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490]
③ 见明太祖：《谕刑官》，载《御制文集》[392]（1965年编），8，第14页；《国榷》[498]，8，第641页。
④ 《明通鉴》[210]，1，第436页；宋讷的传记见《明史》[41]，137，第3952—3953页。
① 《明通鉴》[210]，1，第436页。
② 《明通鉴》[201]，第432页；富路德：《谁是1385年的探花？》[190]，载《明史研究》，3（1976年），第9—10页。
③ 见杜联喆：《明朝馆选录》[516]，序，载《清华学报》，新版5，2（1966年12月），第30—119页。
④ 《明纪》[53]，5，第7页。
① 三编《大诰》的序所记的日期分别为1385年11月3日、1386年4月14日和1387年1月5日。第二编附有1386年12月16日的一篇题记，皇帝在这里指出头、二编是在这一天一起发布的。第三编之序注明的日期为1386年12月22日，第三编包含有一个内部提到的日期为1387年2月17日（见《大诰三编》[391]，载明太祖：《开国文献》[388]，第400页），所以它可能在此以前尚未刊印。见昌彼得：《御制大诰前、续、三编叙录》[44]，载他的《蟫庵群书题识》（台北，1972年），第45—48页。
② 邓嗣禹：《明大诰与明初政治社会》[509]，载《燕京学报》，20（1936年）；重印于明太祖：《明朝开国文献》[388]，1，正文前的材料，第1—26页，特别是第11—12页。
③ 《大诰》[389]，第42，49—50页。
① 《大诰》[389]，第48页。
② 《大诰》[389]，第63页。
③ 《大诰》[389]，第73—74页。关于茹太素的传记，见《明史》[41]，139，第3986—3987页。
④ 明太祖：《大诰续编》[390]，1386年，重印于《明朝开国文献》[388]，1，第112—113页。
⑤ 《大诰续编》[390]，第123—124页。
⑥ 《大诰续编》[390]，第163—164页。
① 《大诰续编》[390]，第153—154、161—162页。
② 《大诰续编》[390]，第219页。
③ 《大诰三编》[391]，第276—314页。
④ 《大诰三编》[391]，第343—344页。
⑤ 《大诰三编》[391]，第347页。
⑥ 《大诰三编》[391]，第403—407页。
① 《大诰三编》[391]，第360—363页。
② 《大诰三编》[391]，第327—330页。
③ 传记见《明史》[41]，282，第7224—7225页。
④ 谢应芳：《龟巢稿》[229]（约在元末；重印于《四部丛刊》，第3集第37卷，上海，1936年），8，第13页；见罗炳绵：《明太祖的文学统制术》[361]，载《中国学人》，3（1971年），第40页。
⑤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54—558页；《明史》[41]，147，第4115—4122页。
① 《国榷》[498]，第684—686页。
② 黄章健：《〈大明律诰〉[245]，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4（1935年6月），第77—101页；重印于他的《明清史研究丛稿》[242]（台北，1977年），第155—207页。
① 《明通鉴》[210]，1，第451页；司律思；《（明代的中蒙关系，Ⅰ）洪武时代（1368—1398年）在中国的蒙古人》[457]，载《中国和佛教文集》，11（布鲁塞尔，1956—1959年），第77、115页；《国榷》[498]，9，第673页。
② 《国榷》[498]，9，第673页。
①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50—354页。
② 《国榷》[498]，9，第688页。
③ 《国榷》[498]，8，第676页。司律思：《洪武时代在中国的蒙古人》[457]，第81页。
① 《国榷》[498]，9，第690页。
② 叙的日期是洪武二十年阴历十二月（1388年1月10—2月7日）；《武臣大诰》重印于《明朝开国文献》[388]，1，附录，第1—44页，这个文本显然是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印刷版的20世纪初的手抄本。见张伟仁编：《中国法制史书目》[43]（台北，1976年），1，第134页。《明朝开国文献》的编者关于此文本的出处并未提供任何信息。谈迁定此《大诰》的日期为1388年8月16日。见《国榷》[498]，9，第689页。
③ 《明纪》[53]，5，第10页。
① 《明通鉴》[210]，1，第467页；《明纪》[53]，5，第16页；《明通鉴》[210]，1，第474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81页。
② 《国榷》[498]，9，第700页。
③ 《明纪》[53]，5，第18页；《明通鉴》[210]，1，第476页。
④ 传记见《明史》[41]，132，第3862—3863页。
⑤ 《明史》[41]，116，第3570页。
① 《明纪》[53]，5，第18页；《明史》[41]，116，第3573页。
② 《明史》[41]，117，第3579页。当他于1385年和1390年间在凤阳时，他聘请了金华学者苏伯衡（1329—1392年？）为顾问；当他就国于成都时便与苏伯衡的朋友和宋濂的弟子方孝孺（1357—1402年）有往来。关于苏伯衡，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14—1216页；《明史》，285，第7310—7311页；关于方孝孺，见《明人传记辞典》，第426—433页；以及《明史》，141，第4017—4020页。
③ 《明通鉴》[210]，1，第479页；《明纪》[53]，5，第19页；司律思：《洪武时代在中国的蒙古人》[457]，第116页。
① 《国榷》[498]，9，第705页；《明纪》[53]，5，第19页；《明史》[41]，116，第3574—3575页。
② 《国榷》[498]，9，第707页；《明纪》[53]，5，第20页。
③ 《国榷》[498]，9，第708页。
① 《国榷》[498]，9，第716页。
② 传记见《明史》[41]，132，第3861—3862页。
③ 传记见《明史》[41]，131，第3855—3856页。
④ 传记见《明史》[41]，138，第3974页。
① 《明纪》[53]，6，第7页；《国榷》[498]，第734—735页；传记见《明史》[41]，149，第3998—3999页。
② 《明纪》[53]，6，第2、3页；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93—94页。
③ 〔明纪〕[53]，6，第5页。
④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97—404页。
① 《明通鉴》[210]，第486页；司律思：《洪武时代在中国的蒙古人》[457]，第285页。
② 《国榷》[498]，9，第724页。关于《大明律稿》是出诸多手编纂的问题，看黄章健：《〈大明律诰〉考》[245]，第77—101页；杨一凡：《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考》[606]，载《学习与思考》，5（1981年），第50—54页。
③ 关于这个问题的彻底讨论，见克拉克：《自治、合法性与朝贡式的政治：高丽灭亡和李氏王朝建立后的中朝关系》[125]，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又李成桂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98—1603页。
① 《明实录·太祖实录》[330]，76，第1401页；吴缉华：《明代建国对外的基本态度及决策》[578]，载《东方文化》，16，1—2（1978年），第184—193页，特别是第187页。
② 明太祖：《皇明祖训录》[386]（1373年）；重印于《明朝开国文献》[388]，Ⅲ，第1686页；《明实录·太祖实录》[380]，68，第1278页；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一篇背景研究短论》[547]，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费正清编（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68年），第34—62页，特别是第52—53页，译载了《明太祖实录》[380]。
③ 这里的讨论系根据克拉克：《自治、合法性与朝贡式的政治》[125]一文。
① 这些国家在文内是按地区排列的：东北方面：朝鲜；东方和略偏北方面：日本。南方和略偏东方面：大琉球；小琉球。西南方面：安南；柬埔寨（真腊国）；暹罗；占城国；苏门答腊；西洋（西洋国、东印度海岸和霍尔木兹）；爪洼国；湓亨国（在马来半岛上）；白花国（具体所指不详）；室利佛逝（三佛齐国）；浡泥国。见明太祖：《祖训》[385]（1395年）；重印于《明朝开国文献》，[388]，Ⅲ，第1588—1591页。又见罗香林：《明代对东南亚各国关系之演变》[357]，载《南洋大学学报》（1967年），1（1967年），第119—125页。关于室利佛逝，见沃尔特斯：《马来历史中室利佛逝的灭亡》[569]（依塞加，1970年）。
① 传记见《明史》[41]，131，第3840—3842页。
②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909—910页；《明史》[41]，129，第3804—3808页。
③ 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可见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59]，（台北，1966年），第27—34页及以下。
④ 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1955年；重印本，上海，1956年），第17页。
① 下面的讨论据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以及《明史》[41]，75，第1848页。
② 苏均炜：《16世纪明代中国的日本海盗》[474]（密歇根，东蓝辛，1975年）。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90—791页。
② 《国榷》[498]，9，第735页。
③ 《明通鉴》[210]，1，第502页；《国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