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532]
使现代的读者难以理解的是，中国没有一贯地和合理地利用它相当强的经济实力去支持它的外交目标。司律思和其他学者争辩说，如果它这样做了，它完全可能清除造成北方边境的冲突和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这个时期的中国不能更充分地做到这点，可以用以下的事实来解释：明代的贸易是作为纳贡制度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作为国家对它有兴趣的一种独立的活动来管理的（这个解释适用于整个明代，但不适用于它以前的朝代）。因此，贸易不受财政思想和经济管理的制约；它的形式是作为普天之下的君主与四海的礼仪关系的一个方面而由礼部制定的。
容许与纳贡相结合的贸易——也就是说一切陆上的对外贸易在法律上应由国家进行和经营——是作为皇室的一种特权进行的。（一切法定的贸易决不是只在陆地边境上存在；在沿海边境，政策同样有限制性，而且在1567年海禁解禁以前都知道是行不通的。）礼仪性的礼物交换以外的各种贸易和交换，至少在名义上是为了取得供皇室使用和享受的物品而进行的（军马和兵器则是例外，它们的采购由兵部负责）。这样，一切对外贸易都掌握在宦官手中，以皇帝私人利害关系的名义来经营，一般不受制于朝廷所制订的政策。蒙古人认为明朝是一个被腐化和贪权的宦官所控制的国家；他们就伴随纳贡活动的很不合心意的贸易而不断地与中国争吵、摩擦和交战，由此积累的经验很容易说明，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的看法。
总之，中国试图通过外交去保持它在整个亚洲内陆的利益。可是，如同司律思注意到的那样，中国在成化统治时期似乎已经停止向所有不同的蒙古国家派出使团，以后也没有再派出。因此中国的外交变得依靠来到北京的使团和使者的单方面的活动。在蒙古人眼中，这样做主要是要求赏赐和从贸易中取利的机会。中国用来支持其外交活动的制裁有两种：一是军事惩罚，主要依靠蒙古人去与其他蒙古人交战；一是利用贸易。但是中国人不能充分地利用后者，把它当作一种资源或者一种武器，因为不合常情的和不像商业经营的管理操在为自己和为内廷服务的宦官手中。明朝与亚洲内陆抗衡的地位，既不像许多优越条件使它应有的那样强大，也不是高度合理的，也不能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灵活地调整，以便为中国的持久利益服务。
北方的边境战争
在整个明代中叶，蒙古人是中国的民族敌人。在北方边境与蒙古人的战争是最持久、费用最大和最危险的战争。北方边境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可以定在成化统治时期；这就是新建长城和改组利用长城的防御体系。
从15世纪后期的中国史料中可以认定的蒙古集团从东到西依次如下：所谓的兀良哈三卫；山西北部的土默特部；鄂尔多斯和陕西北部的鄂尔多斯部；在旧蒙古故土（今外蒙古）并向南延伸到从今之热河往西直至陕西和甘肃的中国北方防区的、明代中国人称为鞑靼王国的虽然并非一贯团结却是庞大的蒙古部落集团；西北长城内外的不同的蒙古领地，其中上述的赤斤和罕东两卫是其代表。
兀良哈是一个笼统使用的蒙古部落名称；在兀良哈三卫治理下的人民并不都是这个部落出身的蒙古人，甚至也许不全是蒙古人。三卫在洪武时期已经设立，为的是给那些试图逃避当时整个蒙古普遍存在的内部纷争和接受强大的新的明王朝的庇护以保持其自治的蒙古人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和稳定。它们的基地是在西满洲沿西辽河（西拉木伦河）的大兴安岭的东麓，正好是10世纪建立辽帝国的契丹族的故土。
契丹人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们多半已被吸收到蒙古民族之中。他们的肥沃的牧地已被赠给有世袭卫指挥头衔的朵颜、泰宁和福余的王公们。在中国的史料中，这三个卫被视为中国在东北的防御联盟中的中流砥柱。中国人授予三卫以有纳贡国特权的保护领地的地位，以期促使它们脱离其西面的所有蒙古人和充当防备其东面跃跃欲试的女真人的屏障。但是也先在15世纪40年代已经成功地压制住它们，使它们在15世纪40年代至少是半心半意地与他的统一蒙古的运动合作，而中国人一直担心新的大蒙古运动将破坏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但无论如何，在明代的大部分时期内，它们是蒙古人社会中最稳定的部分，中国的对蒙政策在那里执行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
在行政上，整个东北，从大兴安岭西麓往东穿过满洲直至海滨，从辽东往北直至在北极地方的一条模糊的界线，被称为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根据《明史》，奴儿干与三卫一起，共包括难以置信的384个卫，其中大部分是授予小的女真部落首领的空头衔。③当时的战略思想是，必须使三卫的蒙古人继续成为该区域稳定的核心。但是在奴儿干以西，变动的形势使蒙古社会的其余部分在15世纪较晚的时期处于流动的状态。在它的中心部分，即中国人所称的鞑靼王国，它的所谓的小王子们（他们作为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有权要求领导全部蒙古人，而中国人对他们的了解则很少）的命运正在好转。
这个时期出现了杰出的巴图蒙克（约1464—约1532年），他蔑视明朝皇帝，自称大元可汗。他的11个儿子将成为以后几个世纪重要的蒙古领袖的前辈，而他正在促使统一的蒙古的力量重新强大。在他的孙子俺答的统治下，这个运动将在下一个世纪中叶达到高潮。从1483年起，当巴图蒙古成为中国史料中记载的小王子时，蒙古人正向南进逼长城的防线，并且肆意袭击。巴图蒙克诸子成了土默特部和鄂尔多斯部的可汗，即王公。一个全部东蒙古人的强大联盟正在形成。
以这种形势作为背景，我们也许比当时的中国政治家和将军更容易了解中国人为何能在15世纪70年代整个十年中连续地在与蒙古大军作战时赢得重大的胜利，可是在平定不断发生的边境袭击时却没有进展。一个有关的、有时是合理的担心是，越来越坚持不懈地南下向山西、陕西和甘肃进逼的蒙古集团的袭击将与定居在长城南面从而从内部威胁北方边境防御的蒙古人联合起来。这种担心在1468和1469年强化了朝廷对固原起义的反应，并且无疑地促使它采用了在以后十年中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反蒙姿态。
固原是北方的九边之一；当时明朝把它当作陕西西部的一部分来治理，但是后来它被包括在甘肃省东南的突出地带内。它大致位于兰州和西安中间，按直线计，在九边中的另一个边，即黄河河畔的宁夏以南将近200英里之处。明代史料称固原的蒙古人为土鞑，这个名称用来称呼北方几个省的蒙古人，这些人在元王朝灭亡后已远在中国本土内部定居，并且保留了某些自治权。固原起事的蒙古领袖在中国的史料中音译作满四（有时作满俊）。他是世袭的部落领袖，又是把丹之孙或曾孙；把丹是一个杰出的蒙古领袖，在1378年已向明朝的开国皇帝投降，并获准与他的部落在当时汉人很少的一个区域——固原——定居。
明朝希望，这些蒙古人将接受和平的和定居的生活方式。但是，在拥有肥沃的牧地的情况下，他们通过牧马、练习箭术和狩猎，保留了他们的武艺；他们生活得很好，不必被迫去务农，所以他们在文化上依然保留蒙古的传统。现在还难以断定满四造反的原因。有种种迹象表明，鞑靼小王子的太师，即刚健的孛来，煽动了“土鞑”去响应其边境以北的蒙古同胞。还有一些证据证明，一些道德败坏的当地中国军官正在进行盗匪活动，并且用谴责本地蒙古人的办法以掩盖自己的不法行为。不管是什么压力促使满四在1468年5月造反，他把大批追随者带进固原北部崎岖的山区中的一个严密加固的要塞。地方的官员轻率地进攻，在整个夏季笨拙地作战，最后惨败，损失重大。当战果上报朝廷时，一个以项忠（上面已经谈过他是在15世纪70年代初期战胜荆襄叛乱者的将领）为首的战地指挥部成立，它得到了当时任陕西巡抚的都御史马文升的协助。这支军队在1468年晚期开进固原，包围了满四的山区要塞，断其粮食，在1469年初期攻占。
在军事上，这次叛乱相对地说是一件小事，但它的政治影响却是深远的。危言耸听者不但认为蒙古民族可能联合起来，而且认为它可能与西面的西藏人联合起来，这种观点引起了朝廷的一些严肃认真的政治家的不安。叛乱还鼓励了一个机会主义的主战派，他们想寻找机会去率领新组合的京营卫戍军，以便追求晋升、战利品和进行掠夺。这一次，大学士彭时和商辂不得不就西北的危机而与谣言散布者进行斗争。他们争辩说，已在战场的项忠和部队完全有能力战胜固原的叛乱者。彭、商二人不惜危及自己的前程，打赌说项忠会取得胜利，以便阻止不必要地扩大军事反应。但是在以后十年的边境危机中，皇帝常常支持主战派。因此，固原事件可以看成是15世纪70年代在鄂尔多斯进行的几次战争的前奏。
鄂尔多斯，中文称河套，与陕西的西部、北部和东部接壤，长期以来已是中国和草原互相影响之地。自明代开始以来，陕西北半部这一块贫瘠多岩的丘陵及沙漠平原的杳无人烟的地区，与较肥沃的南半部之间的往来已被一系列军事战略要隘所切断。这些重兵防守的要隘旨在保护南部的中国居民不受从边远北部通过鄂尔多斯这块不毛之地进入的掳掠者（即蒙古人）的袭扰。这一系列把该省一分为二的防守要地成为北方边境的九边之一，根据陕西东北边缘的要隘而得名，称为榆林；或者根据那里的两个最重要的府称为延（安）绥（德）。山西和大同两边镇位于其东，宁夏和固原两边镇位于其西。
蒙古人在自己的内部压力下，在这几十年中正在逐步南移而进入长城边境区。小王子麻儿可儿吉斯及其太师孛来在1468年从满州的辽东袭击榆林，下一年再次袭击，这时大同的总兵官王越在1469年末被派去迎击。王越虽然科举出身，却是军人集团中最能干的人；尽管与宦官和声名狼藉的朝臣有联系，他却是一个杰出的战地指挥官和军事行政长官。他在1470年初期宣布一次胜利，这是他和其他将领在这一年夏季声称的一系列胜利中的第一次。虽然这些胜利总的说没有宣告有大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