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542]
负责调查的官员赞成宽大政策。两个辅政的大学士持相反的意见。皇帝本人认为，巡抚对动乱负有责任；他希望只逮捕领头人而宽恕参与这次叛乱的士兵。一支从北京到甘州出征的大部队碰巧途经大同，这被错误地看成是来讨伐的。叛乱的士兵再次占领这座城市，并将城门关闭。这样的行动是向朝廷权威的明显挑战，不能不予以制止。因而从锦衣卫火速派了一支3000人的骑兵队伍去解决大同事件。在这支队伍到达前，士兵已将当地知县杀死，不久以后他们又包围了代王府，代王被迫逃往邻近的宣府防区以求保护。
骑兵指挥接近大同时，定下了偷偷捕捉叛乱领头人的计划，但他只获得有限的成功。许多叛乱的首领逃脱，稍后又因他们的伙伴被捕，返回来进行报复，焚烧并洗劫官署。骑兵指挥于是请求处决所有曾经与领头人共谋的人。面临贬黜的负责调查的官员最后于1525年4月诱捕并处决了余下的叛乱首领，事件就被认为是解决了。①
大同戍军仍然难于管束。1533年发生了另一起较大的暴动，戍军的总兵官在暴动中被杀；1545年那里又在酝酿一起牵涉皇室成员的不成功的政变。蒙古人卷入了这两次事件，或者是作为潜在的帮手，或者是作为策划者，他们常常利用叛逃的戍军在明防线的后方当间谍和向导。戍军官兵和许多蒙古首领之间的不正当交易使管理更加困难，因为人们继续不断地来来往往穿过防线，交换货物，也交换信息。但是遥远西部的更为严重的纠纷妨碍了对大同问题的任何进一步的注意。①
1513年，土鲁番的苏丹满速儿（1484/5—1545/6年）占据丝绸之路东端的绿洲战略城市哈密。14世纪晚期起中国人控制了这座城市，并于15世纪晚期派兵保护它，但是这次朝廷只派了一个文官去交涉归还这座城市的帝国印信问题。交涉没有成功。满速儿继续向更远的东方袭击和抢掠中国领土。满速儿在帝国朝廷的奸细写亦虎仙终于安排好一个和解办法，让满速儿控制哈密并允许他照旧通贡明廷。
1521年，写亦虎仙因叛逆罪被处决，满速儿的使者被扣留在北京，皇帝应杨廷和的请求，批准了对土鲁番的敌对政策。这随即导致进一步的入侵，最后造成1524年对甘州的袭击。主要由征集的蒙古人组成的明军奉派进行反击，他们获得相当成功。但是，零星的战斗一直继续到1528年，这时满速儿放弃了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满足于突然袭击。他已经能确保对哈密的控制，明朝廷承认了他在这一地区的权力。这时朝廷的政治倾向已经改变，杨廷和六年前所提倡的政策受到了抨击。①
李福达案
张璁和桂萼这时成了皇帝最亲密的顾问，他们好几年以来尽力排除杨廷和在官僚机构中的坚决支持者。斗争在一连串抨击和清洗期间于1527年达到顶点。对峙于1526年夏天从一件叛逆案开始。
1526年，桂的支持者侯爵郭勋（1475—1524年）被某些官员牵连进一件叛逆案，这些官员反对皇帝的政府和他所任命的人。这是一件奇怪的案件；连被告发的人的姓名也不可靠。据说他是一个叫李福达，或李午，或张寅的人。根据40多年以后的1569年获得的证据，有某个姓李的人曾经反叛，被充军，脱逃，又于1512年再次反叛。那时据说这个人于1526年以别的化名露面，在太原戍军里当军官。他受到郭勋的关照，因为他的一个儿子被侯爵选作侍童。但是这桩案件关于他的说法是多年以后根据新的证据推想的，是可疑的。法庭的审讯把注意力集中于郭勋家里的这个人是否的确就是很晚才在1512年被打败的那个叛逆者。
这桩案件最初于1526年8月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据说被告发的人曾经一度被带往侯爵家，侯爵看重他炮制春药的技术。后来他在回到他的家里时，被一个仇人认出就是在山西领导过一次暴动的那个叛逆者，他也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术士。当这个人在地方当局出庭时，他被辨明无罪，而告发他的人则被充军。但是在这期间，当时在北京的他的儿子曾经恳请侯爵求负责的那个御史放过这一案件。御史拒绝了，反而在诉状中加上了郭勋的名字。
这个人在他的儿子被捕后，向当局自首。他被控叛逆，稍后郭勋也被加上了同样的罪名。1526年9月，郭被进一步告发，占用预定给京师戍军的大量银谷。皇帝只命令他说明关于叛逆的指控，郭因此指明他曾多次被司法当局指控卷入了种种案件，原因是他在本朝最初的几年中支持过皇帝。
1527年，当这个案子移送北京再审时，刑部把诉状改成施行巫术。所有共谋者仍有被砍头的连坐罪。但是皇帝在诉状改变后渐渐起了疑心。他最后站到了郭的一边。1527年10月，他将所有涉及这个案子的官员逮捕，命令他的谋臣们再次重审。他们按照他的指示撤消了对被告的指控，并开始审查那些支持诉状的朝廷官员们。有10个官员被打致死，40多个官员被谪戍边。当事情结束时，都察院和各部与杨廷和及翰林集团有过联系的那些官员都被清除了。
这桩案件的真象从未弄清。最后的裁决认为，被指控的实际上是一个叫张寅的人，认为原来不利于他的证据是互相矛盾的，既说他是名叫李午的术士，又说他是名叫李福达的叛逆者，尽管他实际上只是逃离本土的一个无籍匠人。同时，在有关年纪和日期的细节上还有其他的不符之处。皇帝确信朝廷官员们串通起来攻击部勋，并有证据证实他的这种确信。他还担心官员中有一派人反对他和他的支持者，他要坚决肃清他们。这桩案件最终和被指控叛逆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它是政府里的翰林集团对皇帝的支持者的攻击，它以对他们的灾祸而告终。①
皇帝于是集中注意力于翰林院本身。张璁猛烈地进行了这次清洗。自1524年他成为翰林院的学士时起，他蒙受了出自翰林院学者们之手的欺凌和屈辱。连翰林院最低级的成员也拒绝向他致意；对待他像对待一个无赖。
1527年11月他进行反击。他建议对翰林官进行考察；那些被认为不合要求的人到地方上任职。20多个官员被贬黜，所有翰林院资历最浅的成员，即庶吉士，被任命为知县或各部的属员。重新给翰林院调配的人员是以前和它并无关系的一些京师官员，与此同时翰林学者的选拔放宽到包括翰林院以外的高级官员。这种安排的目的在于杜绝别的翰林派系的兴起。对翰林院的任命不再限于它的人员，或受它的官员们控制。①
与此同时，张和桂萼想方设法控制内阁。他们尤其讨厌首辅费宏（1468—1535年），费宏鄙视他们，并且抑制他们参与内廷事务。为了抵消费的影响，他们策动让杨一清回来。由于杨年资深，他接替费当了首辅。杨起初愿意听从他们，他们依靠杨而在学士中有了更大的影响。1526年12月他们开始在皇帝面前说费的坏话。但是皇帝喜欢费，不注意他们的话。可是他们继续攻击他，费宏终于在1527年离职。六个月以后，张璁成了大学士，1529年3月桂萼也得到了同样的职位。
张璁入阁后不久，便发动了对杨廷和及其支持者的最后清洗，这次清洗于1527年晚期开始，首先逮捕了杨所任命的管理西部边境事务的陈九畴。有40多个官员牵连进这个案子。陈曾上报满速儿于1523年的战斗中死去。当弄清他仍然活着时，桂萼指控陈虚报满速儿死亡的功劳。这引起皇帝怀疑管辖边务的所有高级官员串通一气。陈被谪戍边境；其余卷入的官员被免职。只有杨廷和仍然未受触动。
1528年6月，皇帝惩处了所有在朝廷关于大礼的争论中反对过他的官员。杨廷和被正式判处死刑，但是皇帝减轻了他的刑罚；他的官阶和特权被褫夺，他被贬黜为平民。他的长子杨慎（1488—1559年）已经被谪戍云南的一个偏远的边境哨所，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所有卷入的高级朝廷官员都丢掉了他们的职位，所有年资浅的官员都被褫夺官阶，贬黜为民。他们的刑罚从来没有被减免。在其后的每次大赦中，皇帝都把这些官员特别排除在外，任何为他们说话的人都立刻受到惩罚。①
紧接这次清洗的最后阶段，关于帝国对吐鲁番的政策的争论又重新开始。1528年晚期，满速儿的一个将领牙兰要求在明的地区内避难，他的要求得到允准。满速儿提出，如果朝廷同意将牙兰交还给他惩处，他便交还哈密城。同时，他请求恢复互市，1524年当他入侵甘州时，互市中断了。再次出任兵部尚书、负责西部边境事务的王琼谋求恢复互市，得到皇帝的亲信张璁和桂萼的支持。他的反对者认为，我宽恕而彼不正式赔不是，这只能助长这些西部民族的傲慢，引起更多的麻烦。王反对说，蒙古部落已集中力量袭击北部边境。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立即稳定西部边境的事态是明智的。尽管皇帝怀疑满速儿的意图，他还是被说服，恢复了他的通贡权利。因此，西部边境的战况多少平静了些，朝廷腾出了手来对付蒙古人，1528年以后蒙古人开始沿着北部边界更加频繁地进行袭击。
在1528和1529年期间，大学士们继续争夺权力。首辅杨一清在一切问题上都不肯听从张璁的指挥，他们之间的裂痕扩大了。张和桂受到滥用权力的指控。1529年9月，两人都被免职，但是他们在朝中的支持者继续攻击杨。霍韬（1487—1540年）指控杨收取他举荐在皇室任职的太监们的贿赂，并说他勾结朝廷官员们诬告桂萼。当这些陈述被证实时，张和桂恢复了职务，而杨被允准致仕。
张和桂于1530年控制了内阁几个月，但他们得意的时间不长。在严酷的夺权斗争中，桂萼疏远了他的同僚，既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也丧失了他自己对政治的兴趣。他于1531年2月致仕，死于第二年。当张璁婉言拒绝为皇帝实行朝廷仪礼的种种改革时，皇帝很快找到了一个愿意这样做的人。1531年以后，他把皇帝的恩宠丧失给了夏言（1482—1548年）。但是，在他因身体不好于1535年致仕以前，他仍然断断续续地执政，仍然能够影响朝廷的政策。
大礼的变化
尽管皇帝在1524年结束了关于他双亲尊号的一切争论，但有关他们的礼仪的争论仍在继续。现已接近20岁的皇帝用种种计谋试图提高他父亲的身份。1524年春，他提出为他父亲的神主立庙。这个想法最初于1522年提出，当时国子监的一个监生提议，应当在北京建立这样一座庙。1525年，同一个人响应皇帝的建议，提出皇帝父亲的庙应当建在太庙内。这两次，皇帝一点也没有得到对建议的支持。当他在1525年坚持这个论点时，礼部提出一个折衷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