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432]
表8 河北、山东注册的户数
1207年总共330万户这个数字意味着人口总数为1700至2000万。1290年在这两省注册的仅仅约有这个数字的1/3：如此锐减在当时中国北方是很典型的，包括河南、山西和陕西。很可能直到16世纪末，中国北方的人口才恢复到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水平。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在人口统计中显示出来的这种减少现象是由于进行户籍登记的行政机关不力，还是由于人口的实际丧失所引起的。如果是后者，我们也不清楚是否由于人民逃难而大批内徙、死于战争、死于由战乱带来的饥荒及疫病，还是由于生活艰难和处于乱世而大大降低了出生率所致。
有很多材料充分说明13和14世纪华北大部分地区长期频繁遭灾，但人口史的准确数字却不能由此引申而出。如果在中国范围内的人口迁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本可指望这些流民的后代会在1393年的人口统计数字中显示出来，结果却没有。我们可以想象人口的减少是各种因素综合造成的，战争、天灾造成人口锐减，在几十年的艰难时世中又很难使人口得到补充，造成了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这类问题上面对这样大的一个谜是很麻烦的：如果现代历史学家们不能知道确切的人口数字、人口分布以及波动的原因，他们怎么能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史自信地说出什么来呢？①
虽然数字资料目前尚不能解开元代人口史之谜，但幸运的是与定性有关的资料却能使历史学家们对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生活作出比较满意的结论，当然决不是说没有不同的意见。
① [653]《元史》，卷58，第1346页。
① [184]何炳棣：《1368—1953年的中国人口研究》，第10—12页。
② [183]何炳棣：《中国宋金时期人口的估算》。
③ 关于元代漏报户口的情况，见[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128—135页。
① 1207年的数字来自脱脱等编的[646]《金史》，卷24，第572—578页；卷25，第599—616页；卷26，第627—629页，缺少后来隶于江苏的3个州和隶于河南的7个府州的人口数字。1290年的数字，来自[653]《元史》，卷58，第1347—1383页。1393年的数字来自[184]何炳棣：《1368—1953年的中国人口研究》，表3，第10页。
① 邱树森、王颋在[775]《元代户口问题刍议》中，对有关元代人口问题的历史资料作了全面分析。这一研究引用了元代的统计数字，估计有20％的人口没有登记。他们估计从1290年括户后到1340年的几十年中，元代实际户口最高曾达到1990万户，近9000万人。因为元末的战乱，人口再次减少，到1368年元朝灭亡时，只有1300万户，6000余万人。这一结论有两个问题，它提出了人口大幅度增减，却没有分析1290年至1340年间人口的年增长率，而这对估算1340年的最高人口数是很必要的；该文亦没有解释为什么1368年后的数年间没有再次出现大幅度人口增加。此外，还需注意两次灾难性的人口锐减，人口减少了30％至50％，一次在1215年之后达到高峰，一次在1340年之后。因此，这一研究值得认真推敲。
社会—心理因素
汉人在历史上有好几次经历了外族统治，但此前还从没有外族统治整个中国的局面。1206年成吉思汗被他的蒙古部以及与之结盟的各部接受为大汗，以后的10年中，蒙古军队曾数次对中国北部地区发动试探性的进攻。在占领华北以前，他们首先征服了其他两个外族建立的政权：党项人建立的位于西北的西夏，它亡于1227年；征服女真人的金朝花了20年，1234年金朝终于灭亡。在蒙古历史的这一阶段，蒙古军同时西征，横跨亚洲大陆进入欧洲，他们的目标是摧毁任何一个不识时务而对蒙古进行抵抗的国家或城堡，但并不是要占据和统治它。中国北部屡遭蒙古军队的蹂躏，而当地军阀常常只是相互争斗，不能控制局面。所以说，在某些地方如何维持和平与秩序的问题，便在当地社会出现了。
中国北部这种不稳定的总趋势，从13世纪50年代开始转变。这时期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汗的弟弟忽必烈被指派处理蒙古世界帝国中国地区的事务。1253—1254年，忽必烈攻打中国西南，征服了云南，50年代末他深深地卷入了中国北方的事务，不是作为征服者而是作为统治者，他开始任用汉人和其他族人做他的幕僚。蒙哥汗去世，忽必烈于1260年继位成了大汗。他成为淮河（与南宋的界河）以北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并宣称了他对蒙古大帝国的绝对统治权。他从没有使这一宣称名符其实，却越来越深地陷入中国事务，包括13世纪70年代完成了蒙古对南宋的征服，这就又导致他对中国作出长期规划并对在中国的统治更负有责任。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统治这么一个拥有庞大的定居人口的国家，对这些出类拔萃的蒙古征服者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连续几个阶段的征服，在中国人当中已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这种外族征服对汉人来说，特别是对那些最了解这一点的士大夫来说，具有矛盾的意味。一方面，中国获得了10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忽必烈的将领们征服南宋以后，一些汉人高兴地看到那些长期被分隔在南方的人们又能够到北方去参观他们仰慕的中国文化古迹，像山东的孔子墓和陕西的汉唐都城。将全体中国人统一在一个受命于天的政权之下，从汉人的心理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垮台的宋朝被推崇为具有高度文明和繁荣文化的朝代。具有鲜明对照的是，蒙古人是外族，他们给被征服者印象最深的是军事上的勇武而不是文化上的成就。究竟这些草原斗士们是否能屈服于中国文明，或者说中国方式，还完全不能肯定。当时有些汉人不接受蒙古统治，拒绝为新政权服务，仍旧执拗地忠于已经垮台的宋朝，中国传统对此是赞同的。惧怕蒙古军事力量并且从一开始就认为蒙古人不配统治文明的中心而加以拒绝，无疑加强了这种反作用力，它一直持续到13世纪末，甚至还要晚一些。
然而，中国的文明对一个新王朝是否为正统只有一个衡量标准，蒙古人看来是通过了这个检验。天命论并没有限定中国的统治者必须是汉人，只要求他们接受中国封建体制所依据的框架（正），并且将全体中国人都归于一个整体的统治（统）之下。①这个天命理论暗示了一种依附于神圣的礼仪观念的人类伦理与社会价值的共同基础，同时也暗示了一种由符合儒家标准的官僚机构实行的卓有成效的文官统治方式。
忽必烈声称他的蒙古皇族是受命于天的，尽管他也可以完全不理会这一套而仅凭武力来进行统治。他正式宣称天命所授是在1272年宣布新的元朝国号的时候，而真正得到确认则是在又过了几年征服南宋之后。那时候，忽必烈让宋朝最后一个统治者正式退位，然后给予他微不足道的称号与收入。蒙古人在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他们在接触汉人的那套纲常名教时仍然是很谨慎的。他们可能已经正确地预计到假若宋统治者公开承认天命的转移，就可以进一步减弱汉人军事上和心理上的对抗，如此做法也给汉人转而服务于新的政府铺平了道路。
与初兴时期的蒙古人的做法相比，忽必烈和他那一代蒙古将领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在适应中国的环境方面已经迈出了很大一步。但是后来蒙古人的政府却未能与汉人的理想模式合拍。忽必烈是最懂得中国的一位蒙古统治者，他为设计既能满足蒙古帝国需要又能符合汉人要求的模式而开创了一个光明的起点。在维护蒙古人利益的必要前提下，一些出色的蒙古官员、一批色目人和很多汉人儒生做出极大努力，合理有序地统治中国。但是，元朝在中国漫长的政治史上从未成为正常的时期。在直接为蒙古皇帝利益服务的军事系统与逐渐建立起来的中国式文官政府系统之间，不能很很协调的矛盾始终没能够解决。
另一个问题是继忽必烈较长而且有远见的一朝之后，以后的（直至1368年元朝灭亡）历代蒙古帝王，大多短命且无建树，他们常常成为相互竞争的派别的傀儡。由于处于持续不稳定状态，蒙古的力量逐渐削弱，政府出现了质的蜕化。名义上的准则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很多官员和百姓都产生了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情绪。只有很少的汉人还在以此为据对蒙古人受命于天的正统性表示怀疑，而更多的人则开始预言蒙古人将很快失去天命。说汉族精英们接受了蒙古人统治的正统性可能是过于夸大，虽然他们中很多人无疑只是默认了这一点，这是他们在不利的局面下尽力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这种情况在汉人作为统治者的朝代也不是没有的。无论如何，服务于正统的统治者，忠于任命自己为官员的统治者及其朝代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儒家思想一直是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汉人对蒙古统治的异乎寻常的反应是非常复杂难解的。①
当代那些把元朝当作非常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从当时人以及中国传统历史学家的著述中找到如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多的直接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观点。中国人将元朝说成是他们自己历史上的一个时期，他们总是忽视元朝中国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帝国的附属部分这一事实；他们忘记了蒙古历史是独立于中国的历史进程而具有自身的整体性的，即使是像元朝这样一个有两种历史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交错的时期也是如此。②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和以蒙古帝国为中心的历史各自都是有确实根据的，我们应当努力超越这两者的局限性。但是，是汉文文献的记载为这两者提供了主要的资料。我们要有洞察力地利用这些文献才能理解这两个社会的关系，理解二者并立产生的中国当时特殊的条件。
我们不可能指望过去时代的汉人，即使是不太远的过去，都能用我们今天认为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汉蒙关系。例如，汉人的记载常常对蒙古社会的懈怠和政治上的缺陷表示诧异。同时，这些记载总是致力于维护汉人的文化信仰、汉人的制度与理想所起的作用，充分肯定元代政府中他们所熟悉的汉化组成部分是最根本的。但是我们能够看出，记载中真正能够说明他们观点的证据比他们所相信的要少得多。我们还应对植根于蒙古人的规范的特殊因素予以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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