明史》[41]，261，第6759—6765页。
③ 见地图26。
④ 关于这次秘密会议，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38—40页。
⑤ 曹文诏传见《明史》[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