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37]
自从公元前109年整修黄河的堤坝以来，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防洪活动。在公元前95至前66年期间，一些小的泄洪口和支渠已经挖成，以减缓大水顺流而下的沉重压力；但政府对疏浚或维修的必要性还没有充分注意，于是在公元前39年和29年发生了大决口。公元前30年，大雨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造成了洪水，长安城内惊慌失措，担心即将来临的灾难。①公元前29年，洪水为灾的责任被归之于御史大夫尹忠。他成了时弊的替罪羊，因身居高官，只能自杀谢罪。
以后，大司农负责此事；通过迅速有效的行动，他成功地解除了危险的形势。他发动了一个全面的救灾行动，使用了500条船只以撤走受威胁地区的居民。为了把洪流疏导至支渠以防止进一步的洪水，建成了一批堤坝。经过36天并使用了征募的劳工，这个工程得以完成；朝廷采用了新的年号“河平”（公元前28—前25年）以示庆祝。这一成就有助于遏制下一次洪水的威胁，下一次洪水发生在公元前27年。②
幸运的是，《汉书》收有公元1至2年帝国形势的基本情况的概要。它列出了当时全部的行政单位，同时还有为征税而作的每年的人口登记报表。③在最后几次调整之后，公元1至2年的帝国包括83个郡和20个王国，它们据称共有1577个诸如县和侯的下属单位。从各个郡和王国所列数字得出的总人口登记数合计为12366470户，或57671400口。
县及其市镇的材料较少，因为所收的这类数字只有10例。未提选列它们的原因，但可能它们说明了帝国的某些大城市的规模。因此，它们难以引导我们了解当时可能存在的其他1500个中心城市的规模。例如京师及其所在的县的数字为80800户，或246200口；也有人提出，京城城区的居民约超过8万。①
可以料到，各地人口的分布很不均匀；人口高度集中在丰产的黄淮流域及肥沃的四川盆地（见地图10）。《汉书》中提供的可耕地规模有些难以解释；但情况似乎是，在耕之地不足以生产可充分供应全民的粮和麻（衣服的主要原料）。最后这一卷附有一个政府设立以管理各类生产——如盐、铁、果品和织物——的所有专使的注。②
宗教问题
以前的几个皇帝竭力保持对五帝的应有的祭祀仪式，认为他们守护着王朝的命运。③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亲自参加祭祀古代神祗，早在秦帝国以前很久，人们已经承认了他们的存在；在时新派的鼎盛时期，他曾经主持对其他的神——后土和太一——的祭祀。宣帝（公元前74—前49年在位）继续举行这类仪式；他的继承者元帝（公元前49—前33年在位）在公元前47至前37年期间至少参加了11次祭祀，使仪式更为隆重。但是，变化正在发生。
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初期，一批祭奉次要的神的神坛或由方士祭祀的神坛被取消。①但是远为激进的变化涉及继续举行重大国祭的地址和在那里祭祀的方式，尤其涉及了祭祀的对象。这个变化主要是匡衡有说服力的陈述造成的，他推动变化，以之作为对古制的恢复，古制已经腐败，需要清理。他争辩说，象雍、甘泉或汾阴那样的传统祭祀地点都离长安相当远，皇帝的亲临会造成应该避免的巨额支出和人民的困苦。出于类似的原因，他主张庄重和简单，避免到那时为止成为各种仪式特点的那种铺张和繁琐。最重要的是，汉朝将舍弃秦代祀奉的诸神而祀奉周代的神。
人们还记得，高帝在秦承认的四帝之外，加上了对第五帝（黑色）的祭祀。②这个变革始于公元前205年；但是这些仪式这时让位于祭天，即祭祀周代诸王认为是他们的尘世统治权的来源之神。从公元前31年起，汉成帝在长安南边和北边新建的祭坛参加祭天地的仪式。到较远祭祀地点的巡行就不再有必要了；素色祭坛上的土制祭器和葫芦代替了玉器，朴素的祭坛代替了过去华丽和精心装饰的祭坛。
但这些变化还不是持久的。在公元前31年，变化引起了争论；它们尤其引起了很受人尊敬的刘向的反对，他极力主张必须保持王朝习俗的延续性。具有明显重要意义的是，祭祀国家尊奉之神与生育太子这两件事被联系了起来。成帝尚没有一个继承者，人们希望，随着宗教仪式的变化，五帝中的新帝将赐福于王朝和成帝，赐给他一个儿子。不幸的是，这个希望落空了：确保国家未来的需要变得更为迫切了，在公元前14、7和4这几年，宗教仪式发生了变化，恢复到原来的状况。最后，在公元5年，长安祭天地的仪式被重新确立，这主要是由于王莽的影响；公元26年，祭天地的仪式从这里转移到中兴王朝的京都洛阳。
在历史上还可以看到祭奉皇帝列祖列宗的类似的形式。为此目的而建庙的习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5年的一道诏令，它命令在京师和地方建庙纪念高帝。①惠帝在登基时曾亲临一座宗庙，公元前166年的一道诏令还强调了它们的重要性。②到元帝时，维持宗庙仪式的费用连同每日供品的固定数额增加到了惊人的程度。各地167个宗庙和长安176个祭祀地需要的费用的数字，引述得相当精确。因此听起来似乎是真实的，这些数字似乎引自经过适当审定的帐目。每年供应的斋饭为24455顿；有45129名士兵守卫宗庙；雇有12147名僧侣、厨师和乐师，还有数目不详的人负责献祭的牲畜。③
在推行其他节约措施之时，重新审议这些仪式是不足为奇的。约到公元前40年，朝廷已经进行了大量削减。约200个宗庙的仪式中断了；但为纪念高帝、文帝和武帝建立的宗庙的仪式则被挑出来予以保留，因为这几位皇帝被认为应享受特殊待遇。公元前34年元帝患病时，所有庙宇的祭祀被恢复；次年当知道这些求福活动已不能拯救他生命时，大部分又被取消。公元前28年，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使他的继承者成帝能得到一个太子时，仪式又被恢复。公元前7年，53名官员再次呼吁减少宗庙的数字，这一次在应享受特殊待遇的皇帝的名单中增列了宣帝。①在平帝（公元前1年—公元6年）期间，王莽重申了保留庙宇的原则，以便举行那些应该祭祀的活动。
另一个渊源于改造派原则的变化同样与宗教仪式、对人民的管制和国家的支出有关。秦始皇开了建造宏伟的陵墓作为他最后归宿的先例；虽然据说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曾表示他强烈地反对这种做法，但很可能汉代诸帝已在竭力按照他们的地位用奢侈品装饰其陵墓。②除了建墓和提供珠玉、装饰品及供应的费用外，政府有时还拨给庄园，以提供用于维修陵地的收入，这种做法减少了国家的收入。此外，政府有时下令强制迁移人口，以确保有足够的人力照管陵墓和为它们服务。为了响应这类命令，有时富户或有名望之家的成员被强制迁移。
从高帝起，象这样的迁移发生了七次，都与在长安西面和北面准备某个皇帝或他的后妃之墓有关系。③这几次迁移可能被政治家有意识地利用，他们认为这是把有权势的家族迁离它们已建为权力基地的故土的良机。一直到宣帝（公元前74—前49年在位）时期，这种安排都得到了支持，公元前55至51年任丞相的黄霸就是一个实例，他本人就为此目的而被迁移。④但是在元帝、成帝、哀帝或平帝这几朝，史籍只记载了一次出于这一目的的迁移。公元前40年的一道诏令说明了朝廷的意愿，容许黎民留在其长期居住地，防止因强制迁移造成家庭分离而容易引起的不满。①然而，如同国祭和祭祀列祖列宗的仪式那样，在成帝朝（公元前33—前7年）朝廷又一度恢复了更早的做法。成帝在公元前20年视察了为自己的陵墓正在进行的准备工作，并且下令按惯例向那里迁移人口；但在公元前16年，迁移停止。②几乎与此同时，刘向表示他强烈反对厚葬礼仪。③公元前5年阴历六月，政府下令为准备丁后之墓而进行一次迁移，但在下一个月，它宣布将来它无意再采取这类行动。④
外交事务
在前汉的最后50年期间，外交政策的特点是不愿进行扩张，有时拒绝与潜在的敌人交锋。从积极方面看，中国总的说不再受到匈奴的挑衅，后者不够团结，难以巩固或加强其地位，或者对中国构成威胁。外国的重要权贵不时地访问长安，如成帝和哀帝两朝时的友好的龟兹王；公元前1年，乌孙的领袖（昆弥）之一与匈奴的一个单于一起来到汉廷。⑤在此期间，中亚的移民定居地在都护的领导下仍得以维持下去；在公元23年以前有关于在职都护的记载。⑥同时，朝廷已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协调移民地工作和在紧急时刻给移民地提供军事援助。公元前48年，朝廷设了一个新职。在职的官员为校尉级，他将在原吐鲁番（车师）统治者拥有的领地上和这时易受匈奴侵入的领地上建立移民地；他将在这个地处中国和外国人之间的地区保护中国人的利益。晚至公元16年，这个职务肯定还有人担任。①
在其他方面，中国人急于避免进一步的卷入。公元前46年，海南岛的珠崖郡被放弃。原来设在海南的第二个郡已于公元前82年与珠崖合并；公元前46年撤郡之事是在当地爆发了叛乱和作出了在该岛保留中国的前哨将会过于劳民伤财的结论后发生的。②四年后，西面的羌族诸部策划叛乱，当时中国正遭受饥馑之灾。在这些地区有丰富治安经验的冯奉世请求派军4万去镇压起义。但政府因需要保存实力而犹豫不决，只派他率领一支1.2万人的军队出征，兵力根本不足。象这样的虚假的节约不足以成事；元帝的政治家们最后被迫增派6万名士兵，冯奉世才得以恢复秩序。③
中国政府这几十年表现出缺乏决心的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公元前36年。④当时，匈奴中最强大的领袖之一郅支对中国的政策不满；他对他的敌对单于呼韩邪所受到的友好接待心怀妒意，而他自己主动的表示则遭到了拒绝。郅支向粟特（康居）求援，以便报复；他希望通过诸如袭掠或俘获中国使节和攻击中国的盟友乌孙的行动，损害中国在中亚的利益。发展下去，形势可能会变得非常危险，因为所有的交通线可以轻易地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