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449]
总的说来，忽必烈以前的文献资料是极其有限的。元代主要文书的编辑是在14世纪初叶，收录的是忽必烈及其继承者在位时的资料。但是，在这后几十年的资料中涉及到沿用窝阔台和蒙哥的政策，有些引用或保留了早期公文（通常是诏令）的实际内容。1322年成书的《元典章》和1321年成书的《通制条格》中有关资料的详细索引，将大大有助于早期帝国历史的研究。植松正编的《〈元典章〉年代索引》，①是当前很有用的一部工具书。
有关前四汗时期的波斯史料保存了许多其他地方未提及的资料。当然最重要的是《史集》，成书于伊利汗完者都在位时（1304—1316年），作者是波斯的蒙古汗廷的高官拉施特。由于拉施特的官员身份和宫廷的支持，他能够在为写作成吉思汗和他的直接继承者的历史准备资料时接触到现在已经散失的蒙古记录和故事。他所用的一种史料显然就是以《圣武亲征录》为名翻译成了汉文的蒙古编年史。拉施特书仅有的全本，但是并不意味是最令人满意的版本，是B.哈力迷编的原文本。②窝阔台、贵由和蒙哥部分，被约翰·A.波义耳翻译成英文，名为《成吉思汗的继承者》。③拉施特的另一部著作是《五世系谱》，④展示了他的家族对《史集》的支持，也保留了许多有关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时期官员的名号和种族背景的资料。可惜这部珍贵重要的手稿至今还没有刊本问世。
在写作窝阔台、贵由和蒙哥朝历史时，拉施特频繁使用了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⑤此书完成于1260年前后，有穆罕默德·可疾维尼的极好的校本和约翰·A.波义耳的优秀译本。志费尼是在波斯的蒙古统治机构的中级官员，相当熟悉13世纪40至50年代的政策和人物；尽管是亲蒙古和总是亲拖雷家族的，志费尼对这一时期的叙事还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关于税收和统治机构的描述。另一个波斯史家术兹札尼用编年的体例叙述了蒙古帝国从初起至1259年的历史，这部称为《纳昔儿史话》①的著作，有助于纠正志费尼的亲蒙古态度。术兹札尼并不掩饰对入侵者的敌意，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蒙古对伊斯兰世界的征服。术兹札尼的著作有H.G.拉弗梯的一个使用便利但是偏执的译本《纳昔儿史话》。②在看待早期帝国历史时，这三部波斯史著总是相互参考并要对它们的资料进行认真的对比。
欧洲人对早期蒙古人的叙述并不多，但是1245—1247年前往蒙古的加宾尼和1253—1255年前往蒙古的鲁不鲁乞的游记，有帝国在其巅峰期的迷人的叙述。尤其是鲁不鲁乞，是一个认真和批判地对待蒙古人事务的观察者，他的叙述为成吉思汗家族诸王间的政治关系、蒙古人在征服地区的政策以及宫帐哈刺和林无以伦比的场景提供了很多资料。这两部著作可在克里斯托弗·道森编的《出使蒙古记》③中找到。
叙述早期蒙古历史的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直到1970年才有了第一部关于帝国建立者的学术传记，李则芬于当年出版了他的优秀论著《成吉思汗新传》；④更近的有保尔·拉契内夫斯基的同样扎实的传记《成吉思汗：他的生平和事业》。①韩百诗的《成吉思汗》虽然是通俗本，叙事简洁，亦是一个对成吉思汗的极好介绍。②关于窝阔台时期，见N.TS.蒙库耶夫的《关于蒙古早期大汗的汉文史料》，③该书重点叙述了耶律楚材的改革。罗依果在《耶律楚材（1189—1243年）：佛教徒和治国儒者》④中亦探讨了同一问题。保罗·比尔的学位论文《早期蒙古中国的部落、汗和兀鲁思：早期元史绪论》⑤是研究窝阔台时期和总的蒙古统治制度的一个重要贡献。关于蒙哥时期，见托马斯·T.爱尔森的《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1251—1259年》。⑥
对蒙古人进军中亚的最好的研究仍然是W.巴托尔德的经典之作《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⑦对金朝的攻击，已经成为新的研究课题，见H.德斯蒙德·马丁的《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中国北方》。⑧罗依果在他的重要论文《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①中，讨论了征服带来的政治问题。亦见《元人传记》，②该书包括了许多为早期在中国北部的蒙古统治者服务的汉人和外族官员的传记。关于儒学在中国北部的命运，见牧野修二《金后期和元初期〈十经〉的翻译》。③
关于前四汗的财政政策，有H.F.舒尔曼的细致讨论《13世纪蒙古的贡纳制》④和约翰·马森·史密斯的《蒙古人和游牧民的税收》。⑤关于他们的政府模式，见保罗·比尔的《蒙古不花刺的汉—契丹管理机构》⑥和托马斯·T.爱尔森的《蒙哥汗时期（1251—1259年）的护卫与统治机构》。⑦
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史料中出现的大量蒙古和突厥专用词语。为寻找答案，可以首先参考格哈德·多尔怫的《新波斯文中的突厥和蒙古要素》。⑧总的说来在这一领域里伯希和与柯立夫功不可没，他们做了许多语言学的基础工作，为后来的历史研究起了奠基作用。此外，他们的技术性研究经常包含有价值的历史评论。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中对成吉思汗的诠释，⑨校正和解决了一些长期争论的年代问题。柯立夫的《1240年的汉蒙文碑》，①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有关蒙古驿站制度的重要资料。为弥补多尔佛一类参考书对于汉文史料中的蒙古和突厥词语的缺陷，伯希和与柯立夫论著中讨论的大量词汇的索引将最受欢迎并是对这一领域的最有用的贡献。
有关蒙古帝国时期的论著目录，见丹尼斯·西诺的《中世纪欧亚大陆研究介绍》②和托马斯·T.爱尔森的《12—14世纪东亚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论著目录》。③收录更广和不受时间限制的是亨利·G.施瓦茨的《蒙古书目》，④包括了英文、法文和德文论著。
② [76]柯立夫英译《蒙古秘史》（坎布里奇、伦敦，1982年版）。
① [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四部丛刊》本）。
② [400]罗依果等编：《金元文集传记资料索引》，3卷（堪培拉，1970—1979年版）。
③ [534]阿瑟·韦利：《长春真人西游记》 伦敦， 1931年版）。
④ [160]《圣武亲征录》，载王国维编《蒙古史料四种》（台北，1975年版）。
⑤ 王国维编：《蒙古史料四种》（台北1975年版）。
① [515]植松正：《〈元典章〉年代索引》（东京，1980年版）。
② [404]拉施特：《史集》，2卷，哈力迷编（德黑兰，1959年版）。
③ [407]拉施特：《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约翰·A.波义耳翻译（纽约，1971年版）。
④ [406]拉施特：《五世系谱》，手稿，脱卡比·撒拉伊博物馆，编号2932号。
⑤ [19]阿塔蔑力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3卷，米尔咱·穆罕默德·可疾维尼校勘波斯文本（伦敦，1912—1937年版）；[18]阿塔蔑力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2卷，约翰·A.波义耳英译本（坎布里奇，1958年版）。
① [312]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术兹札尼：《纳昔儿史话》，W.纳骚·李士编（加尔各答，1864年版）。
② ［313］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纳昔儿史话》，H.G.拉弗梯译，2卷（新德里，1970年版）。
③ [87]克里斯托弗·道森编：《出使蒙古记》（纽约，1955年版）。
④ [761]李则芬：《成吉思汗新传》（台北，1970年版）。
① [409]保尔·拉契内夫斯基：《成吉思汗：他的生平和事业》（威斯巴登，1983年版）。
② [168]韩百诗：《成吉思汗》（巴黎，1973年版）。
③ [333]N.TS.蒙库耶夫：《关于蒙古早期大汗的汉文史料》（莫斯科，1965年版）。
④ [399]罗依果：《耶律楚材（1189—1243年）：佛教徒和治国儒者》。
⑤ 保罗·比尔：《早期蒙古中国的部落、汗和兀鲁思：早期元史绪论》（华盛顿大学1977年博士学位论文）。
⑥ [9]托马斯·T.爱尔森：《蒙古帝国主义：蒙哥汗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1251—1259年》（伯克力和洛杉矶，1987年版）。
⑦ [29]W.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版（伦敦，1968年版）。
⑧ [301]H.德斯蒙德·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中国北方》（巴尔的摩，1950年版）。
① [391]罗依果：《蒙古早期的北中国人》。
② 罗依果、陈学霖等编：《元人传记》，第1卷（威斯巴登，即将出版）。
③ [299]牧野修二：《金后期和元初期〈十经〉的翻译》。
④ [442]H.F.舒尔曼：《13世纪蒙古的贡纳制》。
⑤ [469]约翰·马森·史密斯：《蒙古人和游牧民的税收》。
⑥ [43]保罗·比尔：《蒙古不花刺的汉—契丹管理机构》。
⑦ [6]托马斯·T.爱尔森：《蒙哥汗时期（1251—1259年）的护卫与统治机构》。
⑧ 格哈德·多尔佛的《新波斯文中的突厥和蒙古要素》（威斯巴登，1963—1975年版）。
⑨ [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巴黎，1959年版），第1卷，第281—363页。
① 柯立夫：《1240年的汉蒙文碑》，《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23期（1960—1961年），第62—75页。
② 丹尼斯·西诺的《中世纪欧亚大陆研究介绍》（威斯巴登，1963年版），第294—319页。
③ [11]托马斯·T.爱尔森：《12—14世纪东亚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论著目录》。
④ 亨利·G.施瓦茨：《蒙古书目》（贝林哈姆，1978年版）。
5.忽必烈汗的统治
有关忽必烈时期的汉文基本史料既零散又相互歧异。《元史》中忽必烈的本纪是极有用的编年记录，应该与该书中重要人物的列传一起阅读。后出的柯绍忞的《新元史》、邵远平的《元史类编》、屠寄的《蒙兀儿史记》都有为《元史》做的补传并提供了《元史》所没有的有价值的细节。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用主题叙事的方式论述重要事件特别是军事，而不是简单的编年史。
14世纪30年代刊行的元代基本行政手册《元典章》，囊括了忽必烈时期的财政和政府管理及其问题。两个被蒙古征服的朝代的历史《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