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455]
在最近出版的有意义的著作中，有萧启庆对元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萧启庆是姚从吾、札奇斯钦和柯立夫的学生，他的论文集《元代史新探》1983年出版。③他的学生黄清连研究元代户计制度的论文《元代户计制度研究》1977年出版。④有关元代社会史的较小的研究也大量出现。综合该领域新成果的时代已经到来。1985年出版的李干的《元代社会经济史稿》，⑤尽管是初步的，还是向综合成果走了一步。
陈学霖的主要贡献是金、元、明时期民间信仰和民间传说的研究（他还写作了许多其他题目的元史论著）。他在《中国明、清的白莲教教义和民众起义》⑥的论文中着重指出民间宗教是引发元末民众起义并导致新王朝的建立的一个因素。这个题目引起了中国大陆最著名的元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的注意，最积极研究这个题目的是该室的学者邱树森。研究室出版了两种极有意思的刊物：《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和《元史论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另一个著名的元史研究中心位于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大学。元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陈高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他主要研究社会和制度问题；还有周良霄，主要研究政治史和前元时期的蒙古史。
① [111]傅礼初：《全史：1500—1800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发展与相互交流》。
① [524]B.IA.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列宁格勒，1934年版）。
② [525]米歇尔·卡肖译：《蒙古社会制度：游牧封建主义》（巴黎，1948年版）。
③ [526]B.IA.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张兴唐、吴禅昆（音译）汉译（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7年版， 1967年再版）。[527]另一部直接译自俄文原著的是刘荣焌的译本《蒙古社会制度史》（北京，1980年版）。
④ [522]B.IA.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米歇尔·卡肖译（巴黎，1948年版）。
⑤ [256]劳伦斯·克拉德：《中世纪的封建和鞑靼政体》。
⑥ [762]李则芬：《元史新讲》（台北，1978年版），卷5。
① [751]杨讷、陈高华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4卷（北京，1985年版）。
② [867]韩儒林：《元朝史》（北京，1986年版）。
③ [866]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1982年版）。
① [818]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北京，1984年版），共计770页。注意附录：《1949—1980年的中国元史研究》和《1949—1980年部分元史论文目录》。
② [831]姚从吾：《东北史论丛》（台北，1959年版）。
③ [835]姚从吾：《姚从吾先生全集》（台北，1971—1982年版）。
④ [78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修订版，1935年），在《元史研究》（台北，1977年版）中重印。
⑤ 陈垣：《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西亚和中亚人的汉化》，钱星海（译音）和L.C.古德里奇译（洛杉矶，1966年版）。
⑥ [275]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普林斯顿，1981年版），212—253页。
① [31]见沃尔夫冈·鲍尔编：《汉—蒙古研究：傅海波颂寿论集》（威斯巴登，1979年版）及傅海波的论著目录，第451—470页。
② [115]傅海波：《杨瑀〈山居新话〉：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威斯巴登，1956年版）。
③ [136]傅海波：《13—14世纪中国私修史著》，载威廉·G.宾斯利、E.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伦敦， 1961年版），第115—134页。
④ [548]箭内亘：《元代社会三阶级》，《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1916年12月），陈捷、陈清泉汉译本：《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上海，无出版日期；台北，1963年重印）。
① [874]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1938年版；香港，1967年再版）。
② [879]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质认为元代官局匠户是奴隶的人们》。英文节译载于[89]《中国社会史论著选译》，约翰·德弗朗西斯、孙任以都翻译（华盛顿，1956年版），第234—246页。
③ [856]萧启庆：《元代史新探》（台北，1983年版）。
④ [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台北，1977年版）。
⑤ [759]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武汉，1985年版）。
⑥ [53]陈学霖：《中国明、清的白莲教教义和民众起义》。
译者的话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第7卷的中译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此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的中译本有：第1卷，《剑桥中国秦汉史》；第3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0、11卷，《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第14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中华民国史的两卷亦已列入近期出书计划；其余各卷在国外出书后也将尽快翻译出版。
出版15卷的《剑桥中国史》，是一个大项目。在多数学术译著印数不多，经济和印制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承担了这一项目，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深表感谢。
本书的翻译仍遵循忠于原文的原则。少数中文资料未能查到原文，照字面回译，则删去引号。为方便读者查阅，在脚注的书名后用[ ]号标出相应的《书目》中的编号；并将《书目》所列条目译为中文。
本书译校分工如下：
张书生 译第1、2、3章和第4章前半
杨品泉 译第5、6章和第4章后半
思炜、张言 译第7、8、9章，整理、翻译《书目》；谢亮生参与了这部分的翻译，并负责全书的统稿、校订工作
黄沫 译第10、11、12章和《书目评注》
我们水平有限，不妥及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总编辑序
20多年前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当然计划从中国历史最早的时期开始。但是，出版这套丛书是在多年以前提出的，在此期间，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并从70年代早期以来不断增强势头的大量考古发现，我们关于中国史前史和公元前一千年间的大部分年代的知识都已发生变化。这种源源不断的新资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而且还没有对这种新证据和传统书面记载得出任何普遍认可的综合。尽管一再试图筹划并出版概括叙述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但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不可能这样做。对所有这些新发现从事有希望具有持久价值的综合，很可能还要10年才能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因此，我们勉强从最早的两个帝国政权，即秦和汉的政权的建立开始《剑桥中国史》的叙述。我们知道，这留下至少一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要在别处、别的时间予以处理。我们同样知道这样的事实，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将要叙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和汉的制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状况、社会形态以及思想和信仰的体系牢牢扎根于过去，对更早的历史没有相当认识，是不能通晓的。既然现代的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在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时，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在1902至1912年间以16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12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剑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其他剑桥史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有关历史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研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典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5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谢亮生译）
明代度量衡制
Ⅰ 长度
1尺=10寸=12.3英寸（近似值）
1步（双步伐）=5尺
1丈=10尺
1里=1/3英里
Ⅱ 重量
1两=1.3盎司
1斤=16两=1.3磅（近似值）
Ⅲ 容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