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311]
与黄巢作战的沙陀首领是李国昌之子李克用。早些时候他曾参加对庞勋的战斗，并曾在唐朝都城长安寄住过，887年他被任命为他父亲的沙陀军的副统帅。①他立刻加紧了对北方边境的控制，直到中国人被迫加强防御来对抗他的侵蚀为止。
李克用尽管在对付黄巢时打了许多胜仗，但他似乎并不想在已经占有的疆土以外谋求任何土地。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在河东地区的根据地是容易防御的，而且在一个地方分权和地方战争频繁的时期，此地是建立一个独立政权的理想基地。李克用很轻易地便挡住了政府在890年对他的征讨；他的力量在以后的10年稳步增加，和他的敌手朱温的日益增长的力量并驾齐驱。895年，他已能指定自己的人选为河北北部卢龙节度使，并一度从那个物产丰富的地区正式地征收赋税。②10年以后，在905年，李克用和从满洲老家带着70000骑兵到山西北部的契丹首领阿保机联盟。③这一联盟标志着沙陀突厥和契丹之间紧密联系的开始，并且一直延续于整个五代时期，同时也使满洲南部的民族越来越多地卷进中国的事务之中。
在10世纪最初的数十年，沙陀突厥的力量继续增长。经过多年的战斗以后，他们成功地征服了朱温的梁国，建立了自己的后唐王朝，宣称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继承者，并采用了许多唐朝的政策。后唐的统治只有十余年，到937年为止，但是这段时间内它成功地建立了对中国北部和西部的控制，征服了在朱温统治时一直保持独立的齐国（关中西部）和蜀国（四川）。因此，这个国家在合并中国北部政权方面标志着一个意义特别重大的阶段，也是由宋朝完成的统一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后唐崩溃以后，沙陀在山西依然保持着一个独立的实体，即十国之一的北汉国。直到979年为中国人收回为止，这个地区被突厥人统治了一百多年。
十世纪的诸独立国：十国
地区割据和文化差异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从来没有像政治极端分裂的唐代后期那样明显。在山西的突厥统治者与河北、河南的中国节度使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斗争中，华北的割据界线显得非常明确。尽管在9世纪末10世纪初这两个集团是权力的主要竞争者，但它们的斗争不是孤立地进行的。在中国其他地方，唐朝权威的崩溃导致了一些地区国家的形成，每一个国家有它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特性，同时它们在从唐末到宋朝的逐步过渡中全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些独立国被总称为十国，其中最有名的和最持久的出现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第一个国家出现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在那里9世纪50年代后期曾爆发第一次重要的反王朝的叛乱。董昌的短命的罗平国是在杭州地区组织起来镇压盗匪的民团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见前文），它便是这些国家中的第一个。前面已经谈到，它于921年为吴越国所继承，此国是由团伙头目转而成为民团首领的钱镠建立的，他牢固地控制了浙江的绝大部分。吴越国的北方和西方是富庶和繁荣的吴国，由“起微贱”的杨行密于902年建立。它是直接以唐朝将军高骈在淮南建立的政权为基础的。吴国最后据有广大的领土，中心在长江下游三角洲，但是向北方和南方都伸展得很远。①
闽国在926年正式形成，但事实上它的统治早在893年已经控制了福建；而在10世纪上半期，福建在闽国统治下具有丰富的和多种多样的文化。②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一个地方军阀刘隐在896年取得了对广州的统治。918年，他的儿子刘宣布建立南汉国，其领土包括唐朝岭南道的绝大部分。在数十年间南汉的财富日益增加，扩张也越来越厉害，但在10世纪中期它的力量先后被一批残忍的和腐败的统治者所削弱，因而无法与宋朝军队对抗；宋军于971年攻下广州。③
这些南方的地区政权在它们所统治地区的地方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在907年唐朝统治正式结束以前和以后的年代的中国地图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可是，还有一个国家对于我们的研究却更为有趣，因为它的历史甚至与唐朝崩溃的准确的原委有更直接的关系。这个国家就是由王建于907年在四川建立的前蜀国；王建的经历在这个时代无疑是最不同寻常的。④他的外表威风凛凛，起初是一个农村窃贼（一件永远不会被忘记的事实），然后受招募成为中国北方一个重要将领手下的士兵，最后为有权势的宦官田令孜收为养子。当僖宗第二次流亡时田令孜被废黜之后，王建于889年被任命为西川（四川西部）节度使，到901年实际上成为一个独立的统治者，以成都为都城。从许多方面看，他的政权是唐朝在一个地区基础上的统治的扩大和延续。他得到许多唐朝官员的协助，其中最杰出的是名诗人韦庄；韦庄以唐朝制度和礼仪为基础制定了一套正规的管理制度和仪式。①韦庄还试图在小范围之内以大唐都城长安为榜样来建设王建的都城成都，甚至城内的坊的名称也有许多是相同的。王建在四川的正统性政权成了艺术家和诗人的一个重要的避难场所，更不用说那些能够从北方的残酷战争中逃脱的唐朝官僚阶级成员了。他的政权是这些岁月中最稳定和最安宁的一个。
十国构成了我们描绘的唐末中国权力新结构的最后部分。尽管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机会建立中央集权的王朝，但它们全都在由宋朝完成的政治统一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885到907年之间，大约50个道的政权合并成了12个地区性国家。
但是，十国的重要意义超出了政治统一的内容。宋代中国的许多特征，例如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南中国沿海的大量海外贸易和新的文人阶层在东南的集中，都应追溯到十国统治者所实现的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
如果说宋代中国的许多特征是和十国相联系的，那末它的另一些特征则是和中国北方的发展有关，对此我们已经在前面作了简单叙述。中国西北部丧失了它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这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唐朝统治最后数十年的实力消耗与无休止的矛盾冲突造成的，在宋朝统治下这种地位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宋帝国的力量在唐朝正式结束以前就已牢牢打下了政治和军事基础，这主要是由朱温及其继承者完成的。最后，使宋朝统治感到苦恼的持久的和最后处于压倒优势的外来威胁，显然起源于唐代后期的军事上的虚弱，以致中国人在许多年中失去了对中国北部这一广大而且至关紧要的地区的有效控制。
① 《资治通鉴》，卷256第8320页；肖孚：《长安的最后岁月》，第168页。
① 王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2第4695—4699页；《新唐书》，卷187第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6第8322页；《新唐书》，卷208第5437页。
② 《旧唐书》，卷182第4700页；《新唐书》，卷186第5419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6第8326—8328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6第8330—8331页。
② 关中这条道路的详细情况，见严耕望：《唐代长安南山诸谷道驿程述略》，第612—615页。
③ 《资治通鉴》，卷256第8231—8232页。
① 关于朱玫和他试图将一个僭越者安置在皇位上一事，见栗原益男：《朱玫之乱》，载《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61年），第373—382页：朱玫传记见旧唐书》，卷175第4548页；《新唐书》，卷224下第6404—6405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6第8334—8335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6第8337—834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7第8364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7第8376页；杨复恭传记见《旧唐书》，卷184第4774—4775页；《新唐书》，卷208第5889—5892页。
② 《旧唐书》，卷174第4775页；《资治通鉴》卷259第8446页中有藩镇蔑视朝廷叙述。
③ 《资治通鉴》，卷258第8391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8第8396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8第8404—8405页。关于吐谷浑和他们的首领赫连铎，见莫莱《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第191—219页及有关各处。
① 《资治通鉴》，卷258第8409页；卷259第8445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9第8446页。
① 《资治通鉴》，卷260第8466—8467页。
① 《资治通鉴》，卷260第8989—8491页。
① 《资治通鉴》，卷261第8497—8498页。
① 《资治通鉴》，卷262第8530页。关于唐末宦官和节度使们之间勾结的情况，见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47页。
② 《资治通鉴》，卷262第8552页。关于大赦令的全文，见《唐大诏令集》，卷5第31—33页。关于甘露之变后王涯及其他大臣之死，见《资治通鉴》，卷245第7916页。
① 《资治通鉴》，卷266第8674页。
② 关于朱温生活的现有材料的讨论，见王赓武：《五代时期华北的权力结构》，第27页注。
① 《北梦琐言》，卷17第1页；《旧五代史》，卷1第2页。
② 关于唐末至五代时期牙军的重要研究有周藤吉之：《关于五代节度使的牙军的考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1951年），第3—72页；堀敏一：《五代宋初禁军的发展》，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4（1953年），第83—151页；菊池英夫：《关于五代禁军的侍卫亲军司之成立》，载《史渊》， 70（1956年），第51—57页。
③ 周藤吉之：《五代节度使的支配体制》，载《宋代经济史研究》（东京，1972年），第576页。
① 关于这个骑兵军团的研究，见堀敏一：《朱全忠的厅子都》，载《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61年），第819—831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5第8306页及以下各页。
① 王赓武：《五代时期华北的权力结构》，第56—57页；关于朱温政权结构的重要论述见堀敏一：《朱全忠政权之性质》，载《骏台史学》，11（1961年），第38—61页。
②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200下第5398—5399页；《新唐书》，卷225下第6464—6466页。
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