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371]
另一个引起不满的因素是榷场场官的受贿行为。大定年间（1161—1189年）泗州榷场岁收入是53467贯，到1196年增至107393贯，与前者相比已经加倍。金朝还有规定限额或者说制定目标的制度，旨在为货物规定出一个必须达到的成交数额。最大宗的输入商品是茶，看起来金朝的每个人，包括农民，都要喝茶，而一旦贸易因某种原因受到干扰，茶当然就变得紧缺。金朝曾在河南试种茶树但遭到了失败，以至于金只能依靠从宋进口。①
大定年间泗州榷场每年平均的进口货物，读起来就像一个食品杂货铺列出的清单：新茶1000胯、荔枝和龙眼各500斤、金桔6000斤、橄榄500斤、芭蕉干300箱、苏木1000斤（用作染料），产自浙江的温柑7000箱、桔子8000箱、沙糖300斤、生姜600斤、栀子籽90称（亦作染料），还有未规定数量的其他货物如犀象丹砂之属②。虽然宋朝禁止向金输出大米和铜钱，但是看来大米与家畜都能被越境输入到金。金朝也禁止输出货币、谷物、铁制兵器和甲胄。从金输出的货物包括东北产的北方珍珠，人参等药材，纺织品，还有——如果能够出口的话——马匹，虽然从理论上说马匹的出口是被禁止的。金朝另一种出口商品肯定是古董，因为1157年金曾发出过禁止古董出口的诏令。从被卖到宋朝的古董可见，这是宋朝知识阶层对于艺术品的收藏日益流行的结果。如果将所有的项目包括非法边境贸易都算在一起的话，很难说金在对与宋贸易中是出超还是入超。
金与西夏的边境上存在着类似的榷场。西夏主要从金购买纺织品和丝绸，向金输出马匹和来自内亚的玉。官办榷场建立于1114年，是两国交换条件的一个内容。金与高丽、与蒙古之间也有一些贸易往来，但有关与这两国的贸易关系，我们却知之不多。
货币
金朝的币制可以为格雷欣的法则（译者注：指在同时流通两种货币时，实际价值高的货币必然被实际价值低的劣币挤出市场）作一个很好的例证。金朝货币在纸币的发展史上扮演的是很重要的角色，金朝几次企图使纸币成为流通货币，但结果却加速了通货膨胀。金朝货币的基本问题是铜的短缺，铜是由国家垄断的，铜器铸造与交易都由国家控制。当铜缺少时，国家也允许私人冶炼和铸造，但要由官府来规定销售价格。金朝开国初期曾使用辽和宋的铜币，后来也用齐的铜币。直到1157年的海陵王时期，金才造出了第一批铜币。在世宗统治的那些和平年代，经济越发展，就越感到铜币短缺问题的尖锐。尽管惩罚措施严酷，人们还是开始制造假币，但是这些假币质量差于政府发行的铜币。为了解决紧缺问题，国家开始发行铁币，但这些铁币到1193年便退出了流通，因为它实在太不合用。国家铸造铁币的一个目的，是为了阻止铜币流入宋地，所以这种铁币主要流通在南方各省。问题在于必须要有足够的铜币来作为法定货币，以供全国的税收和私人贸易之用。人们经常抱怨没有足够的流通铜币，这里的主要原因是铜币都被私人储藏起来。我们知道1178年进入流通的货币总数是6000余万贯。考虑到金朝当时拥有4000余万人口而且经济正处于繁荣时期，这些货币并不算多。不过，铜币并不是惟一进入流通的金属，因为在支付时用得最普遍的还是银锭，至少在进行大宗交易时是如此。
纸钞首次印行于1157年，这时金朝国都已从东北的会宁迁到北京，仿照的是宋朝的纸币交子，以七年为限，七年以后或者回收或者调换新钞。1189年，这个期限被废除，仅仅还存在一些地区性的限制。纸钞的货币单位按照当时金属币值而定；其发行纸钞的面值有贯和文，能够与现金相兑换。政府力图将纸钞的发行数量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纸钞的总面值不能高于实际流通的货币总数。与此同时，政府还制订了限钱法，以限制私人多积铜钱的做法。
1197年金朝又发行一种新的纸钞，能够与银相兑换。金朝国库的白银储藏是大量的，其中一部分被铸成银锭，每块重量为50两。凡支付税金，既可用银也可用新发行的纸钞；在有些情况下，则只能付一半的纸钞，另一半则必须付银，这使货币流通变得复杂化了，因为旧的铜币还在流通之中，而法定货币有如此之多的形式，它们的兑换率会随时变化。某些纸钞仅限于在中都、南京和其他城市流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银本位的纸钞在流通中还是相对可靠的，只要政府同意以纸钞来纳税，它的价值就应该被看成是稳定的。
可是1206年战争的爆发使这个流通环境发生了变化。耗资巨大的战争极大地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显然也导致了纸钞的过度发行，特别是当蒙古入侵之时。面值高达1000贯的纸钞被印出来并进入了流通。从那以后，金政府便不断发行纸钞，想以此来稳定货币，金朝的财政史就由这样的一连串绝望的努力所构成。每隔几年，就会有新的纸钞以高得吓人的面值发行出来，实际价值却急剧下跌，1221年，市面流通的面值800贯的纸钞只等于1两白银。纸钞急剧贬值的原因之一，是在发行新钞的同时，旧钞仍可继续使用流通，以至于纸钞在国家经济中泛滥成灾。
白银当然是保值的，结果凡是能得到它的人便都将它屯积起来。在1217到1221的四年间，纸钞贬值到40000比1。我们不难设想这一现象对于私有经济方面所造成的影响，商人和小贩的店铺被迫关闭之事时有发生，因为他们不愿用货物去换取毫无价值的纸钞。①甚至当金朝的最后时刻，也就是朝廷已经逃亡到蔡州之时（1233年），还发行了一种在理论上可以与银兑换的新钞，但此后才过了几个月，金朝就灭亡了。
总之，金朝在最后20年间的币制紊乱，与其说是由于不当的财政政策，毋宁说是因战败及其由此而导致的岁入损失和经济生产普遍衰退的结果。
多年来，尤其当世宗和章宗统治时期，金朝货币的确曾像宋朝货币一样是很稳定的。无论如何，金朝的教训并没有阻止元朝财政政策的制定者，他们花费多年建起的元朝货币制度，就是以纸钞流通为基础的。这曾使像可马·波罗那样的旅行家十分惊讶，当他们看到一张被印上字的纸竟能当钱使用的时候，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税课和国家预算
一个国家的生存，不能不靠某些形式的税收，在中国历史上也如同其他地方一样，问题是纳税的多少及怎样量入为出。元朝时（14世纪40年代）编纂《金史》的学者们对于金朝的财政政策并未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同他们为自己所见的金代经济发展而撰写的简明扼要的概述中指出的，②金朝经济政策的弊病在于急一时之利，造成了对百姓的长期损害；它还指出该政策是宋的宽柔与辽的操切相结合的产物，摈弃了二国之所长而并用了导致二国灭亡的短处。元朝的统治者当然应该多少汲取金的教训才是。他们的这一判断如果从今天客观的角度来看，显得过于苛刻了。金朝真正意义上的衰退是很晚才开始的，约在1200年以后，这一衰退更多地应该归咎于它的对外政策，而不应归咎于它法律的不健全和对内的病民政策。金朝挡开了来自各方面的或跃跃欲试或一心复仇的邻居，的确，国家岁入的一大部分，也许可以说是最大部分，是用来维持它的战争机器了。
金朝建国之初，毫无疑问，国家的经济环境是非常好的。金从辽朝和宋朝都城继承了巨额的财富和库藏。攻取开封以后，金所获的宋朝库藏甚钜，共计有：绢5400万匹，大物缎子1500万匹，金300万锭，银800万锭。①而当作为缓冲的齐国于1137年被废黜的时候，它的库藏包括有钱9870万贯，绢270万匹，金120万两，银1060万两，还有谷90万石。②这些巨额库藏的一部分，特别是纺织品和贵金属，可能是宋朝时贮入库中后来又转移到齐国手中的；但无论是怎样来的，总之它构成了难以估量的财富。然后历经多年，通过从宋获取的岁币以及从国内百姓中收取的租税，这笔财富还在持续地增长。由此我们有理由提出疑问，如此巨大的财富在什么情况下，又是怎样被消耗掉的呢。因为到1191年，金朝的库藏竟然仅剩下6万两金（1200锭）和55.2万锭银了。
在政府开支中，似乎有一项是因赏赐而消耗掉的额外支出。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朝廷都要按照地位的不同而无节制地加以赏赐。在葬礼上要颁赏，对于上至将军下至谋克之副，凡官兵立功都要颁奖，还有给皇室和朝臣的结婚礼品，我们可以在《金史》上三番五次地看到这些记载。1142年一个作战有功的皇亲得到的赏赐有1000个奴隶，1000匹马，100万头羊，2000两银和2000匹缎。而在这个等级阶梯的另一端，我们所见的赏赐则只有很少的几贯钱。1167年，当皇帝得知大兴府狱空时，竟下诏赐钱300贯，作为宴乐之用，以此来犒劳官员们。
这些出自皇家库藏中的巨额赏赐意味着在非消费性的物品（钱和贵金属）中，有一大部分是处在流通之中而并非被贮藏起来，因此实际上朝廷的赏赐甚至影响到了小店铺老板和饮宴上演奏的乐手。同样地，朝廷也用钱来支付官员的俸禄。总之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分钱无论作为赏赐还是俸禄，它最终还能以纳税的方式回到了国库中。但真正的问题却在于，国家的经济并不仅是建立在金钱上，而且更是建立在以实物特别是以谷物和稻米所纳之税和开支上的。这些最基本的物产并非轻易就能够增加，而是要服从于反复无常的自然条件（旱或涝）。然而致命的却是，大量的粮食贮藏，在平常的年份尚且要用于实际消费，而当危机年头，需要供养庞大的军队时，消费量就更大了。
通过有关平常年份的可资利用的很少几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开支得以在其中运转的一个界限。1171年谷物的总储藏量为2070万石。而国家每年可以收入的谷物为900万石，其中有700万石被用于日常开支，主要是官俸支出。所余的部分，有100万石用于赈济受到自然灾害袭击地方的百姓。这意味着政府所掌握的仓储总量足够两年之用。1180年从租税收入2000万贯钱，其中被花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