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348]
李元昊后来实行的政策，显然是要明确和保持党项政权独特的文化面貌，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李德明对他的儿子继承王位持反对态度，但是正如后来发生的激烈的宫廷阴谋所揭示的那样，李元昊的野心在当时曾引起过争论和关注。
① [223]岩崎力：《西凉府政权的灭亡与宗哥族的发展》，第79—80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239—289页。
① [644]《宋史》，卷490，第14123—14124页；[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60—570页；[317]森安孝夫：《畏兀儿与敦煌》，第331—335页。
② [645]《辽史》，卷16，第183页；[644]《宋史》，卷485，第13991—13992页。
① [644]《宋史》，卷485，第13993页；[575]苏轼：《东坡志林》，卷3，第51页。
党项征服后的河西
在汉文载籍中，有关党项在河西活动的记载颇多错讹，而且缺漏也很多，好像汉文记载是有意要淡化西夏征服和吞并河西的确切时间。一般来说，都将党项平定河西的时间定为1036年，具体而言，甘州大约是1028年陷落的，凉州是在1032年，而在河西请政权中位于最西边的沙州政权则在1052—1053年还保持着独立的地位——就在这一年，沙州向宋廷派出了最后一批贡使。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党项统治时期的题记，早期的时间在1074年。换句话说，这表明最晚到此时，沙州就已经完全处在党项的统治之下了。前田正名指出，伊斯兰教哈剌汗朝的扩张及其对喀什噶尔和于阗的征服，是促使沙州向党项政权称臣的重要原因。在历史上，于阗曾是沙州的盟友。其实早在1038年，李元昊就已经声称于阗是他的属国，但是看来于阗并不承认这种身份。时隔38年（1025—1063年）之后，于阗的使臣又来到了宋廷，而于阗人在青唐的政治和商业事务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①
当党项的竞争对手以及未来的附庸国开始使用河西走廊以北和以南的贸易通道时，党项人原本希望通过占领河西而获取种种唾手可得的商业利益都化成了泡影。从塔里木盆地出发的商人或经由北道，沿着戈壁南缘到达契丹朝廷，或是迂回向南，到达青唐——青唐这时已发展成了一个繁荣的货物集散地。对于宋朝而言，青唐是宋朝马匹的重要来源地，也是联系西域的桥梁，而且青唐尤其是一股潜在的军事威胁力量——这里有可能成为党项与吐蕃联合起来反对宋朝的基地。正因为如此，宋朝也非常重视青唐的关键性作用。为了购买马匹，宋朝在西北边境设立了一些边市，1038年以后，宋朝的大多数马匹都是通过这些边市从吐蕃进口的。11世纪70年代，王韶被委派创建熙河路，以“绥靖”青海，这样一来，宋朝廷强制实行的、禁止汉人在这一地区扩张的禁令就被彻底废除。王韶还吸收了更多的当地酋领，使他们成为享用宋朝俸禄的属臣。①熙河路的设立还带来了另外的后果，如熙河路诸指挥日益增多的挑衅行为引起了其他一些地方政权的恐慌，使党项与契丹的关系从11世纪70年代末期起逐步得到改善，西夏与青海的各种往来非常活跃。
12世纪时，河西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动。宋人对青海的短期占领（1099年，1104—1119年），女真对陕西的征服，使青唐的商业网络得以扩散，为党项人在1136—1137年吞并这一地区扫除了一切障碍，而金朝也在这时正式将青海割让给了西夏。②到这时，党项的贸易地位也有了相当大的改观，正如洪皓（1088—1155年）在他的日记中所称，回鹘地饶物产，“多为商贾于燕（今北京，1153年为金中都），载以橐驼，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宋夏战争的结束，11世纪末以来党项中央政权进一步稳定，才促成了西夏贸易地位的转变。
据洪皓记载，金人入侵中国北方之后，早先居住在秦州的众多回鹘人都迁回河西，成了党项的臣民。③从12世纪中叶起，回鹘人开始在西夏的政治、文化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自一开始，他们就是西夏佛教文献的翻译者。在辽朝最终覆灭的日子里，党项人曾忠心耿耿地帮助过契丹皇室，所以可以断定，中亚哈剌契丹朝（即西辽）信仰佛教的契丹统治者必定与宗教信仰相同的党项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从党项法典可以明确看出，在12世纪初年，西夏与其北方和西方的邻人都保持了正常的贸易和外交关系。
① [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565、628—645页；[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270—279页。党项称于阗为其属国，最初见于李元昊给宋廷写的一封信（[644]《宋史》，卷485，第13995—13996页）。后来在李远的《青塘录》中也记载了这件事。《青塘录》是一部宋朝的著作，已佚，残存的内容见陶宗仪：《说郛》，卷35，11a—13a。
① [877]廖隆盛：《北宋对吐蕃的政策》。王韶被收入[139]《宋人传记》，第2卷，第1137—1141页及[800]《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卷1，第203页。有关他的活动的记载，可见[660]陈邦瞻（1589年去世）编：《宋史纪事本末》，第41页。
② [646]《金史》，卷78，第1772页；卷91，第2017页；卷26，第653页。但是有关证据还不是很清楚，而且记载也互有出入。又见[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4，第16页。
③ [579]洪皓：《松漠纪闻》，卷上，第3页。关于洪皓，见[139]《宋人传记》，第2卷，第464—465页；[800]《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卷2，第1505—1506页。
李元昊（嵬名囊霄，景宗），1032—1048年
1032年，当他的儿子将凉州并入党项帝国之后不久，李德明在夏天去世了。①虽然宋朝史料中对李元昊的记载常常带有浓重的流言和传说色彩，但是从汉文史料中可以了解到的有关这位党项首领的情况，却要比其他所有西夏统治者加起来还要多。李元昊自幼就通晓汉、蕃佛典、法律、占卜，并精于军事谋略。即位伊始，他在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发起了一场大胆的改革运动，意欲增强党项统治者的权力，进而力求表明自己独特卓异的地位。此外，这位傲慢的君主还特别希望宋朝承认他与契丹统治者的地位相等。但是，李元昊牺牲与契丹的联盟关系，发动与宋朝间的长期的消耗战争（1039—1044年），换来的不过是一些局部的胜利。李元昊中央集权政策（也许还有疏远宋、辽的政策），在西夏招致了强烈的反对，并最终使他遭到暗杀的结局，同时也使西夏的中央权力大大分散。然而，李元昊无疑是最具天才、最富想象力的党项统治者，无论是在人民大众的头脑里，还是在西夏的政体结构中，都有他留下的难以泯灭的印记。
历史学家不能确定在1038年之前，这位新君主的活动的具体年代，但通过几次象征性的活动，基本上可以勾勒出他所从事的活动的大体轮廓。首先是改姓。991年，宋朝曾赐李继迁赵姓，而契丹还使用着古老的李姓。李元昊继位之后，将党项皇室李姓改为党项姓氏嵬名，而宋朝当局还继续使用着皇族赵姓。自李元昊改姓后，党项统治氏族中所有“内”亲都采用“嵬名”为姓。嵬名元昊还接受了“兀卒”的衔号，兀卒这个词在党项语中相当于党项皇帝或可汗，汉语将其释为“青天子”（“天之青子”或“青天之子”）。①其次，为了避父亲的名讳，元昊还改变了宋朝在西夏境内行用的年号。不久，嵬名元昊就开始在西夏推行一套独立的、行用汉地政权职官术语的、具有汉族风格的职官衔号系统，但是所有的职官衔号都有与其相对应的党项名称。
在嵬名元昊土著化的革新措施中，最有名的是他在1034年左右发布的剃发的法令，据载，“初制秃发令，元昊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令，许杀之”。
剃去头颅顶部的毛发，将前刘海蓄起来，从前额垂到面部两侧，在亚洲许多民族中（朝鲜、鲜卑、渤海等）都可以见到这种发式的不同变体。与此比较而言，据说古代羌人是将头发松散地垂覆在面部。我们似乎可以认为，颁发秃发令的目的，主要是要改革“落后”的羌俗，并将西夏的国民与辽、宋、吐蕃等邻人区别开来。②
嵬名元昊还颁发了有关服饰的规定，凡文官武将、庶民百姓都各有所服。从西夏的服饰令中，可以看出吐蕃和回鹘对党项的影响。①
1036年左右，西夏颁行了党项文字，这一事件的意义要比以上列举的改革重要得多。一般来说，都将党项文字的创制和完善归功于党项学者野利仁荣（西夏名将野利遇乞和旺荣兄弟的男系亲属），但是创立党项文的工作可能在李德明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并持续进行了许多年。党项文字由六千多个字构成，行用于政府机构和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同时还开始了将汉文和藏文文献翻译为党项文的工作。一百多年后，“制蕃字师”野利仁荣在1162年被封为广惠王。从11世纪40年代起，在西夏与宋朝的交往中，就出现了西夏贵族和官衔名称的党项文形式，为了让类似西夏官员和与其地位相当的宋朝官员平起平坐，这些官衔只是在宋朝对外机构和外交文件中使用（采用汉文音译）。②虽然这些文件的党项文本并没有能够保留下来，但至少有许多官职名称（大多数的含义还不清楚）借助于宋朝载籍得以保留至今。
嵬名元昊在军事和行政领域的改革奠定了党项国家政治构架的基础。元昊力图在西夏政权内推行文、武官分开任命的双轨并行制度，这种制度在辽朝久已为人所熟知。在这种制度之下，西夏的汉族臣民必定会乐于在官僚机构中供职，而在军事上则理所当然地保持了党项精英的统治权。然而，文武分途的结构在党项政权中并不十分清晰，而且在党项政权的构成中也没有发现明显地类似于辽政权的缜密的两面官系统，所以文武分途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