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365]
尚书省的最高长官是左丞相。在这个官署多年执政的16名官员中，有不少于11人出自完颜宗室，4人来自其他女真部落，还有1人是渤海人。而右丞相一职，曾一连五任由皇族出任，两任是其他部落的女真人，两任是渤海人，三任是契丹人，还有两任是汉人。但在尚书省品级较低的官员中，契丹和汉人却占了很大的比例。①皇族在决策机构中占据如此优势的现象是很有趣的。对比那些汉族王朝如唐、宋的统治惯例，皇族中即使有人能够成为最高级官员，也是非常罕见的。
女真人认为，比起儒家那些抽象的有关伦理道德的准则，他们部落联盟的忠诚，对于金朝是远为有力的保证。至于在金朝的政治机器中存在已久的贵族政治与汉族官僚机构之间的敌对，其最后解决的结果肯定是对贵族政治和部落派系有利的，至少在最高的决策层是这样。
除了尚书省外，还有两个中央机构，就是中书省和门下省，但这两个省的地位与尚书省却无法相比。有一段时间，在三省之上设立过一个“领三省事”的官职，并成为中央官制中的一个层次，但在1156年，当海陵王统治时期，这个官职和中书省、门下省一并被取消了。从此以后，只有尚书省仍然存在。所有这些官制对于后来蒙古人的元朝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元代，中书省成为最高的政治决策机构，而尚书省却仅临时性地存在过。
另一个中央机构是御史台，这个官署在中国各朝有很长的历史。金于1138年建御史台，终金之世而未改。御史台在海陵王和世宗时期曾被提到很重要的地位，1172年和1181年它又两次被扩充，地位也有所提高。在章宗统治时期还进行了一些变革，这些变革都有助于提高这个对官僚制度下各个部门行使政治上的批评和监督职权的机构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世宗曾将御史台中考中进士的人特别加以晋升，因为对于这个事事均需慎重处理的机构，他认为这些人特别适宜。
从12世纪40年代起，尚书省之下就设有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工部、刑部和兵部，数个世纪以来，它们一直是中国中央官僚制度中的主要部分。六部的组织结构和作用根据中国当时盛行的模式而在唐、宋（还有辽）各有变化，这里无需赘述。这里应提到的另一个中央机构是枢密院，始建于1123年，在与宋交战期间曾经南移，一度掌管过有关汉族人口中诸如赋税、徭役和兵役等事务。枢密院后来发展成为皇帝的一个参谋部，是中央最高的军事指挥机构。从这点来看，它与宋朝的枢密院非常相似，但对比于宋朝的行政官署，金的枢密院一直是从属于尚书省的。
海陵王统治时是官署设置最多的时期，他为了把金朝国家从部落的和贵族的政治体制转化为中国的官僚政体而采取了大量措施。到12世纪末，几乎所有宋曾设立过的中央官署都已有了金的摹本。它们的名称可能不同，但作用却是相同的。在这些官署中，还确实包括了那些明显具有汉族传统特色的机构，诸如掌管天文、占星的官署，国史馆，以及掌管与皇帝家族和礼仪事务有关的各种行政管理机构与部门等。
不过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金朝同时还忠实地继承了契丹辽（还有渤海国）的许多传统。与那些正统的汉族王朝通常只建一个国都不同，辽立有五京，金朝也是如此。这两国的情况都可以作如下解释：即它是连统治者也还没有固定居处的那个时代的残余，同时也是一种依季节不同而移居的仪式化制度的遗留。从一个更实际的角度上说，多国都的制度也为在不止一个场所建立中央集权化制度提供了某些手段。金朝的五京制度特别复杂，因为像南京和中京的名称，在不同时期所指的，都不是同一个的城市。
通过国都名称的变化，能够很清楚地看到金朝主要政治中心转移的情况。燕京（今北京）在被海陵王立为政治中心以前一直称为南京，而从海陵王以后，则被称为中都，蒙古人攻陷北京以后，洛阳又成为中都了。
在汉族人口占优势的地区，地方行政制度机构主要是按照唐、宋等朝代汉族的统治模式建立的，因此它是金朝官制中比较缺乏有特色的部分。县和府（或州）是地方行政机构的基层单位，它们行使职能的方式多少与同时代汉族的宋朝类似。县、州之上相当于省一级的机构，是路，金朝共有19路。在地方和省一级的行政机构上，宋与金之间行政区域惟一的不同在于金朝的地方，部分地属于军事组织，而在边境地区则是部落组织。这些将在有关金朝兵制的小节中再作概括的介绍。
人才的选拔
即使从上一节对于金朝官制的简要叙述中也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官僚体制对于官吏的需求是大量的。有关金朝后期官僚体制中的官吏数目，我们可以通过图表得到一些概念。在1193年官吏数目为11499人，其中4705人是女真人，6794人是汉人。这个数字在1207年据说已提高到总数为4.7万人。由此来看，金朝拥有官吏的数目，至少可以与北宋前期相比（1046年是1.27万人）。①那么，为数如此众多的官吏，是通过什么途径入仕的呢？
正如在此之前的辽朝一样，金朝也采取一种双重的取士政策。在汉族一方，建科举之制，根据人的才能高下来取士；与此同时，人才的选授和升迁还有另一个区别对待的原则，区别的依据，则是个人所出身的社会集团关系或个人的地位。因而，这样的一些制度诸如荫袭制、世袭职官、以官功入仕等，都成为入仕途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科举取士和某些社会群体有优先权这两个原则之间，金朝一直努力寻求一些保证女真人特权的手段。开国初，当女真人占领辽朝领土以后，曾将辽朝的官制简单地纳入金的官僚机构之内，正规的取士制度却发展得颇为迟缓。
金朝科举制始建于1123年，那年金朝第一次开科取士。从1129年起，进士科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后来则是一年一次。最初（即金刚刚吞并了宋的领土的时候）南方与北方的考试有所区别，称为南北选。北方侧重于词赋（据说是在早期），而南方偏重于经义。造成这种南北差别的一个原因，估计是想让北方的科考更容易些，因为曾为辽朝遗民的北人，在女真人的眼中可能要比南人更可信赖。经义科的考试一度曾被取消，在1188—1190年又重新恢复和组织。除了五经（易、礼、诗、书和春秋）之外，还要考《论语》、《孟子》和《孝经》、《扬子》（扬雄的《法言》），以及道教的经典《道德经》。
虽然具有实权的职位，特别是最高层的职位，大多数都由女真人把持，但汉人还是通过进士科考试，找到了进入官僚集团的重要途径。在金代，有越来越多的汉族高官是通过考中进士，而不是通过诸如赐给某人官爵或者军功等等途径取得这种地位的。不过非汉人和非女真人（如契、奚和渤海人）在科举中的地位却似乎无足轻重。在整个金朝统治的历史时期，可能仅仅有五个渤海人和一个契丹人考中过进士。
世宗皇帝肯定意识到自己的不足，科举制度则为国家提供了可靠的职官。因此在1173年，他特地创立女真进士科，为女真人打开了一道新的入仕之门（在此之前还没有过为女真官员设立的考试科目），并鼓励他们多中进士。专为女真人设进士科可能有双重目的：它既与世宗竭力想保持女真的语言和习俗的总原则相一致，同时也有可能出于一种考虑，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女真平民进入官僚集团，以此来取代多少有些桀骜不驯的女真贵族们。但是，不同于渴望抓住科举之机以进身的汉人，从总体来看，女真人不中进士照样可以得到入仕和升迁的机会。在位居高官的208个女真人中，仅仅有26人中过进士。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民族特权和世袭特权仍然是入仕和升迁的主要途径。
荫袭为一种重要的特权，是专门给予那些欲将自己的官位作为一个等级传给后人者。从国初到世宗统治时期，对于七品以上官员所荫家庭成员的数量还毫无限制。后来定荫叙法，按官员等级规定了所荫之人的限度，最高的一品官可以荫六人，以下根据官品，所荫人数递减，八品以下则不可用荫。这个规定当然是对高品级官员有利的，而他们中又以女真人为主。金统治时期所实行的世袭之选也与荫袭制有类似之处，例如，女真完颜部人有进入宫廷任侍卫的特权而无须通过正式的荫例。女真平民也可以被选入宫廷作宫廷卫兵并将此作为进身之阶。很显然，这与蒙古的宿卫（怯薛）制度是相似的。此外，女真的猛安谋克制（见第3小节）中官员的世袭，也是建立在民族特权地位之上的一种世选形式。
最后，以军功及军事领袖的身份入仕，对人口中的女真人也是有利的。因为在金朝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军事组织更多地还保留着女真军队的原状。差别还不仅限于入仕，这些人一旦进入官场，其晋升的速度就远远快于那些靠正规阶梯一步步往上爬的汉族同僚们。升迁已被形式化，它既要看个人的政绩，也要看资历。对官员政绩，有着复杂的考核制度，旨在尽量做到客观。
金朝的人才选拔和升迁，就这样显示出诸多的双重特征。但是我们应该强调的是，女真人并没有将官职全部垄断，在有关汉人入仕的问题上也并未造成任何普遍的不满。毋宁说，金朝一直在寻求的是一种妥协，它试图形成一种选拔制度，这种制度能够在作为它人口组成部分的不同民族之间造成一种平衡。在为汉人采取开科取士制度的同时，也对此加以一些限制，并为女真人的入仕升迁保证了种种优先权，这无疑是有助于社会稳定的。的确，在金朝，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是另外两个非汉族建立的王朝辽与元所无法比拟的。①
军事组织：猛安谋克和对边境的管辖
猛安谋克制度是女真人特有的一种社会和经济组织。有关它的研究很多，这不仅因为它本身固有的吸引力，也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是满洲八旗（niru）制度的先驱。在17世纪，满洲人就是用这一制度对于他们所征服的汉地实行军事控制的。②汉语中的猛安谋克是两个女真词的音译：猛安的意思是“千”，来自蒙古语（mingghan，满语： minggan）。早期，在战争中统领千人的首长（千夫长）被称为猛安，后来这个词也被作为他所统领的这个单位的称谓。谋克在《金史》中被释为百人的首长（百夫长）。但是这个词并不是数词，而与满语mukūn（穆昆）有关，在字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