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313]
本书的翻译，是从1996年1月开始的，翻译的分工如下：
第六卷序言、图表：史卫民
导言：马晓光
第一章：刘晓、史卫民
第二章：吴玉贵
第三章：定宜庄
第四章：刘晓、陈煜
第五章：何峻
第六章：史卫民
第七章：王湘云
第八章：王湘云
第九章：王湘云
书目介绍：史卫民
书目：陈高华、史卫民、马晓光
审校：陈高华、史卫民、马晓光、石晓
地图：马晓光、史卫民
制图：朱力雅
我们应该特别感谢萧启庆教授，他不仅帮助我们解决了书目中的许多翻译疑难问题，还审改了第6章的译稿。陈学霖、陶晋生、陈得芝、杨讷、刘迎胜、耿昇、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李玠奭、堤一昭等先生亦帮助我们订正了大量的书目译名，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因为涉及的内容复杂，并包含了各种文字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已经出版的《剑桥中国史》各卷中翻译难度最大的一本。我们虽然得到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帮助，但还是有一些问题无法解决，留下了少数疑点，并且很可能出现不少翻译错误，希望批评指正。《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是反映9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研究水平的集大成之作。我们希望该书中文译本的出版，有助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工作。
总编辑序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中国史前史的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自70年代以来汇集成越来越大的势头。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的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10年工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的建立开始。我们知道，这样就要对前此一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前期在另外的时间另作论述。我们同样知道，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即将阐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汉两朝的各种制度、文学和艺术、社会形态及其思想和信仰都牢牢地扎根于过去，如果没有这段更早历史方面的某些知识，就无法了解它们。随着现代世界的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息息相关，历史地了解它变得比以往更加必要，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即使在史料增多和知识更加充实时，实际和理论仍是互相影响的。单单概括所已经知道的内容就已成了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何况知识的实际基础对历史思考来说是越来越必不可少的。
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即各章均由专家在每卷编者的主持下写成。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共16卷，于1902年至1912年期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已被12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写也正接近尾声。近期在编写中的其他剑桥历史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单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详尽而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其进展几乎没有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史籍和主要的王朝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学术成果，这就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加强。
当1966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6卷本的著作。从那时起，新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发展反映在：《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计划出15卷，但仍将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学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宝贵材料。
近几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了解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进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本国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不仅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而且它是引人入胜的一门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第六卷序
《剑桥中国史》第六卷译名的翻译说明于下：
中文译名依然采用威妥玛-翟理斯拼写法（Wade-Gilis sys-tem），在现有拼写法中，这是英语写作中最常使用的翻译中文文献译名的拼法。有一些例外情况，将在下面加以说明。
日文译名依然采用赫伯恩拼写法（Hepburn system）。
蒙古文译名采用田清波创制的拼写法，见《鄂尔多斯字典》，卷3，《古代蒙古书面语词汇索引》（北平，1944年）。稍有变化的是将田清波拼法中的q改为kh，r改为gh，■改为ch，■改为sh，■改为j。
藏文译名采用萨拉特·钱达·达斯《藏英大词典》（加尔各答，1902年）的拼写法。
波斯文译名采用国会图书馆的拼写法（they Library of Congress system）。
突厥文译名采用V.M.纳德里耶夫《古突厥语词典》（列宁格勒， 1969年）中的拼写法，但有以下改变： r改为gh，■改为ch，■改为sh。
汉文和日文人名按本身的习惯，姓在名前。中国和日本学者用西方文字发表的论著，署名按照发表时的形式，有时名放在姓的前面（如陈学霖，作Hok-lam Chan），拼写法亦可能不用威妥玛-翟理斯拼写法。
汉文地名依然采用威妥玛-翟理斯拼写法，除了一些英文文献中惯用的尽管拼写并不标准的地名。地名表可参见施坚雅《现代中国社会：参考书目》（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1卷，导言，第12页。现代地名不用连字符（如Hopei即今天的河北省），古代地名用连字符（如金代的河北西路写作Ho-Pei，Hsi-lu）。
地图主要依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的标准历史地图《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海，中华地图学社，1974—1976年版；北京，地图出版社，1980—1981年版），第6册，宋、辽、西夏、金；第7册，元。地图23和37采自《远东古代博物馆通讯》，第59期（1987年），第214、215页。
汉文官名一般采用贺凯的《中国职官辞典》（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5年）的译法。但是，该辞典不能完全解决本卷涉及时代的所有问题。本卷所述各王朝官名的用法经常改变，读者应该记住，被宋、辽、西夏、金和元经常使用的同一个官名，常有完全不同的职能，所以有时需要不同的英文翻译。
本卷叙事中，皇帝在位时用他们的庙号，即位前用他们的原名。表1—4列举了各朝皇帝的各种年号。
年代采用标准的中国纪年，而不是西方纪年。读者应该知道，中国纪年能够正常地与西方纪年相对，但是并不完全吻合。这样，如澶渊之盟，就被按中国纪年系于1004年，尽管签约的时间实际是在1005年1月24日。
鸣谢
由于在叙事中要涉及各种语言和文化，本卷的编者们面临复杂的时代及其史料提出的重重问题。我们在此对所有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国际学术组织的成员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我们要特别感谢牟复礼教授的支持，他仔细阅读并评审了本卷的全文；还要特别感谢詹姆斯·盖斯博士，他在十年中处理了本卷和《剑桥中国史》其他卷的琐碎学术事务。我们还要感谢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教授，她不仅撰写了本卷中的一章，还帮助编者们审定了蒙古语、突厥语、藏语和波斯语词汇的用法；亦要感谢金淑文（Soo-won Kim）女士，她帮助我们解决了朝鲜语的问题。
编写本卷用了多年时间，在国家人文科学基金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慷慨支持下，本卷才得以出版。
崔瑞德
傅海波
导 言
构成本卷论题的四个政权，通常受到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的消极对待，它们都被视为中国历史大转弯处的阻碍。每一个政权都由一个非汉族人的统治集团所建立，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它们都统治过一个包括众多汉族人在内的多民族的国家，并且控制了曾由汉族人长期统治的广大地区。这每一个政权，都向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至上观及其国际秩序观提出了挑战。
然而，这些政权显然都取得了成功。契丹人的辽朝比汉、唐以外任何一个先前的中国王朝存在的时间都长。907年唐朝覆亡后的一个多世纪内，位于今陕西北部和甘肃境内的党项人牢牢地掌握住了他们在晚唐时获得的地区性权力，并进而建立了自己的西夏帝国，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了两个多世纪。在契丹政权崩溃两个多世纪以后，蒙古人的元朝官方史学家勉强承认了辽的正统王朝地位，但却否认西夏具有这种资格。而在我们看来，它几乎同样具有这种资格。这两个政权都是长期存在的稳固的政权，坚定地植根于部分地由汉人栖息达千年之久的地区内，都面对着一个敌对的汉人政权宋王朝而长存；后者在人口数量上以20比1超过它们，其经济资源更是占有压倒的优势。这两个国家都通过战争而使宋停战，迫使宋承认了它们的存在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