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522]
即使在那个时候，人们对于谦和王文之死的那种赤裸裸的不公正现象普遍地惊讶不已：整个中国也承认他们为先烈。只过了九年，于谦追封了原来的官衔，并取消了对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几个世纪以后，参加进士考试的士子要到北京东部为纪念他而建立的祠庙中祈求于谦在天之灵给予他们能否中举的某种征兆。
重建另一个“新政体”
经过对高级官员这样广泛的清洗以后，政变导致了职务的大量提升和变动。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徐有贞被任命为首席大学士，兼任兵部尚书，同时封为武功伯；为首的将军石亨被封为忠国公。他的臭名昭著的腐化的侄子石彪被封为侯；宦官将军曹吉祥被提升为司礼监提督太监，这样就成了宦官集团的首脑和北京京师卫戍部队的总指挥。他的养子曹钦被封为伯爵，几个侄子都担任了高级军事指挥。其他的政变参与者也得到预期的封赏。御史杨善被任命为礼部尚书；王冀被封为世袭食邑的侯，并在退隐前短时期地任兵部尚书；张也得到封邑。除了这些有名的人物外，一批次要的合作者和追随者也要求并得到了爵位或职位，其滥封的程度甚至引起了朝廷和整个官场的普遍不满。
反作用很快来临。徐有贞不久就到处伸手。政变后只有四个月，即在1457年6月28日，他因被控“滥用权力”而被捕，最后由于他的同谋（主要的是曹吉祥）的阴谋，他被发配外地。三年以后，在1459年11月，个人的骄奢淫逸已成为公开丑闻和其专横终于使他失去了皇帝支持的石亨，因在一件贪污案子中与石彪有牵连而被命令退隐。但是随着更多的犯法行为的暴露，他被审讯并在1460年3月8日死于狱中。他的侄子石彪和其他的亲戚被处死。在1457年的一件臭名昭著的侵吞土地的案子中与石亨有牵连、但已设法使此案变得对自己有利的曹吉祥，这时开始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尤其是因为负责调查罪行的锦衣卫指挥逯杲是一个敌对集团的成员。1461年他和他的几个侄子和养子曹钦——曹钦处于这些人之间，控制着北京的全部卫戍部队系统——计划谋反。
起事定在8月7日，由曹钦带头，但是阴谋被忠君的将领孙镗和吴瑾得知，他们向皇帝禀报了。曹吉祥被捕。曹钦杀死了逯杲，试图猛攻皇城；但是虽然他的士兵杀死了吴瑾并攻破了一座城门，他们却失败了。到拂晓时刻忠君的士兵打败了叛乱者，叛乱就此结束。曹钦自杀。曹吉祥与他的几个侄子和支持者一起被处死，他的大量财产被充公。随着曹吉祥之死，1457年带头发动政变的那个集团彻底地被消灭了。
皇帝对他的复辟和复辟后的事件的无情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为所欲为的强烈特征，这一特征在明代的几个统治者身上经常表现了出来。但是，当政变出人意外地把他重新扶上皇位时仍不过30岁的英宗所经历的人世沧桑，却足以解释他的专制的行动。他登基时毕竟是一个儿童，并且经历了被俘、被废黜以及他的老师王振和他的支持者之死和死后被人唾骂等事件。然后他又在他兄弟统治下蒙受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以外之耻。所以他采取强硬的措施以确保稳定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就不足为奇了。一旦他兄弟的支持者被当作国家的敌人而被肃清，英宗似乎已采取行动，把一些能重新稳定朝廷和政府的干练官员安排到政府的重要职位上，而那些在1457年为他策划政变的人一旦表现出超越他们权力的举动，就立刻被除掉。
在他复辟的最初几个月以后，他的大臣和主要朝廷官员竟不同寻常地很少变动。在他统治时期，1458年以后，没有重要的大臣被罢官，重要的部的一切人事变动都是退隐或自然死亡的结果。内阁的情况也是如此，内阁中多才的三人小组李宪（1408—1467年）、彭时（1416—1475年）和吕原（1418—1462年）在整个英宗统治时期一直任职（吕原在1462年他去世前在职）。英宗逐渐依靠以下三人来指导行政：李宪，主要的大学士；王翱，老资格的吏部尚书，英宗对他特别敬重和有感情；马昂（1400—1476年）， 1460年被任命的兵部尚书。此外，几个户部尚书，特别是1460年任此职的年富，都颇有政绩。
石亨和曹吉祥流产谋反的失败，对正常的施政没有什么干扰。受影响最大的却是这两名将军在军界中的亲戚和他们的许多追随者。
第6章 成化和弘治统治时期，1465—1505年
两位皇帝
朱见深，谥号宪宗，生于1447年12月9日，在其父，即复辟的英宗于1464年2月23日去世时登上皇位；他宣布在下一个新年（几乎整整一年以后）开始使用新的年号成化。他死于1487年9月9日，即在他满40周岁前三个月，共统治了23年。他的在世的长子朱祐樘于是在17岁时登基：朱祐樘生于1470年7月30日，以弘治为年号统治了18年，死于1505年6月，那时他刚差一个月35岁。在历史上，他死后的庙号为孝宗。
在1368至1644年期间进行统治的16位明朝皇帝，只有五人活过40岁，而在1425至1521年这个世纪中在位的皇帝都不满40岁。可是这些短命的统治者并非死于战场或意外的原因——除非我们接受一种似乎很有理的推测，即几个明朝皇帝因服用如内含汞合成物有毒成分的长生药而意外地早死。不管这种推测是否属实，在15和16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一种不健康的气氛笼罩着明代的帝制。在明朝中叶，中国一直被一些不中用的年轻人所统治，他们短暂的一生往往被他们的后妃、母亲、祖母及侍侯他们的宦官所控制。宦官中最臭名昭著的大致与所侍侯的皇帝同年。对比之下，在朝廷和中央政府任职的士大夫却大都是老人。那些从他们开始教导统治者一直到他几年后在皇位上死去时仍能够与他保持正常接触的地位显赫的人，几乎都是皇帝的父亲和祖父一代的人。疏远和不信任越来越成为明代中期皇帝与官员的关系的特点。
本文论述的成化和弘治这两代皇帝统治期反映了以上概括的几个方面。一般地说，它们代表了一段平静的间歇期，没有发生重大的民族危机。的确，弘治时期在传统上被人认为是君臣之间有良好感情与和谐关系的一个时代。更周密的考察可以看出在这种理想化的关系中有许多缺陷，并且暴露出两个统治期的某些倾向的开始，这些倾向后来激化，进而产生了明晚期特有的政治弊病。
这两个皇帝的统治期标志着明代政治史的形式上的里程碑。明代皇帝在职能上是行政的中心；他们虽然不是15和16世纪的欧洲君主那样的知名人士，但是在中国特有的环境的范围内，他们的个性和个人素质，是说明每个统治期特有的气氛和许多行政活动具体内容的终极原因。因此，这两个皇帝的个性是正当的注意焦点。但是他们不过是中国政治史中的中心人物。而整个明代中期的政治舞台却表现了许多思想活力和认真地献身于公众生活的精神。
尽管有这些政治制度的缺陷和弊病，多才的和有个人成就的士大夫精英对政治事业的大力追求，反映了这样一个社会：它在形式和物质手段方面越加丰富，而且随着15世纪进入更加蓬勃发展的16世纪（采用我们的时代里程碑的概念，而不是中国人标志历史时代的里程碑的概念），它也呈现这种前景。在进入16世纪之际，我们发现许多中国作者评述了社会的有力扩张和并非尽如人意的社会变化的后果。这里我们将考察这两位15世纪后期的统治者、他们的朝廷和政府，以及在1465至1505年期间东亚环境中的更为广大的明代社会。
宪宗朱见深
这个明朝第八代皇帝在他幼儿时期已经经受了给他的性格留下伤痕的各种痛苦经历。当他父亲英宗皇帝于1449年被瓦剌蒙古人在土木俘获时，他不到两岁。在随之而来的国家的严重危机中，英宗被他的异母兄弟景泰皇帝接替。一年后英宗被遣回北京，但在七年中被幽禁在皇城中与外界隔绝和严密防卫的地方，不能享受一切荣誉和安逸的生活。他的儿子在1452年被废除皇太子的身份，而由景泰皇帝的儿子代替；他然后与被废的皇后（不是他的生母）在皇城的另一部分生活，生活条件很艰难痛苦。当1457年一次政变使他的父亲重登宝座和消灭他的叔父时，他年九岁。他又成为皇太子，以后的七年他在这样一个朝廷中长大：在那里冲突造成了迟迟不会消失的忌妒和报复心理，冲突的一方是他父亲的支持者，另一方则是通过支持他叔父当皇帝在1449年危机中拯救王朝的人。
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少年，他显得很结实，大脸蛋，反映迟钝，说话严重地口吃。据说他父亲怀疑他的智力和治国的能力，但被一些大学士所说服，他们认为如果合法的继承受到干扰，王朝的稳定会遭到损害。当他在1464年登基时，他已把原来侍侯他祖母的宫女万氏纳为宠妃。当时她35岁，年龄比他大一倍。她控制着他，操纵皇室和内廷的成员，并随心所欲和无原则地对行政施加影响。
但是，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心胸宽大的人，没有保持过去的派系仇恨或寻求报复。在一定程度上他重视朝廷中的正直和干练的官员，但是他也几乎不加鉴别地使用为人卑鄙的侍从，在决策方面优柔寡断，对待朝臣（不论是好是坏）的好恶也是任性的。他尤其不愿意对后妃及通过她们抓权的外戚、卑鄙的宦官、谄媚者和冒险家的事务严加控制。不能说他们控制了他，可是也不能说他尽力对他们严加约束。
我们可能会想，这个皇帝有点反常地与他们一样贪婪；于是，他为了增加自己收入的微不足道的利益，就让他们比以往更加肆无忌惮地放手进行贪污活动。早期明代国家的健全的财政基础已经被英宗皇帝的愚蠢的军事闹剧和建设计划所削弱。到他儿子的统治时期，皇帝及皇室需要更多的钱。从没收阴谋反对过他父亲的一个宦官的巨额财产开始，他把土地充公以建立巨大的皇庄，从中收取的沉重的地租直接入了他的私囊。一名御史指责道：四海之内皆陛下所有，奈何与民争利？他对这种指责置之不理，于是使这种做法变本加厉。朝廷的一些奉承者从统治者的贪婪中得到了启示，把免税的皇庄或（皇帝赏赐的）庄园骗到手中。
明朝政府面临的日益严重的问题之一是这个平庸之君引起的，他在财政管理方面不去请教政府的专门人才，或者交有关各部和司署处理。万氏的腐化的追随者为她想出了一套办法，在封官、发准许证和赏赐皇恩时绕过行政活动的正常渠道，但不论朝中的政治家们多么有力地谴责，皇帝却拒绝干涉。有无限权力的天朝统治者为了分享不应有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