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461]
盐池工人由于他们的凶猛和独立性而受到注意；在下面所引的一节叙述中他们被视为杭州的救星，而且像张士诚所表现的那样，他们又经常是站在另一边。在这里，政府在他们中间指派一个私人的和也许是不合法的组织来完成它的军队所不能完成的事。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到威胁的某个社会不能从无效率的政府那里指望得到救助。于是出现了通常是由当地精英阶层的领导层——即社会的天然领袖来领导的自发的防御办法。
萧景茂，漳州龙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谨厚信于乡里。后至元间[1335—1340年]，漳寇乱，景茂率乡人立栅保险，坚不可破。会旁里有人导之，从间道入，景茂被执。贼使拜。曰，“汝贼也，何拜？”贼欲胁之降，以从民望。景茂骂曰：“逆贼，国家何负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负汝，而坐累之？”贼相语曰：“吾杀官军将吏多矣，至吾寨，皆软靡求生，未若有此饿夫之倔强者。”② 他们残酷地杀害了他。
《元史》有四卷给那些堪称为“忠义”之士的人写了简短的传记，它们几乎完全是叙述那些在1330年至元王朝败亡时同样死难的一些人。①其他数以千计也同样起而组织乡村自卫的人或者没有死，或者未被记录下来，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出身于社会的精英阶层。明玉珍（1331—1366年）便是一个例子。
徐寿辉起蕲水，玉珍与里中父老谋避兵。父老曰：“足下素刚直，能集壮勇，保全乡里，是所望也。”玉珍于是招集乡人，得千余，屯于青山，结栅自固。众推玉珍为屯长。
当徐寿辉送来一纸严词檄文号召参加他的红巾军叛乱时，这篇叙述说明玉珍不想搞叛乱：“〔明〕玉珍惧，且欲保乡里，不得已从焉。”②
漳州盗匪捉住了多才的萧景茂，没有能使他拥护他们，所以他们杀掉了他。这个事件很典型，说明了这时盗匪和叛乱分子学会了和使用了什么样的立威的方法。甚至他们中最低下的人也时常想要社会上地位高的人向他们屈膝，这样做或许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或者更实际一些是要向社会显示其威力。自发的自卫组织成了社会新的结构最低一级的单元；而一个有远见的领袖，不管他为谁的事业服务，都要想方设法吸收它们。处境不同的徐寿辉恫吓小人物明玉珍，后者虽然无足轻重，但手下有1000个战士。
各种各样的叛乱者，从野心勃勃的盗匪到红巾军领袖，由于他们企求更大的政治目标，知道爱惜萧景茂这样的人才，如果可能，还要诱以高官厚禄来录用那些有学识和有威望的人。他们用吸收当地社会的天然领袖来争取那个社会，这种办法终于被看成是马上获得实惠以迅速扩充领土的最有效的方法。可是，地方领袖也得非常小心谨慎。关于叛乱领袖有许多被记载下来的事例，说他们举止端重，对当官和不当官的人都彬彬有礼，结果是在他们的地区得而复失之后，就使那些有附逆污名的人一起受到严厉的处分。例如，陶宗仪在《刑赏失宜》条目下就记载过这样一件发人深思的例子，它写道：
至正十二年壬辰[1352年]秋，蕲黄徐寿辉贼党攻破昱岭关，径抵余杭县。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伪帅项蔡、杨苏，一屯明庆寺，一屯北关门妙行寺，称弥勒佛出世以惑众。……其贼不杀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府库金帛，悉辇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访使自绍兴率盐场灶丁过江，同罗木营官军克复城池，贼遂溃散。……[原先不光彩地弃城而逃之政府军士兵与官员现在回城并接收了它。一位蒙古军官率军从避乱之湖州返城]举火焚城，残荡殆尽。附贼充伪职者范县尹等，明正典刑。里豪施遵礼、顾八，为迎敌官军，剐于市，家产悉没县官。明庆、妙行亦然。[凡滞留城中之]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罢黜不叙。[而逃窜出城未曾抗拒之]省官复任如故[不加歧视]。朝廷法度既堕，刑赏失宜，欲天下宴安，不可复得矣。①
我们整个这一节所谈的这些地方领袖只是需要政府不再能给予的安全；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政治野心。但是他们经常是要把权抓在手里，有时还滥用权力，既搞值得赞许的自卫努力，又搞打家劫舍、公报私仇和其他一些不理于众口的行为。1735年完成的《明史》不无感慨地这样写下了陈友定不平凡的一生：
元末所在盗起，民间起义兵保障乡里，称元帅者不可胜数，元辄因而官之。其后或去为盗，或事元不忠，惟友定父子死义，时人称完节焉。②
如果不是因为日益重要的责任摆在他的道路上而使他有此非常机遇，陈友定也将和其他数以千计的地方领袖们一样湮没无闻，不见经传。他们这一类人很少能取得足够的显赫地位以赢得历史学家的一顾。但是在60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想要了解那时人们对由于社会崩溃而引起的不正常环境的各种各样的反应，我们就应该承认在各地方和社会各阶层的无数无名领袖的根本的重要性。他们创造了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存在的社会活动的潜在可能性。
盗匪
在传统的中国历史材料中，盗匪一词（“贼”、“匪”、“寇”，等等）适用于任何蔑弃合法政权的人，从小偷小抢到大的群众叛乱的领袖和追随者都用得上这个词，甚至也用于未成功之前的开国之君身上。可是，我们在这里更多地是按照西方的惯常意义来使用“盗匪”字眼的，它意指破坏法律的分子，即拉帮结伙搞抢劫、走私和海盗行为的人。上面已经着重指出，这种盗匪在社会到处都有；某些人可能攻占省会或长期占领县城。但是，只有两位领袖是盗匪出身而变成了在“群雄”割据时代逐鹿国家政权的赫赫人物；这个群雄割据时代约有十来年之久，直到朱元璋在1368年总揽帝国权力时为止。
群雄割据时代这两位杰出的盗匪领袖就是张士诚和方国珍（1319—1374年）。张士诚在这两人中又更为重要。他的令人瞩目的生平完全值得予以充分的研究，可惜现代历史学家还没有写出这种著作来。
张士诚
张士诚原是江苏北部沿海地区自驹场商镇（钱谦益等人说“在泰州”）上的船工；这里是产海盐的政府专卖盐场。这种盐经由内陆水路运往扬州、泰州和此地区的其他城市，再从这些地方由特许证持有者提货而向政府交税，然后把盐再分往被指定的市场地带；未经登记的盐由走私贩子卖给不缴税而非法私售的商人们。1329年是一个有全面数字的一年，那时江苏北部的26个盐场（两淮盐场）生产了全国盐产总量的40％，因此它挣得了帝国总税收的1/3。因此，政府在这个地方有重大的利害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有重兵防守的原因。但是，由于政府的控制在元朝末年日益不支，盐产的利润成了一些人剧烈竞争的目标，其中有贪官污吏、盗窃成性的商人、偷盗者、运输工人中的走私者，以及普通的盗匪。盐的运输是一种高度有组织的活动，但秘密的帮伙长期在它里面起着大部分作用；走私的盐经常和纳了税的与受控制的盐同载一船。张士诚就是这样的出身，一个以干犯法纪和讲哥们义气来谋利的人。
张士诚在年轻的时候就作为一个身体强壮、脾气暴躁、武艺高强、交友大方的流氓而闻名，在一个强有力的个人关系可以非法地发挥作用的环境中，这些特点对他很有用。他和他的三个弟弟经常被富商所欺骗：他们给了这些商人以私盐，但又受到他们私人卫队的欺凌。1353年当张士诚32岁的时候，他突然以暴力报复了一个主要折磨他的人，杀了一个卫兵，放一把火烧光了整整一个聚居地。然后他带着弟弟和只有18条年轻的好汉的团伙逃到邻县一个窝藏处，然后召募了一批党徒，把他的领导方面的聪明才智用于搞有组织的盗匪活动。
根据撰写他早年的传记作者，张士诚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募集了万余随从；他带领他们劫掠了泰州和这个地区的其他的一些城市。元政府经过微弱的抵抗便给了他以赦免和官职；这是他们这几十年内应付这种危机的标准做法。张士诚这时的行为是一种特有的型式，他将循此走完他生活的历程。他戏弄朝廷的颁赐，这一次与许多次情况一样，他也似乎准备接受封赏，然后杀死了衔命而来的使臣，以后又走着自己的道路。到了1353年底，他攻占了扬州以北25英里处的重要府城高邮，因此他就横跨运河两岸，能够拦截粮米和其他供应物品。
这是关于一个人的历史的简单化了的叙述；它在其他方面揭示了与以下几类人的联系：各种走私集团；不满意政府剥削并力图报复的盐工帮伙；已经接受官方任命的原来的盗匪；与腐败的盐业垄断制度沾边的富商大贾之家。就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来说，所有这一切的相互作用都是司空见惯的。张士诚经历之不同寻常的地方是他有不同凡响的抱负。他一旦确保占有了高邮就自称大周王朝的诚王，从1354年起改元天佑。他开始任命一整套文武百官，以做一个井底蛙的皇帝而沾沾自喜。湖北的南方红巾军领袖徐寿辉已在1351年称帝，国号天完。除此之外，早在1341年北方红巾军的领袖们也宣称，他们的傀儡韩林儿是赵宋的后裔，但是直到1355年才宣布复辟宋室。这两种红巾军运动都有大量的群众的支持。张士诚的建国称制，土地既小，人口又少。他在当时的叛乱分子当中是很独特的。
1354年夏，蒙古军队从该地区的防守重镇扬州出发，想把他赶走。蒙军没有完成任务，朝廷马上以更加优越的条件给予他赦免，并给以更大的官职和更显赫的爵位。这一次张士诚又玩起游戏来了：他先接待了使臣贵宾，把他们滞留下来好像有待于深长考虑，最后又残酷地杀害了他们。
元朝廷对此以武力作出回答。它的最有势力和最能干的人物中书右丞相脱脱决定对张士诚和其他叛军斩草除根。1354年末，他带了一支大军上战场——这是蒙古政权在中国发动的最后一次重大军事努力，并在11月24日包围了高邮。在11月28日和12月12日之间，他屡次在高邮城下打败了张士诚的军队。张士诚每一次都被迫退守深沟高垒的城内。与此同时，脱脱的分遣队也正在打败附近县城张士诚的羽翼和扫荡其他反当局者的地区。1355年1月7日，一道签署日期为12月24日的诏旨从大都（北京）发到了脱脱营内。使他震动和惊异的是，这道诏旨命令他把兵权交给别人，削夺他的一切文武职务，并把他放逐在外。他的军队溃散了，许多部队流为盗匪。一年以后，他在云南边境的流放地被他的政敌的代理人所毒死；这些政敌在他离职以后就控制了朝政。通过策划罢免脱脱的官职，他们同时摧毁了政府最后一位可信赖的领袖，挽救了张士诚（以及其他叛乱分子），使元王朝的覆灭无可挽回。
朝廷再次给张士诚以赦免和高官。他由于奇迹般地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