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329]
这些都城，尤其是南京与东京的总管（留守），在其各自地区内行使着极大的权力，他们是辽朝政治体系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他们掌管着各级许多州县，这些州县是帝国定居地区实际的行政单位，在许多地区，它们与传统方式的部落组织并存。
南面的政府体系，至少从其外在形式上看，与唐和五代的政府体系相似。它的许多官员，尤其是中下级官吏，都是汉人。然而，熟悉9与10世纪中国制度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受到影响，对那些在中国体制下具有巨大权力与影响的官衔拥有者作出与事实不符的夸大描述。北面与南面官员除了种族不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异。辽朝皇帝经常性迁移，从一个传统的季节性狩猎营地（捺钵）到下一个营地，所以每年只在上京住很短的时间。每一年有两次，即阴历的五月和十月，北面与南面行政部门的官员被招到皇帝的行营商讨国事。冬天，南面行政部门的官员们南下中京处理南面官管辖区汉人臣民的事务。但是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由于皇帝庞大的扈从队伍是在北方地区行进，与各部首领发生联系，故而皇帝依然被期望亲自作出所有影响国家的重大决定并裁决狱讼。在游幸期间，他由北面行政部门的大部分高官陪伴，他们与他生活在一起，个人关系密切，既是国家的高官，又是他的伙伴（像蒙古时代的“那可儿”）。与此相比，南面行政部门只有个别的官员，一名宰相、一小群秘书及其起草文书的官员，充当他的日常随从。显然，北面行政部门官员凭借他们经常接近皇帝的优势，比南面行政部门的官员享有更大的实权。
这样，南面行政部门基本上是一个南面官管辖区及其定居人口的行政机构。它的官员听起来很高的官衔并不能消除这样的事实：日常的决策与所有的军权（南面官被特别排除在朝廷军事事务的讨论之外）都被集中在出自北面行政部门的皇帝的契丹随员手中。
总而言之，我们不应当受辽朝历史所描绘的官制组织的过多影响。许多官职似乎只是临时设置的。尽管有自世宗时代开始并断断续续地持续到11世纪的官僚机构化，但契丹人世界的权力与正式有序的政府组织很少有关系。它始终强烈地依赖于个人的自身素质与业绩、他的家庭关系、他与皇帝和权臣的私人关系、他的交往以及他的军队。在契丹人世界中，强有力的个人和强悍的军队依然给制度的完善蒙上了阴影。
① [645]《辽史》，卷45—48，第685—831页。
② [645]《辽史》，卷56，第908页。
与中国境内诸国的关系
在世宗统治时期，辽尽管撤出了开封，但仍卷入了中国北部动荡的政治中。948年，南唐想要重新与辽结盟以对付他们的北邻，这次是北方新的汉政权，但他们遭到了拒绝。949年至950年的冬季，世宗对河北发动了大规模入侵，进攻了后汉境内的几座城市并劫掠了大批俘虏与战利品。南唐宫廷派出使臣祝贺辽的胜利，也许他们仍然希望结盟。950年冬季，世宗亲自发动了另一次对河北的入侵。
中国的形势此时经历了一次重大变化。951年初，开封摇摇欲坠的后汉政权灭亡了，它的第二代皇帝被杀死，取而代之的是帝国军队的统帅郭威（904—954年），他登基为后周的皇帝。与此同时，太原的刘崇分离出去，成为河东独立的国家北汉的统治者。契丹在他们边界再一次面对两个中原政权。
后周与辽的关系一开始就不顺利。他们派来通报王朝更替的使臣们带来了一封信，其措辞冒犯了世宗，他随即将他们投入了监狱。随即在同一年，后周向刘崇发动了进攻，后者派出使臣向辽求援，并带来一封信，在信中，他谦卑地称自己为世宗的“侄子”，以此向辽称臣。世宗派出使臣册封刘崇为皇帝以加强他们之间宗主与附庸的关系。纠缠不休的南唐又一次提出了结成反后周同盟的要求。
951年晚秋，世宗亲自指挥大军南征后周。但在大军出发前，他在又一次阴谋中丧生，这一次阴谋是由阿保机弟弟的儿子策划的，目的仍在维护皇室幼支的继承权。皇帝与许多契丹贵族一样，沉湎于酗酒，当他和他的扈从们在出征前祭祀其先父后，酩酊大醉，毫无防备，阿保机弟弟安端的儿子察割杀死了他。然而，谋反者们忽视了谋求朝臣们的支持，所以立即被处死了。
世宗只有33岁，因为他没有成年的儿子，所以皇位传给了太宗的长子璟（931—969年，契丹名述律），谥庙号为穆宗。对南方的战争自然被放弃了。
穆宗朝，951—969年
新皇帝并不是一位出色的君主。像他的前任那样，穆宗是一个酒徒，他整天大醉不醒，对国事的关注更是忽冷忽热，汉人称他为“睡君”。
皇室成员不满的问题依然存在。952年，世宗的弟弟娄国策划谋反，而他的一位舅父同一位重要的汉人官员则密谋投向后周。阴谋被粉碎后，娄国被处死。953年，李胡的一个名叫宛的儿子策划的另一次阴谋暴露。虽然宛本人得到赦免，但其他几个密谋者被处死。959年，娄国的共谋者之一敌烈又一次策划叛乱；960年，宛的哥哥、李胡的长子喜隐由于阴谋叛乱被擒。这次，李胡本人受到牵连并死于狱中。在以后的穆宗统治时期，他的皇室宗亲们才平静下来。
穆宗不仅不理政事，而且行为放荡，花费甚至对一般契丹人来说也过多的时间从事狩猎。他还对他的扈从残暴、凶狠且喜怒无常，尤其是当他喝醉酒的时候。实际上，在他统治时期的末年，他曾命令他的一位重臣不要执行他酒后所通过的判决，而是等到他酒醒后让他复审。《辽史》中他的本纪是一连串恣意施暴的可悲记录。
中国其他地方的事件使辽朝进入不幸的时代，辽朝在这样一位无能的君主统治下，实际上已陷于瘫痪。而新兴的后周政权在郭威（951—954年在位）和有作为的柴荣（世宗，954—959年在位）的先后统治下，成为一个比五代时期任何一个朝代都更加组织有序和强大的国家。他们最终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并牢固地重建强大的中央集权。
在穆宗统治时代之初的952年，北汉皇帝刘崇向辽求援以对付后周。辽朝派高模翰率领一支军队帮助北汉击退了后周入侵者。954年，后周又一次进攻北汉，契丹军队又被派去救援。辽显然重视他们与北汉的联盟，因为在同一年他们遣返了一些被误抓的北汉军并帮助北汉镇压了发生在辽汉边界地区的地方性反汉叛乱。北汉不止一次派遣使臣赴辽商讨战略事宜。
958年末，北汉派出几名使臣报告后周再次入侵的消息。959年初夏，后周对辽实施进攻。他们的军队在四月份占领了益津、瓦桥、淤口三座重要边界关隘，五月又夺取了十六州最南面的瀛州和莫州（见地图4）。面对后周的猛攻，辽军后撤。穆宗惊醒并南下南京指挥战事，加强防御以等待周军。然而，双方并没有遭遇。后周皇帝病倒并不得不返回开封，在那里，他于六月去世。后周军撤退了，穆宗也返回上京。
无论是因为穆宗缺少勇气还是契丹人不想重蹈947年的覆辙，在穆宗时代，辽似乎采取了纯粹消极的防御战略。这不仅与后周和以后的宋在中国边界是这样，在北方边界也同样如此，除了965年与乌古和室韦曾有过小的摩擦外，并没有新的战事记载。
960年宋代替后周成为中国北部的主人。新王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国自9世纪中期以来不曾出现的稳定局面。建国以后的许多年，宋致力于巩固政权，对唐朝灭亡后分裂中国的各个独立王国重建中央的权力。这一重新统一过程自后周就已经开始了，它击败了四川的后蜀国，收复了秦岭以北的所有领土，并于957年发动了对南唐的毁灭性打击，收复了长江以北的所有领土。但还有很多事业有待进行。
在北方，宋朝宫廷的注意力与其说是在辽，倒不如说是地处山西、小而顽固的北汉国。北汉的统治者，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10世纪50年代已经与世宗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辽继续支持他们反对宋。对于辽来说，他们的国家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缓冲地带和战略据点，不管宋怎样试图攻入河北北部被占领的州县，它都很容易被包抄。963年，北汉遭到宋的进攻，他们立即向辽乞援。964年，一支辽军被派出帮助击退宋朝入侵者。辽也对宋巩固959年后周军队获得的边界地区的企图进行干扰。963年和967年，为了阻止宋朝在959年被收复的益津关设防，双方在边界曾经有过小规模冲突，但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争状态。
969年穆宗被杀。这一年的整个正月他都在暴饮，在此期间，他又粗暴地对待他的侍从。二月，他又忙于册封附属于他的北汉新统治者刘继元。但是，他接着又开始残忍无理的暴行，惨杀了好几名护卫。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六名近侍在夜晚杀死了他，为辽朝除掉了一个嗜血成性和反复无常的暴君。
这一次皇位继承没有遇到什么麻烦。阿保机的所有兄弟都已死去，他们子孙的力量似乎也在这一时期早期的几次叛乱中丧失殆尽。当皇位传给皇室长支成员时，再也没有人起而反对了。世宗的长子已经过世，皇位传给了他的次子贤（948—982年，契丹名明扆），他于969年到982年在位，庙号为景宗。
景宗朝，969—982年：与宋朝对抗
到新皇帝景宗登上皇位之时，中原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后周，虽然在重新建立中国政治的稳固方面飞速地迈进，但由于959年世宗（柴荣）的突然死去和6岁儿子的即位而遭到了削弱。这个男孩在一位名叫赵匡胤（庙号太祖，960—976年在位）的将领所领导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赵匡胤在960年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宋。宋太祖最终解除了自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真正的权力拥有者——藩镇将领们的权力，并在稳定的文职官员统治下为其新王朝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太祖一个接一个地将割据中国长江以南的独立国家消灭并置于宋的控制之下：963年长江中游的楚国（译者注：楚国已于951年为南唐所灭），965年四川的后蜀，971年广东与广西的南汉，975年江苏、安徽和江西的南唐相继灭亡。当976年他的弟弟光义（庙号太宗，976—997年在位）继承他为宋朝皇帝时，只剩下两个独立政权还没有并入帝国：浙江的吴越和山西的北汉。吴越在978年向宋投降，只有北汉尚存。
北汉，这一位于山西的沙陀突厥人的最后残余势力，自951年它建立后，就与辽紧密相连，当时它的首任皇帝受到了辽世宗的册封。甚至连怠惰的穆宗也明白北汉对于辽防御战略的重要性并在10世纪60年代初期竭力帮助北汉击退宋的一次进攻。一个独立的汉国对辽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