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445]
在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必须提到的是陈述的《金史拾补五种》。⑥研究女真部落、女真人姓名和女真家系的历史必须参考此书。陈述著作特别有价值的一点是列出了不同史料的各种版本中女真姓名的各种写法。一般说来，用通古斯语言比较女真人姓名的语言学研究早已过时，而陈述的著作则是研究女真人姓名的优秀基础之作。
现在已有好几部深入研究金代社会经济条件的论著。何炳棣的《中国宋金时期人口的估算》，①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对金代人口数字的研究。对金代对外贸易的考证，有加藤繁的《宋金间的贸易》和《宋金贸易中的茶、铜币、丝织品》，初次发表于1937年和1935年，分别收入作者的《中国经济史考证》中。50000441_0785_1②曾我部静雄在《日宋金货币交流史》③中对金与其邻国间的货币流通进行了研究。全汉昇在《宋金间的走私贸易》一文④中讨论了宋金间的非法贸易问题。张博泉的《金代经济史略》⑤对金代经济作了简洁的描述。陈学霖在《女真—金朝的茶叶生产和贸易》⑥中详述了金代茶叶专卖的状况；酒的专卖则有傅海波的研究《葡萄酒小考》。⑦
有几种用西方文字发表的研究宋金间外交与军事关系的论著。达格玛·蒂勒的《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⑧详尽地叙述了宋廷与新兴的金国缔约以推翻已经日薄西山的辽朝的努力以及宋金反目并导致了北宋的死亡。
对两国间条约的考释有傅海波的《宋金条约》。⑨该文既研究了1141年的和约，也研究了后来的条约。作为插曲的1205—1208年两国间的战争，成为科林娜·汉娜《开禧间（1205—1208年）德安城攻防战研究》的主题。①该书不仅翻译和注释了争夺战略城镇德安之战的目击记，还叙述了宋金间的使者往来并重签早期的和约以及宋金争端的再起。海罗撒脱·伊威的《蒲鲜万奴国号大真的来源和意义》，②对叛金并在满洲建立了一个短命王国的蒲鲜万奴作了研究。对女真与高丽的进一步研究，有米歇尔·C.罗杰斯的《朝鲜史研究（2）：高丽的军事独裁及其与金朝的关系》。③这些文章都是以中国和朝鲜的史料为基础的。
在翻译有关文献的同时展开对早期女真文明的研究，见傅海波《有关女真的汉文史料：〈三朝北盟会编〉中有关女真资料的翻译》④和《有关女真的汉文史料（2）：〈金史〉卷1翻译》。⑤女真的物质文化，尤其是建国前的物质文化，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这要感谢苏联考古学家的发掘。靺鞨（女真的先民）文明的遗存是E.I.德利万科《中阿穆尔的靺鞨遗存》⑥研究的主题。
在苏联沿海省份的女真墓葬提供了大量令人感兴趣的资料，见V.E.梅德韦杰夫的《10世纪后期和11世纪阿穆尔女真的文明》。⑦另一部关于女真遗存的研究论著是V.D.连科夫的《萨金斯克村遗存所见12世纪女真的冶金和金属制造》。⑧A.P.奥克拉德尼柯夫和V.E.梅德韦杰夫的《考古资料揭示的阿穆尔女真地区》①一文，对苏联的考古成果作了综述。
不幸的是至今还没有人用西欧文字研究苏联考古学家的发现。我们对中国有关金代的艺术和考古资料则要熟悉得多。中国在东北地区的许多新发现发表在考古学刊物如《文物》和《考古》上。苏珊·布什的《金朝（1122—1234年）的文人文化》文章，②论述了独立于南宋画风之外的金代中国画开创的新风。乔治·凯茨的《紫禁城创建时代新说》，③为金代北京的建筑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关野贞、竹岛卓一的《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④中，对金代的佛教艺术有较详细的描述。但是，一部资料完整的金代艺术史，还没有写出来。
部分植根于民间文学形式的金代中国文学，在西方已经被反复地研究，例如，詹姆斯·I.克伦普的《院本：元杂剧的祖源》⑤和斯蒂芬·H.韦斯特的《杂耍与话本：金代戏剧的形态》。⑥对金代戏剧最有名的是M.答里吉洛娃-维林杰洛娃和詹姆斯·I.克伦普的翻译及研究《刘知远诸宫调：藏龙卧虎的民谣》。⑦
虽然佛教在金廷得宠，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宗教革新是道教的全真派的兴起。第一个注意这些变化的西方学者是阿瑟·韦利，在他翻译的《长春真人西游记》①中，利用了道教的文献。对全真派的权威性研究是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②他所持的全真派是中国反女真势力的观点似乎不妥，但是作为一部资料书，陈垣的著作还是举世无双的。
对金代法律最好的研究是叶潜昭的《金律之研究》。③作者不仅通过分析法律文献研究女真的习惯法，还对金律和唐律作了比较研究。傅海波则在《女真习惯法与金代中国的法律》④一文中对金代女真习惯法与中国成文法的相互关系做了研究。
最后，必须提到研究女真语言和文字的书目资料。长田夏树在《女真文字与现存资料》⑤中列举了女真文字的资料，但是现在已经过时了，因为在东北和其他地方又有了不少新发现。我们现在的女真文字知识来自明代16世纪时编辑的一部附有相关资料的辞典。辞典分类排列语辞，每一个女真原字都附有汉语音译和汉文释义。这部极有价值的资料用的是后期女真的语言。
另一部未附原文的后期女真语辞典是石田干之助的《女真文》。⑥带女真原文的辞典的开创性研究是葛鲁贝的《女真的语言与文字》，⑦该书翻译了871个带有原文的女真词汇。在葛鲁贝之后，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和欧洲学者研究女真语言和文字。在路易斯·李盖蒂的《女真小字译注》⑧和《女真文碑文考释》⑨二文中，对以前的研究，尤其是对女真语音的研究方法，给予了重要的改进。在葛鲁贝的上述著作中，只引用了一个碑文和相关的资料，新研究应该更广泛地应用保存在日本的其他碑文。吉斯布勒·N.基约瑟在《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重构与翻译》①一书中，作了这方面的工作。
葛鲁贝和基约瑟等学者研究的语言，是1500年前后的女真语，与12和13世纪的老女真语有所不同。但是，明代辞典中抄录的文字更像碑文中发现的老女真文字，有相当大的一致性。这些资料是1185—1413年间的。正因为我们已经从明代的双语辞典中知道了字词的用法，就更有可能在确定范围内翻译这些碑文。
现在对存世女真碑文的最好的研究成果是金光平和金启孮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②作者成功地构造了似乎合理的读音并翻译了绝大部分现存碑文。这个碑文资料的容量似嫌过窄，对历史学家来说，存世的金代汉文碑文更为重要。但是，老女真文献对研究金代的多语文化还是极有价值的。几乎所有已知的女真文字都是石刻或在金属（如印章）上，但是还存有一份写在纸上的女真文字。它保存在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几年前已被发表，见D.卡拉等的《书写在纸上的女真文字的首次发现》。③这份文书还没有被翻译。对不附原文的汉文—女真文辞典的最新研究是D.A.凯恩的《四夷馆的女真译语》。④它所反映的语言可能比带原文辞典的语言处于更晚的阶段。
在这个简短的书目介绍中，显然不能评价金史研究领域的所有成果。至少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选择的这些论著是很重要的。但是，它恰又显示了金史的研究还是在许多不同国家的学者个人和零散的努力，很少有广泛合作的努力。如果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忽视日本学术成果的很多明显事例，反之亦然。在这两个国家中，甚至在学术带头人中，都普遍存在忽视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现象。结果是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因为可资利用的资料多多少少有相同之处。无论如何，一个金代研究的宽泛书目还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它有助于各国该领域研究学者间的相互沟通。
④ [646]《金史》（北京，1975年版）。
① 百衲本《金史》，1931年出版。
② [646]《金史》（台北，1970年版）。
③ 《金史语解》（北京，1781年版）。
① [47]陈学霖：《金代史学三论》（威斯巴登，1970年版）。
② [691]《辽金元传纪三十种综合引得》（北京，1940年版）。
③ [862]崔文印：《金史人名索引》（北京，1980年版）。
④ [362]小野川秀美：《金史语汇集成》（东京，1960—1962年版）。
⑤ [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597]崔文印有新点校本《大金国志校证》（北京，1986年版）。
① [593]《大金吊伐录》（上海，1959年版）。
② [602]王鹗：《汝南遗事》（上海，1959年版）。
③ [50]陈学霖：《〈汝南遗事〉导论：1234年蒙古包围下的晚金宫廷实录》。
④ [47]陈学霖：《金代史学三论》，第121—166页。
⑤ [594]《归潜志》（北京，1983年版）。
⑥ [163]埃里希·海涅什：《两个王朝的灭亡：1232—1233年和1368—1370年目击者的报告》（威斯巴登，1969年版），第7—26页。
⑦ [592]张■：《大金集礼》（上海，1936年版）。
① [518]梅原郁、衣川强编：《辽金元人传记索引》（京都，1972年版）。
② [400]罗依果：《金、元文集传记资料索引》，3卷（堪培拉，1970—1979年版）。
③ 《道藏》（台北，1962年重印本）。
④ [680]庄仲方：《金文雅》（台北，1967年版）。
⑤ [682]张金吾：《金文最》（台北，1967年版）。
⑥ [600]元好问：《中州集》（《四部丛刊》本）。
⑦ [47]陈学霖：《金代史学三论》，第67—119页。
① [583]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袁祖安1878年刻本；台北1966年重印4卷本）。
② [140]傅海波：《1211—1212年宋人使者的日记：程卓的〈使金录〉》。
③ [61]沙畹：《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
④ [59]沙畹：《北辕录：周煇的北使记录》。
⑤ [579]洪皓：《松漠纪闻》（南昌，1915年版）。
① 郑麟趾：《高丽史》，3卷（东京，1908—1909年版）。
② Aisin gurun－i suduri bithe，[90]夏尔·J.de阿尔雷兹译：《金帝国史》（卢万，1887年版）。
③ [681]施国祁：《金史详校》（北京，1975年版）。
④ [697]王国维：《金界壕考》。
① [460]白鸟库吉：《满洲历史地理》，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