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515]
① 关于权谨，可简要地参阅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69、218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97、340页；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161页以下。
③ 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106页。
④ 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04页。
① 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I，第87—88页；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12—113页。
② 这些欠税情况取自户部尚书郭资的报告；见以上注120。
③ 见下文。
① 山本达朗：《安南史研究》[600]，第678—686页；罗荣邦：《和战问题政策的制订和决定》[360]，载贺凯：《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纽约，1969年），第57页。
② 见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23、130—131、175页。
① 吴晗：《明成祖仁宗景帝之死及其他》[589]，第194页。关于李时勉一案，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40、866页。《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48—149页。
② 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27—128页；王崇武：《明仁宗宣宗事迹旁证》[542]，载《真理杂志》，I，2（1944年3—4月），第194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40页。
① 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13，148页。
① 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20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79—280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78、223、226页。
① 见吴缉华：《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576]，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I，第186—197页；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22—24、86—87、219—223页。又可简略地参看格里姆：《从明初到1506年的明代内阁》[194]，第139—177页；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28—30页。
②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5、533、666、1537页；贺凯：《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第89—90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34—235页。
① 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27—128页；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64—65页；贺凯：《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第89—90页。
②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511]，第334—336、338—341页；克劳福德：《明代宦官的权力》[128]，第119—120、130—132页。
①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511]，第6—11页；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11—112、115—117页。
② 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517]，第60—61页。
① 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21—124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41—342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32页。
② 关于朱高煦不实的指控，见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135—140页。
① 见山本达朗：《安南史研究》[600]，第721—758页；罗荣邦：《和战问题政策的制订和决定》[360]，第57—60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26—229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94—795页。
① 可简略地参看约翰·K.惠特莫尔：《交趾和新儒家：明朝改造安南的企图》[562]，载《明史研究》，4（1977年春季号），第71—72页。
① 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13—119、147—151页。顾佐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47页。关于刘观的罪行和惩处，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第63、117、118页。
① 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39—41页。
② 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30—231页。
③ 关于周忱的使命，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91页。
① 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26—128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84页。
② 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75—77、111、253页。
③ 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140—143页。
① 吴晗：《明代的军兵》[593]，第112、114、119、134页；王毓铨：《明代的军屯》[558]，第217、231、235、238页。
② 见周良宵：《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95]，第64—65页；吴缉华：《论明代税粮重心的地域及其重税之由来》[574]，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41—45页。
③ 关于这些数字及其重要意义，见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581]，第102—104页。
① 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88—92页；伍丹戈：《明代中叶的赋税改革和社会矛盾》[597]，载《社会科学战线》，4（1979年11月），第168—171页。关于周忱和况钟事迹的详情，见蒋星煜：《况钟》[72]（上海，1981年），第34—42、72—76页及各处；关于况钟，还可简要地参看《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51页。
① 关于周忱和况钟在苏州和松江财政改革的简明论述，见周良霄：《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95]，第69—71页；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I，第98—105页。
① 见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100—101、106—111页。
② 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Ⅰ，第94—95页；关于周忱的财政措施对万历年间一条鞭法改革的影响，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101—104页。
第5章 正统、景泰和天顺统治时期，1436—1464年
英宗第一次统治期，1435—1449年
权力中心
1435年1月，宣德帝在他37虚岁时早死，由年仅8岁的幼帝朱祁镇（庙号英宗，1427—1464年）继位，这就暴露了明初建立的政治制度中固有的许多问题。虽然继位是完全合乎规定的，而且宣德帝两个儿子中的长子朱祁镇已经被立为太子，但是继承明朝皇帝宝座之事已经引起了种种问题。已经发生了朱棣进行的一次成功的篡位，而另一次宣德帝之叔朱高煦的篡位企图则在1426年以失败告终。
幼帝之登上宝座产生了新的问题和紧张因素，因为明代开国皇帝建立的制度规定，一切权力都归于皇帝，他必须在大学士和大臣们的协助下决定国家大事。对未成年的人的继位没有订出正式的条文。一个幼帝使这个专制的君主国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虽然没有人能正式成为摄政，但一个事实上的摄政集体必须建立起来，去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一种情况，如同王朝以后时期重新发生的那样，容易导致不合法的独裁权力的建立和不可避免地破坏中央领导的稳定。
宣德帝在短期患病后出人意外地死去，张太皇太后就领导了一个事实上的摄政团。她在朝廷中，不论在礼仪上和事实上都取得了最受人尊敬的地位。此外，在前一代皇帝统治时期，她作为皇太后已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政治的决策。她原是一个平民，而作为永乐帝的儿媳、洪熙帝之妻和宣德帝之母，她代表了和维持着王朝的延续性和合法性的某种门面。有一种史料认为，她最初提出让先帝之弟，即她自己的儿子襄王朱瞻墡（1406—1478年）作为皇族中的成年人登基，而不要她的孙子——那个儿童朱祁镇——继承皇位。但是正式的记载则说，她在后者的登基中发挥了作用。不论是何种情况，她都能保证取得强有力的地位；她在1442年快60岁时死去之前，一直很有影响。
与太皇太后同在摄政团的有大学士和宦官各三人。这三名大学士与张太皇太后一样，也体现了明代早年政权的延续性。他们是三杨，即杨士奇（1365—1444年）、杨荣（1371—1440年）和杨溥（1372—1446年），他们虽然都是南方人，但无亲戚关系。自从宣德帝在1426年登基以来，他们就在一起任职，而杨士奇和杨荣自永乐朝起，已为几代皇帝效过劳。他们都经验丰富，精明强干，掌握大权。
摄政团中的宦官都是司礼监的主要官员，而司礼监又在宫内宦官等级中具有最高的威信。他们是王瑾（活至1451年）和范弘（活至1449年），两人与金英（约活至1450年）一样，在前一代皇帝统治下已经牢固地树立起自己的权力。但是不久王振（？—1449年）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在内书堂受过严格书本教育和行政训练的最早的大太监之一；内书堂在1426年设立，它的成立直接违反了开国皇帝防止宦官受教育和参政的政策。
根据一份晚明的史料，为了给宫内妇女教课，永乐帝曾说服一批儒家的老师自愿净身，而王振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王振进入内书堂就具有很大的有利条件；这就能说明他的权势迅速上升的原因。王振是北方人（山西人），与太皇太后同乡。他还年轻，在1435年秋季他被任命在司礼监工作时很可能才三十四五岁，比摄政团的其他成员要年轻得多。他还是幼帝的启蒙老师，对幼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