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375]
道教中最重要也最著名的宗派是全真派。①它给当时人留下的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直到元代，全真道一些教主还以创造奇迹的圣人形象出现在杂剧中。这本不值得奇怪，因为在这个教派的历史上从来不乏奇特的人物。全真道的创立者王喆（1112—1170年），山西人，考进士科落第之后，孤独一人沉思冥想，就这样度过了许多年。由于他独特的举止，有时也被人称为“狂王”。1167年他到山东半岛东北部的山中居住，吸引了大批信徒。我们这里有必要指出，他和他主要的学生都受过教育而且出身于中产阶级。全真教中没有一个教主是无产者。继承王喆衣钵的人是丘处机（1148—1227年），他成为全真教中无可争议的领袖，同时也的确是中国金朝时最著名的道士。他的著名是因为1219年他与成吉思汗的那次会晤，由此而使道教在蒙古统治时期得以享有特权地位。丘早就是重要人物，是以“长春”一名而广为人知的。1188年时，他甚至还被金世宗召入宫中接见。
虽然从根本上看，全真道是属于道教的，但我们在它的教义中还是发现了强烈的三教合一的因素。它从三教中各选一篇编在一起，以启示人们认识基本的原理：从儒家选取的是孝经，从道家选取的是道德经，从佛教选取的是般若心经，后者是大乘佛教中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简明读本。该教以少私寡欲为主，修行方式有集体持斋，控制肉体的欲望，戒酒戒肉戒女色等，认为这一切能使人正心诚意。该教还讲究“识心见性”，认为这是使灵魂得到拯救的必经之路，必须由此才能觉悟而成“真人”，才能摆脱世俗的羁绊，进入天人的境界。在全真道中，是将自我禁欲和自觉领悟看作得到拯救的最根本途径，而不是像道教其他学派那样重在从事化学的炼丹和念咒画符，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人们也许会以为，成为一名高士需要严酷的修炼，肯定令人望而生畏，而不是被引诱，但是事实上，在这个教派周围却很快就聚集了大批的信徒。这个长春教派甚至发现在社会精英阶层都有他们的追随者。据说曾有个沉迷于这一教派的信徒，竟成为身居高位的女真贵族们的“全真师”。①
这个新教派终因其狂热而受到人们特别是佛教界的怀疑，1190年长春教被正式禁罢。但是这一禁令并没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影响，当金政权在蒙古的侵犯之下开始瓦解的时候，这一教派甚至又繁荣起来。究其原因，可能是在一个社会普遍动荡不安和混乱的时期，它所指出的获得拯救的道路似乎能够使人们逃避开阴暗的现实生活。有人想将全真派说成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说它是对女真人及其统治在精神上的一种抵抗。②即使确有其事，这种抵抗也是基于不合作和自愿退隐之上的被动反抗，而不是那种积极的一触即有可能引发一场武装斗争的运动。
从长春教诸多教主留传下来的著作包括诗词中，也可看出这一教派浓烈的文人气息。长春派道士对于中国文学价值的不朽贡献并不亚于官方学者的贡献。长春派道士的著作已全部收入15世纪所辑的正统道藏之中。①
多亏了长春道诸教主的文学活动，我们今天才能充分地了解到这个教派的全部历史。但是这并不是说其他非正统教派就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使我们了解其历史，12世纪的中国北方还存在着太一教、混元教、真大道教等等道教教派。其中太一、混元二教的活动曾于1191年一并受到限制，真大道教则一直秘密活动于地下，直到明朝才再次出现，然后又再次受到当局的迫害。②
最后还要提到的是金朝的外来宗教。我们对于伊斯兰教和景教的情况一无所知，虽然这些宗教都曾被外国人带入到中国北方并被他们所奉行。不过，我们却有证据说明金朝时曾存在过一个犹太人的群落。1163年犹太人曾在开封建立过一个礼拜堂，15世纪有碑铭记载下了这一事实。据我们推断，这些犹太人是从中东（波斯）经由中亚旅行商队所走的道路，而不是跨海进入这里的。③
① [646]《金史》，卷55，第1234页。有关僧侣的剃度，亦见[597]《大金国志》，卷36，第275页。
① [633]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大正藏》第49部，卷20，685b-c。
① 《鸣道集说》的原文保存在念常编《佛祖历代通载》中，见卷20，695c-699c。
② 吴广庆前揭文第456—457页及图4。1949年以后，这些经卷被移交北京的国家图书馆。金藏中的一些佛典已被重新复制，从中可以看到金代印刷艺术已达到很高水准。
③ [646]《金史》，卷9，第216页。亦见[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40页注13所引书目。
① 有关头陀宗的论著目录，见[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38—40页。
② [646]《金史》，卷88，第1961页。
① 罗依果将“全真”译为integral realization，其他学者则有完全不同的译法，如perfect realization（霍姆斯·韦尔奇）、completely sublimated（阿瑟·韦利）。关于全真派，见[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40页注13。亦见[92]戴密微：《马可·波罗时代中国的宗教形势》，第196—201页。第一个较深入研究全真派的西方学者是阿瑟·韦利，见[534]他翻译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第13—33页。
① [646]《金史》，卷119，第2602—2603页。
② [788]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① 长春真人自1224年起住持于北京的白云观，现存的两部道藏刊本之一即藏于此观，并于1933年被重新发现。
② [388]罗依果译《西游录》，第42页注19。
结 论
对于有些读者来说，本章对于金朝历史的叙述，相对于这个朝代很短的存在时间，可能是显得太长了。但是对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或地区，也包括金朝都同样真实的是：只要深入进行研究就可以发现，有意义的有时也相互矛盾的细节，丰富得令人惊异，结果使得人们无法对“中国”做出概括；事实上在12和13世纪，根本不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中国”，我们毋宁说，中国文明在北方和南方呈现出了非常不同的形态。对金史进行的每一次研究因此肯定都是对一个区域的研究。再从更广阔的历史范围来看，金朝在有的方面属于过渡时期；在其他一些方面如宗教和俗语文学等领域，属于无先例经验的时期；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属于保守主义的时期。要想决定哪些特征更强些，是变革的还是保守的，是很困难的事。
固守传统的人的确曾更多地表露出了一种想让北方从统一中分裂出来的感情。一旦女真人打算放弃对南方的征服企图，一种渴望安定的感情确实曾在知识精英中间普遍扩散。奇怪的是这里根本谈不到对于南方，对于汉族建立的宋朝的背叛。在金朝及其他的统治精英中，似乎已培养出强烈的以他们自己为合法政权的情感。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的”中国即唐和北宋传统的维护者。金朝在1206年以后对与宋那种以冲突为主的局面的令人惊讶的克制，在一心复仇的宋和不可战胜的蒙古之间的夹缝中求得国家生存的能力，也许多少可以用金朝认为自己统治是正统的感情的日益增长来解释，这种感情肯定是构成官兵忠诚的基础，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宁死不降。
金于1203年颁土龙法，宣称以五行中的火为德运的宋朝从此让位于德运为土的金朝，以这种方式确定自己在汉族王朝更迭中的合法性。①从今天人的感情来看，这可能显得像一场愚蠢的投机，但是对每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它的含义却深远得多：最迟到1203年，至少在女真人自己眼中，他们所建立的金朝已经完全汉化，已在最高层面上成为正统王朝那连续不断的链条中的一环。这个最高层面，说得纯粹些，就是天道运行的层面。为了达到这个认识水准，女真人花费了将近一个世纪，但也就是在这个世纪，金朝走过了从一个愚昧的部落社会到国家的全部道路，而且这个国家，即使以汉人的尊卑秩序来看，也还是完全正统的。现代历史学家也许不再将女真人仅仅看成是打乱中国历史进程的野蛮人了。毫无疑问，金朝取得的成就，以及金朝知识阶层对于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真正价值的自信，都赋予文化以更多的活力。当蒙古人的进攻把一切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他们却能使中国的生活方式永久地保存下来。
① [646]《金史》，卷11，第260页。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见[48]陈学霖《中华帝国的正统观：女真—金朝（1115—1234年）的讨论》。
第四章 蒙古帝国的兴起及其在中国北部的统治
蒙古与铁木真，1150—1206年
种族分布
1236年底，大批蒙古军队在大将速不台的率领下越过伏尔加河，右翼向北进入不里阿耳领土和斡罗斯诸公国；左翼则进入北高加索和钦察草原西部。到1241年军事行动奉命停止时为止，斡罗斯诸王公已被征服。也许蒙古人看来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抵抗的欧亚游牧部落最后一部分——大批钦察部落已经被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从中国东北到匈牙利，所有“毛毡帐篷下的人”，无论是主动或者是被迫，现在都已成为一个庞大的游牧民族统治下的成员。
13世纪在蒙古人推动下的草原部落的空前统一，与12世纪的分裂和纷争形成鲜明的对比（见地图24）。那一时期政治和社会融合的水平，常常是单个部落，或者充其量是各部落之间小而不稳定的联盟。这些部落联盟中最强大的，是西边的钦察和准噶尔地区的哈剌契丹。它们确实能够控制草原的几个部分和邻近它的内地。但是，它们只不过是古代庞大的游牧帝国——如匈奴人、突厥人或哈札尔人所建帝国的苍白无力而且不完善的翻版而
已。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同样也是草原东半部的特点。蒙古高原的某些部落（亦儿坚，irgen）保持了它们内在的凝聚力，但其他部落则分解成部落的组成单元——氏族（斡孛黑，obogb），而后成为独立实体，它们为了牧地、政治领导权和它们农耕邻居的支持而你争我斗。虽然构成成吉思汗帝国内在基础的蒙古主要部落的历史资料很有限，但对于它们的地理分布和它们的内部融合程度，我们还是能够知道其大概。①
最西边的部落为乃蛮，有可能起源突厥。他们居住在阿尔泰山脉的南坡和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