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391]
皇帝的计划
不同于他的前任贵由，蒙哥登上汗位时已胸有成竹。他对帝国有着宏大的设想，既包括国内的改革，又包括对外扩张。在计划中，蒙古人民，无论是贵族还是百姓，都将注意力和精力完全投入其中，并为他的统治成功做出重大贡献。①
大汗在1251年的忽邻勒台之后很快就首次宣布了他的改革措施，其目的是要保证中央政府自由利用帝国的财物并削减诸王和官员们无限制的征税。②作为第一步，蒙哥废除了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所发布的象征权力的牌符、印章和札儿里黑（诏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从他的对手那里夺取帝国的资源，使他们不能继续未经许可就占用物品和劳役。他还严格地限制了他们使用站赤即驿站系统。诸王、官员、宗教的显要人物和斡脱商人早已习惯利用站赤为他们的个人需要服务，这妨碍了帝国驿传的使用，还增加了被分配去维护驿站的平民家庭本已沉重的负担。此后，只有官方授权的个人才有权力使用这个系统。分地宗王的权力也受到严密的监视，如果没有首先与帝国宫廷协商，他们再也不许对他们私人领地中的百姓随意召集和征税。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蒙哥在他整个帝国里对估税和征税制订了统一和固定的体系。作为保证最大征税量的措施，大汗发布旨令，在已归属蒙古人统治的领土内恢复经济；在各个战场，破坏和屠杀要控制在最小程度；遗弃农耕地和被破坏的城市对帝国国库毫无益处。
这些改革的效果是很难衡量的。的确，1258年对报达的掠夺表明破坏性的行为仍在继续。但即使旧习性非常顽固，蒙哥仍在认真地努力去阻止对定居地区进行不必要的破坏。事实上，严重违反旨意的蒙古官员受到严厉处罚。1258年的某个场合，大汗鞭打了他儿子阿速带的随从，原因是在汉地干涉农业活动。同时，他对从汉地农民的菜园里抢夺蔬菜的官员处以死刑。在另一事例中，一名被控谋杀了一个波斯平民的蒙古万户长在犯罪地点呼罗珊的城市徒思的城门前被处死。①
复兴的计划也产生了一些实际效果。1219—1223年间遭到严重破坏的突厥大城市的经济生活恢复到了被征服前的水平；中原的一些区域，例如河北的邢州，也被重建。为了支持这次改革，蒙哥将斡脱商人置于控制之下，大幅度减少宫廷的支出，并且成功贯彻并实施了新的税收措施。分地内部的状态的资料是有限的，但是只要大汗感到帝国利益受到危害，他就会对这些领域进行干预（详细情况见“忽必烈与中国北部”一节）。
蒙哥不是出自道德的考虑，而是为获得并控制支持扩张计划所需的资源而减轻和调整他的臣民的负担。他打算同时对南宋、高丽和西亚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这样，从掠夺成性的诸王到逃税的农民，任何妨碍和阻止物资流动的人都会引起蒙哥的愤怒和憎恨。在计划中，平民仍然被压榨，但这是在一个正规和有系统的基础上，并且限制在帝国代理人的管理下。
通过将内部的改革和新一轮扩张相结合，蒙哥完成了两个较为重要的目的：首先，他使分裂的蒙古的统治精英忙于准备和实施军事作战行动；其次，以为军事行动取得物资为名，他使权力集中于中央，因而得以巩固对汗位的掌握。在这些情况下，对不满的诸王来说，在帝国贯彻成吉思汗命令他的人民去征服世界的遗愿时，是很难对蒙哥的权力发起挑战的。多数蒙古人，不管他们在其他问题上有什么分歧，通常都同意蒙古帝国的主要使命就是征服。
无论这些政策中有多少是为自己利益服务的，都不能认为蒙哥只不过巧妙地利用成吉思汗的言语和声望来为自己的个人利益服务，他看上去是真诚地相信蒙古人有一个伟大的使命——统治全世界，并且对他来说，使他祖父的遗愿化为现实是义不容辞的。
动员
为了确保进一步的征服战争所需的物资，蒙哥要求进行新的并且精确的全国性人口调查。这次人口调查旨在认定并动员帝国的财富和人力以投入战争，因而将牲畜、果园、原料（例如铁和盐的储备）还有人都列入清单。无论是调查范围还是严密程度，蒙哥的统计清单都超越了以前窝阔台和贵由的成就。①
在中原进行的调查始于1252年，是在蒙哥派驻马合木·牙老瓦赤机构里的代表不只儿的指导下进行的。在1255、1257和1258年进行的补充调查弄清了流动人口的数字，并对新近投降地区的居民进行登记。在西亚，人口调查由阿儿浑阿哈负责。他与大汗的私人代表密切合作，在阿富汗、伊朗、伊拉克以及外高加索进行调查，时间在1253和1258年间。在金帐汗国所做的登记最初于1254年发出命令，事实上统计在1254年开始于北高加索，1259年在斡罗斯公国最北端的城市诺夫哥罗德达到高潮。
在这次调查里，就像以往一样，进行人口调查的队伍由大汗、各地区的汗以及其他有关的皇室成员的代表组成。积累起来的资料登记入册，调查一结束，就直接呈送给蒙哥。因为最新的人口调查数字都在控制之下，中书省能够对他们预期从特定地区或者附属国所得到的征税数量和军队征兵数目做出合乎情理而又精确的估计，这样使地方势力很难克扣应当上缴中央的资源。
按照马合木·牙老瓦赤于13世纪30年代在突厥斯坦创立的制度，平民百姓的纳税负担在被登记的时候就分别确定了。依照他的设计，一共只有三种基本税：向成年男子征收的人头税（Khubchir，忽卜绰儿），以钱币支付；由农村人口以实物支付的农业税（Khalan，哈阑），以及在城市的市场和许多关卡所有商业交易以现金收取的商业税（Tamgha，探合）。①
根据当时的穆斯林编年史家的详细叙述，忽卜绰儿是在帝国的每一处按照个人的支付能力而确定征收的。最初的税率在每年穷者1个第纳儿和富者11个第纳儿之间。但在事实上，这种方案只在最初制定和进行试验的地方——帝国的伊斯兰地区实施过。在中原分等课税的原则被保留下来，但忽卜绰儿（汉语科差或差发）的几个重要方面被修改，以适应汉人的习惯。在那里，收税以家庭为基础，而非个人，而且交纳珍贵物品，特别是丝绵以及白银。而且，最初每户每年为六两白银和半斤丝绵的最高税额，很快就减少了。蒙哥时代的科差，除了用白银交纳的部分数量增加了之外，与耶律楚材1236年进行的税制改革以后的情况差不多完全一样。
为了促进这项赋税的征收，蒙哥做出努力，在帝国各地，至少在那些已经有了货币经济经验的地区，投放更多的货币进入流通。②在中原，根据皇帝的命令，在1253年建立了一个纸币流通的管理机构（交钞提举司）。毫无疑问，根据1254年鲁不鲁乞在哈剌和林所观察到的实例，交钞提举司实际上发行过纸币。但汉文史料没有指明这种货币的流通范围和支付科差款项的作用。然而，正如鲁不鲁乞在他著作中的某个地方特别提到的那样，汉人定期向他们的领主交纳不明数量的丝绵，以及1500个雅思科特（突厥语，yastuq，“枕”或锭）。①由此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测，至少在蒙哥统治初期，纸币实际上并未被广泛地运用于纳税上。
在中亚、伊朗和外高加索确实有迹象表明，地方造币厂在13世纪50年代中叶制造了大量的第纳儿，忽卜绰儿实际上是用这种货币交纳的。在金帐汗国的疆域内，只有伏尔加的不里阿耳地区在交纳贡赋时使用货币。斡罗斯公国从没有制造货币的传统，所以蒙古人满足于征收毛皮或其他价值昂贵的商品作为忽卜绰儿（斡罗斯称之为dan’）。
在游牧民之中，忽卜绰儿仍然是依照畜群的规模进行计算的。蒙哥即位后，开始于斡兀立海迷失时期的过高的什一税很快就被废除，恢复了以前的百一税。
至于农业税，蒙古人在许多地方都依照当地旧例，在中原，他们保持了由耶律楚材精心设计的体系，征税的数目，在土地的数量和质量的基础上进行估价。在西亚，则普遍使用流行于伊斯兰地区的什一税。
因此，概括地说，蒙哥很快就设立了三种税，实行于全帝国的定居地区。每一种税种的估税和税率都有明确的规定，而且规定了贡品和农业税每年只征收一次。虽然不合理的现象继续存在，过度征税也没有完全杜绝，但政府继续不断努力，参照各地方的惯例和经济现实状况，对征税清单进行调整。即使存在不断的调节（通常在地方一级），在帝国极其复杂的居民中仍实行着相当统一固定的体系。
蒙古人为了实现军事目的而进行的新兵征召与人口调查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口统计以后，中国北方的人口被分为三个基本种类：军户、民户、投下户。军户以“土绵”（汉语称为万户，意为1万个家庭）为组织，在理论上，每个万户可以提供1万个士兵作为蒙古正规军的辅助兵种参加战斗。在蒙哥统治期间所动员的新军总数已无法知晓，我们可以从不同地区报告的数字做出判断，那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1255年，山东建起一支2万人的军队；1257年，格鲁吉亚提供了10个万户。此时的蒙古野战军队具有两方面特征，一是庞大，二是多民族化。在1253年到1259年之间进攻宋朝的军队，除了蒙古人和突厥分支军队以外，还包括了汉人、西夏人、高丽人、畏兀儿人，以及阿速人。阿速人是北高加索的居民，在1254年的人口调查之后被迫服役。
除了正规的新兵征集之外，人口调查还被用于甄别有技能的工匠，然后将他们分派到帝国的武器制造部门、矿山工作，或者作为特殊兵种在军队中服务。蒙古人的人力动员系统的有效性和灵活性可以用下面的事情说明：一支由1000名汉人炮手组成的军队随同旭烈兀西征，帮助他攻破了报达的城墙。蒙哥之所以能够向他的弟弟提供这样一支军队，是因为在1252年的人口调查期间，所有中国北部的铁匠、木匠和黑色火药的制作者都被登记为炮手，并建立了专门的名册。所以当后来他们认为西亚需要那些专门人才的时候，蒙哥和他的顾问们只需要打开专门的名册，找出所需数量的适当人选就可以了。
新的征服
1251年的忽邻勒台达成协议，开始计划向西亚、高丽和中国南部发动一系列战役，蒙哥决意要完成成吉思汗的遗愿，而且自信他可以动员到所需的军队和物资，于是便迅速地实行了新的征服计划。随后的一年，已经准备好能够同时展开三个方面的行动。出征西亚的军队集中于蒙古西部。先锋军于1252年夏天出发。次年，主力出发。虽然名义上是由大汗的弟弟旭烈兀负责，但当军队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