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502]
南京的官署成了它们北京的对应官署的分支机构。例如，设在北京的南京后军都督府分署将档案移交给北京的后军都督府，并将其印鉴送礼部销毁。有关新首都安全的一切活动改由中军都督府负责。就军队而言，统一的指挥结构一分为二：13个卫归南京指挥，13个则归北京。归五军都督府管辖的五个卫同样被平分，在两京各组成五个新卫。
文官的组织也经历了类似的、但更加复杂的改组。处理北京事务的各部被撤销，其人员被重新分配，户部和刑部的北京分署被并入户部和刑部。同样，都察院分院也并入都察院的北京道。另一方面，兵部和工部则北迁，而国子监则干脆去掉了“北京”二字。同时，原归一个部的分署管辖的北直隶各州府，此时则直接受京师各部节制。1425年，明帝重新设置了各部的北京分署和后军都督府分府。于是地方官府与中央各部或都督府打交道时必须通过这些机构的渠道。但是，这个程序证明过于麻烦，所以这些分署在1428年解散，管辖权于是又转归正规的部和都督府。
皇帝已在北京建了一个雄伟的首都，这个首都远比元代的首都豪华，甚至与南京一样壮观。“两京制”的时期——在此期间北京和南京充当了相辅相成的行政中心——在1441年结束，当时北直隶和南直隶的行政划归中央政府统一管辖。从此，作为留都的南京大大地丧失了它的政治重要性；它再也不归皇室控制，它的宫殿和宗庙被废弃。它的主要行政职能保持不变，但是除了洪熙帝统治时一段短暂和未遂的返都期外，它的的各部通常只由有职无权的侍郎任职。
迁都北京之举在军事和经济组织方面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这些变化与新的行政要求以及边境各地区的防务有关。这一宏伟的都市远离供应它的经济源泉，迁都和维持这一中心所用的人力和物力在明代灭亡和在帝国时代结束之前，一直消耗着政府的收入和人民的财富。
军事和经济的改组
军队的调动和新机构
永乐帝统治时期军事组织在武装力量的结构方面经历了四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取消了护卫。第二个变化是把大部分驻在南京的京卫调到北方，并把某些北方的部队提到亲军的地位，这就使驻北京的京卫成为帝国中最大的一支部队。第三个是在京师设营，士兵们通过营定期从地方部队轮换去边境防线服役或进行征战，并在营中操练和受训。第四个大变化包括在长城沿线组织边防的镇；这个措施是永乐帝对付这条边界以北的游牧入侵者的新战略的组成部分。①
永乐帝取消藩王护卫的愿望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洪武统治时期建立的分封制下，亲王具有广泛的权力。永乐帝曾经利用这种权力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这个经验促使他解散护卫，并让他自己的儿子们离开军镇。在内战期间，他的长子和次子都参加过战役。但是在他登基后，当他在外征战时，他让长子当摄政；次子则因策划反对其兄长而在1417年被捕。②同时，像建文帝做过的那样，永乐帝也感到非削弱其他亲王——都是他的弟兄——的权力不可；许多亲王被指控有罪而遭到清洗，他们的护卫被解散。
因此，到永乐帝统治结束时，在原来洪武帝建立的30支藩王护卫部队中，只有4支完整地保留下来。①永乐帝原来为燕王时属于他的3支护卫部队，即燕山卫，被并入组成北京皇帝私人军队的亲军之中。剩下的23支护卫部队中，有的被调驻不同的地点。其他的则被解散，它们的部队被改编成京师的新的卫。从此，授给新王的封地很少设护卫，到明朝末年，属于军事编制的藩王卫队不到12支。②
把军事卫队调往北直隶之举是永乐年间进行的意义最为深远的一项军事改组。在洪武帝统治下，南京的41支卫队合称为京卫；这些部队包括皇帝私人的12支亲军和29支隶属于五个都督府的护卫部队。①当永乐帝以北京为京师时，他把南京的许多这些护卫部队调到北方。到1420或1421年，北京的卫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原属北京都督府的卫；原来的南京京卫；原属诸王的护卫部队。少数已解散的其他部队也从其他省调到北京。
京卫的核心是由构成皇帝亲军的22支护卫部队组成。它们包括3支燕山护卫部队、原属北京都指挥使司的16支护卫部队中的7支，以及曾隶属于南京皇帝禁军的12支部队。这22支护卫部队包括159个所；这些部队号称共有190800人（一卫包括1200人），但是实际人数很可能大大低于此数，因为到洪武时期末年，各地区的卫大致只有它们足额兵力的5/8。②其他6支部队并入皇帝亲军的部队依然归他直接调遣；其中3支原属前北京都督府，3支由各解散部队的士兵组成。这些部队提供了进行建设工程的大部分士兵。
南京的军事编制包括29支其他的护卫部队，每支部队分归前京师的各军都督府之一指挥。到1420年，这些部队中大约19支已调往北京，剩下的则是专事水上作战的部队。1420年以后，南京的军事编制由17支隶属于皇帝私人军队的护卫部队和32支由南京五个都督府联合指挥的部队组成。同时，南直隶外围城市原属南京中军都督府管辖的部队则改由北京的中军都督府管辖；这进一步削弱了南京行政的权力。1421年随着北京周围的地区成为北直隶，北京的后军都督府开始对该地区进行指挥。从此以后，北京的后军都督府统辖了16支护卫部队，其中11支后来负责守卫皇陵。
到宣德年代之末，北京的京卫包括74支部队。22支由皇帝亲自指挥；4支从事养马；6支正式被用作建筑工人；两支被指定护卫永乐帝和洪熙帝的陵墓。19支部队已从南京调到北京，6支则从北方其他地区（主要是大宁）调到北京，15支新部队则由各支已解散的部队的士兵组成。永乐年间帝国军队总兵力看来远远超过200万。
在改组过程中，大批人民搬迁至北京及其周围的地区。至少有435个所，即帝国全部部队的25—30％驻扎在北京地区，其中335个所原从帝国的其他地方迁来。如果我们采用前面的计算，这些部队的实际总兵力约为25.1万人，但是真正的数字可能略高。另外，许多士兵有家眷。1393年的人口统计数字表明，北京地区有定居人口1926595人。因此，有理由认为15世纪初期北京省（1403年以后之称）的人口很可能大大地超过200万。总之，在1422年以后，长驻在北京的部队形成了首都居民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这样就大大地加剧了供养基本上是依附人口的问题。①
这些驻军的军事指挥结构和训练程序也重新作了规划。京营被设立，以提高此时把时间分别用于耕田和卫戍的部队的战斗准备。京营（以“三大营”著称）的组织工作在第二次对蒙古的远征以后开始，当时皇帝决定扩大这些征战的规模和提高它们的有效程度。1415年，他下令命北方诸省和南直隶的卫各派一支分遣队至北京接受训练。北京的守军当时分成步、骑、火器三个营。每个营受一名宦官和两名贵族或高级将领的联合监督，其他军官则协助他们工作。
三个营的组织相同，但它们负有不同的任务。五军营之名来源于五个都督府或帝国讨伐军的五支分队，它训练来自地方护卫部队的无战斗经验的新兵。此营负责组织和训练战斗部队，这个任务原由卫所部队承担。结果，帝国各地的守军——他们不再有军事任务——的素质和斗志都下降了。三千营围绕3000名作为核心的蒙古骑兵组成，这些骑兵在内战期间曾与皇帝一起作战。神机营训练士兵使用火器。中国军队在15世纪以前已使用火器，但他们在15世纪初期征讨安南时才从安南获得优质的兵器。他们还俘虏了一个名叫黎澄（1374—1446年）的安南第一流的火器专家，此人为黎季■的长子，被委任负责为中国军队制造优质火枪和爆炸武器。神机营就是以安南火器专家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这些人在宫廷宦官的监督下教明代士兵。①
由于所有帝国远征军都包括骑兵以及配有火器的士兵，所以三个营的内部组织大致相同。还有一个京营值得一提。这就是四卫营；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其士兵来自专门养马的四个卫。它的主要任务是为骑兵训练战马，驯马人中包括许多投降的蒙古骑手。
最后，从满洲至甘肃的长城沿线设立了一系列的边镇。这个新战略与洪武帝提出的战略迥然不同。开国皇帝远在长城以外的战略要地设立卫，这样，中国守军就能在蒙古袭扰者抵达长城之前与他们抗衡。永乐帝在他登基后不久就撤回了大部分守军，这既是为了缩短防线，又是为了削减军费。他于是在长城附近或以南的辽东、蓟州（北京之东）、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固原（陕西）、宁夏和甘肃的战略要地设立一批边防重镇。这些边镇归这些地区的都指挥使司节制。②在洪武年间，戍守长城以外的部队只从附近的卫所部队中抽调；在永乐年间，已在京营受训的士兵则要在这些卫服完他们的服役期。这些士兵的服役期比预期的要长。他们最后成为长期职业军队的核心。
指挥边卫的军官选自正规的军官队伍。这些指挥官被授予通常只给进攻部队指挥官的权力，虽然他们的任务只限于防卫他们管辖的地区。人们逐渐以他们管辖地的名称相称——如某某地区总兵官。每个指挥官由一两个副手或职位较低的具有参将、游击将军这样头衔的军官协助。③这类委任的期限通常以一次战役为限；官阶和官俸仍取决于他们在卫中或在地方都指挥使司或大都督府中的等级地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委任被固定下来，它们形成了战术指挥的一级。到宣德末年，这些边镇已经形成北方边境九个固定的防御编制（九边）。设立在蓟州、延绥和宁夏的边镇监督长城的指定的段，而其他六个则行使它们的地区的都指挥使司职能。从此，指挥的等级制度或边防军的结构都很少变动。①
粮食的供应和运输体系
远征的战役、建设工程和行政管理的变动是很花钱的。此外，把政府迁到北京造成了一个大问题，因为首都、它的官僚机器和戍守部队都处于一个穷苦而贫瘠的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