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396]
1260年和1261年，忽必烈送给李璮金银，作为对宋战争的费用。但在1261年下半年，李璮准备和忽必烈决裂并且实行与南宋的一项和约。由于可以从山东贮藏的盐和铜得到巨大财富，李璮拥有向蒙古统治发起重要挑战所需的资源。他可能已经得到宋朝给予支持的保证并且必然认为和南宋的贸易以及其他经济关系要比与蒙古的友好关系更有实利。另外，在种族上作为一个汉人，他可能具有忠于宋朝的感情。不论出于什么动机，1262年2月22日他背叛了他过去认可的君主。忽必烈立即对此作出反应，派出几支最信任的军队来对付这位麻烦的汉人领导人。忽必烈的两位主要将领史天泽和史枢以及儒士幕僚赵璧前去粉碎李璮的反叛军队。数量上的优势在几个月之内就显示出来，8月初李璮被击败并被抓获。朝廷的士兵按通常为贵族施行的处死方法，把李璮放在一个袋中用他们的马把他踩死。他的岳父王文统在此之后很快也被处死，并且为了对王文统受到的惩罚提供法律根据，公开宣布了王文统在叛乱中的造反及“叛迹”。①
李璮的反叛在忽必烈的统治中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增加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猜疑。在一个重要经济地区发生的由一位重要的汉人领导的并且得到一位受信任的最高层汉人显贵隐蔽支持的叛乱肯定会对忽必烈产生影响。从这个时刻开始，他自然地对仅仅依赖他的汉人助手统治中国产生怀疑，作为替代他从非汉人幕僚中寻求协助。即使在他成为大汗和中国皇帝之前，忽必烈已经召募出身于不同种族的幕僚。但是，李璮的背叛引起更大的对依赖汉人的怀疑，忽必烈更强烈地意识到需要非汉人的幕僚和官吏。
他的妻子察必支持统治上的这种努力。察必渴望成为有权力的皇后，而不仅仅是一个部落首领的妻子。①她对不同背景的尤其是吐蕃背景的官吏的庇护也补充了忽必烈的政策。然而，他们两人仍意识到他们的大部分臣民是汉人，从而容纳某些汉人价值观念和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忽必烈早期实行的行政制度意在吸引汉人的支持并且反映蒙古人的利益。但是，和以前的中国朝代不同，忽必烈新设计的政府不实行科举。这种需要对孔子学说进行反复学习和探讨的考试从7世纪起为中国的各朝代提供了许多官员，并且被北方的辽、金所采纳。但是，忽必烈不急于把自己囿于由汉人思想熏陶出的幕僚和官员的圈子之内。此外，他想拥有任命自己官员的权力。不过他所建立的制度应该是他的汉人臣民所熟悉的。
传统的中国政府机构中书省负责大部分行政事务，如接收呈交给皇帝的奏章以及制定法律。中书省的负责人在主要的政治决策上和忽必烈商量，然后由左丞相和右丞相监督的六部执行。②枢密院负责军事事务，御史台监察全国官吏的行为并且向皇帝呈写报告。尽管中央事务的大部分框架类似于更早的中国各朝代，但地方控制系统是不同的。中国分成行省，各省由行中书省丞相管理。皇帝还指定蒙古人或中亚人为专门代表（达鲁花赤）检查各省官员及各省180路地方官吏的活动。
忽必烈的政治制度明显地不同于以前中国各朝代的政治制度。首先，他把居民分成为三个种族。蒙古人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然后是称为色目人的西亚和中亚人。称为汉人的中国北方居民最初构成最低的阶层，而在征服中国南部之后称为南人的南方汉人变为最低的阶层并且排除在一些最重要的文职之外。忽必烈认识到如果想避免被人口多得多的汉人（数量上至少是30比1）所吞没，蒙古人必须拥有控制权。概括地说，比起以前的中国各朝代对控制的强调要更多。
忽必烈关心的是官员（其中不少人不是蒙古人）保持忠心、诚实和廉洁。“蒙古的监察系统……要比任何一个前朝的系统更为渗透得多，并且它与中央集权紧密联系的程度在中国的监察史上是前所未有的。”①忽必烈寻求保持官员的忠诚同时防止他们滥用职权。受贿的官吏、在履行职权时缺乏热情的官吏或者向他们的臣民过分征括的官员受到严厉的惩罚。同时忽必烈需要新的制度来控制和保持蒙古人的统治地位。从窝阔台的时代开始，许多蒙古贵族得到封地的赏赐，在他们自己的封地里他们认为自己是至高至上的并且几乎不允许干预。忽必烈必须使这些封地得到中央政府的监控，坚持使这些统治者必须遵守他的政府制定的法律和制度。另外，他期望由他而不是封地的拥有者来征收赋税和征募国家的军队。
最近的研究提出忽必烈在控制上的努力是徒劳的。一位学者写道：“由于在任命重要官员时常常破例……中央政府在全帝国范围内的行政事务的参与上顶多是短暂的并且仅限于非常有限的活动。”①按照这个观点，中书省的作用只在忽必烈的旧分地和首都周围是有效的，对于地方事务的控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遍及各地。同样，他对地方官员和封地领主的控制也是有限的。在他的统治期间，他赦免过腐败的和顽固对抗的官吏，这表明在推行自己的法律时他不时受到挫折。然而这些失败不应该夸大，因为在60年代的前几年忽必烈已经建立看上去切实可行的对中国的行政管理。这种行政管理对于汉人是熟悉的，但它和以前的中国体制相比又有相当的不同，以便容纳忽必烈和蒙古人的价值观念和体制以及他们更大的控制臣民的需求。
③ [117]傅海波：《贾似道（1213—1275年）：宋末权臣》，第227页。
① [653]《元史》，卷4，第62—63页。
② [285]波拿德·路易士：《埃及与叙利亚》，第212—213页。
③ 见[52]陈学霖：《王鹗（1190—1273年）》。
① 诏书全文，见[653]《元史》，卷4，第64—65页。
② 见[426]罗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第245页注12。
③ 关于忽必烈为取得继位合法性所做的努力，见[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统观念》，第25—52页。
① 关于李璮叛乱的研究成果，有[368]爱宕松男：《李璮之乱及其政治意义：蒙古统治下汉地封建制向州县制的转化》；[743]孙克宽：《元初李璮事变的分析》。
① [653]《元史》，卷114，第2871页。[66]柯立夫：《<元史>中的察必皇后传》。
① [201]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第27页。
① [110]戴维·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第51页。
向外扩张
在中国建立政府之后，忽必烈现在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对外关系。和他的蒙古前辈一样，忽必烈懂得必须坚持领土扩张。在蒙古人的心目中，衡量一位统治者的成就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看他是否有能力将更多的财富、人民和领土并入他的版图。同样，汉人相信贤明的君主应该使外国人臣服并且接受中国至上的观念。外国人应该不可抗拒地受到中国统治者的德政以及浩荡皇恩的吸引。蒙古人和汉人的世界观念导致忽必烈把扩张放在首要位置上。忽必烈获取权力的方式也可能导致他追求对外征服，因为他曾经受到他自己弟弟的挑战，在他作为蒙古世界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上确实笼罩着疑云。忽必烈可能试图通过进行对外战争消除这种怀疑，因为新的征服将会支撑他在蒙古人中的声誉。
对宋朝的征服
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也促使忽必烈对南宋开战。和其他中国王朝一样，宋朝渴望统一中国。在宋朝朝廷中复仇主义是政治辩论中的一部分，而且尽管此时宋军相对较弱并且没有构成对蒙古的直接威胁，但它可能恢复元气，并且它的首要目的之一是收复被蒙古占领的中国北方领土。忽必烈应该在南宋变成更强大的对手之前征服宋朝。宋朝的大量财富是另一种吸引。南宋土地肥沃，这对北方极其重要，因为北方的人口超过北方的食品供应能力，因此北方需要很好的利用来自南方的谷物供应。宋朝与南亚、印度及中东的海运贸易使南宋的沿海城市富裕起来，这是忽必烈的另一个经济动机。
但是要占领中国南方存在许多障碍。尽管蒙古军队和骑兵在北方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下是成功的，但他们不习惯南方的气候和地形。他们对中国南方亚热带地区的折磨人的高温没有准备，也不适应南方或西南地区的疾病、寄生虫病和蚊子肆虐的热带雨林。他们的马匹不能很快适应高温，并且在南方农田上不能像在平原上那么容易得到草料。另外，蒙古军队需要采用以前未使用过或至少很少使用过的军事技术。例如，为了对付南方的水军，他们需要造船、召募水手并且需要更加精通水战。在陆地上他们需要围攻人口众多、守卫良好的城镇。事实上，在蒙古人攻打的国家中，宋朝人口最多，资源最丰富。而对大宋帝国的占领需要大量的支出和努力。
表面上南宋是繁荣的。像首都杭州那样的活跃城市追求奢华并具有为此所需的资源。杭州拥有豪华的饭馆、茶馆及戏院；“别的城市都没有这样地聚集财富”。①南宋的繁荣来自广泛的国内贸易以及和亚洲及中东其他国家的贸易。认识到可以从贸易中征集潜在的税收，南宋政府在最重要的港口中任命海上贸易监督人（提举市舶使）；雇用商人监督国家专卖并在社会上给他们以较高地位；还鼓励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外国商人。随着海上商业的繁荣，宋朝关心航运并且相应地关心水军力量的提高。朝廷建立海军抵御沿海的海盗，装备着火箭、火器和炸弹的大战船成为南宋武装力量的重要分支，构成蒙古入侵的一种障碍。②
虽然商业繁荣和水军强大，13世纪中期宋朝内部面临许多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困难。许多善于经营的大地主通过压迫农民或者得到官僚亲戚的偏袒，从而积累大量财产并且获得免交赋税的特权。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从税收名册上消失，朝廷的国库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宦官和外戚在朝廷的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压倒高级官员。军事上的开销不断上升，腐败和低效使军队战斗力下降。从60年代初期，大臣贾似道开始试图改革并约束牟取暴利的宦官、外戚和官吏。他清洗一些这样的人物并使自己的党羽担任重要的官职，从而使宫廷两极分化，疏远并扩大对立面。因此，到了和蒙古对抗时，宋朝朝廷陷入了严重的分裂。
最初，忽必烈和宋朝的交往不是交战性的。1260年他的使者郝经建议宋承认忽必烈是天子，换取实质上的自治，并且通过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