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301]
876年阴历八月，盗匪向西移动，使东都洛阳大为惊慌。九月，他们在洛阳东南45英里的汝州取得一次引人注目的胜利，俘获了刺史王镣，他是宰相王铎的堂兄弟。王仙芝和他的同伙尚君长得到朝廷赦免，但他们的反应是返回北方，攻打郑州，只有在昭义军派来了援军后才被击退。他们仍带着俘虏王镣，向南转移，那里防御比较薄弱，农村也比较富裕。
876年阴历十二月，盗匪集团到达长江中游，对鄂岳、淮西和淮南发起了一系列的袭击。这一地区的守卫部队比起北方的军队来驻守得更为分散，因而盗匪就可能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以前的宰相、淮南节度使刘邺强烈要求增加兵力；政府下令重建的徐州戍军（现在称为感化军）抽调数千人南下保卫它的辖区，对抗盗匪。这支军队在过去曾引起如此多的问题，新近又试图把它遣散而未成功，政府却在此时被迫动用它，这件事说明局势已恶化到何等程度。
讨伐军统帅宋威拒不将他的军队主力移到宣武中部邻近大运河和距离王仙芝当时攻击的地区数百英里的毫州之南，这更加深了危机感。宋威可能希望保存他的力量，集中全力保卫河南，旨在皇朝一旦崩溃时为他自己建立一个强大的地区基地。但是他的公开理由是害怕遭到数年前与庞勋作战的军队最高统帅康承训那样的被政府处分的不公平待遇。在镇压庞勋起义之后，康承训被提拔为河东节度使，并领宰相衔。路岩和懿宗的宠臣韦保衡惧怕他会在朝廷行使权力，便弹劾他故意逃避战斗和有其他不法行为。尽管在870年，特别是出于政治目的，朝廷没有能力对军队的最高统帅采取严厉的行动，但它仍然将康承训免职，降为王傅，最后将他流放到遥远的南方。①一位有功的将军遭受这种愚蠢羞辱以后，常见的恐惧、怀疑和反抗在文官中也开始出现了，更危险的是，它影响了王朝的高级将领们。
在873年僖宗嗣位以后，康承训被召回京师，但已经做过的事情是无法抹去的。宋威也曾率领军队攻打过庞勋，显然他不会忘记在康承训身上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害怕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他和自己的副手曾元裕达成协议，听任盗匪逍遥，以免遭到康承训的下场，万一不幸王仙芝称帝，他们还可以给予支持。于是曾元裕移兵长江中游，但不进击，而是等待事态的发展。②
僖宗统治开始时大臣之间明显的协调与共同的使命感，此时因对付王仙芝的政策和战略上的强烈争吵而被破坏无遗。当宋威的背叛行为已经明显时，郑畋强烈地要求更换他的统帅职务，以便对叛乱者能够发动更主动的战役。他要求把指挥权转交给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崔安潜是一位前宰相之弟，和郑畋一样都是社会和政治的精英人物。876年阴历八月当盗匪经过他的境界时，崔安潜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击，从而表现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但是其他宰相不愿将最高指挥权交给一个文官。与著名的将军高骈有密切联系的卢携激烈反对该项任命，紧张的摩擦在两位宰臣之间出现了。崔安潜的任命始终未能实现，因为宋威直率地拒绝把职务拱手让人，而任何将他免职的企图几乎肯定会驱使他公开叛乱。
在876年冬天，唐王朝的前景看起来确实是暗淡的。北方的大部分地区继续为不断增加的盗匪团伙所蹂躏，它们只遇到不起作用的抵抗。官军的统帅宋威不愿追击盗匪军队，而似乎更关心建立他自己在地方上的势力，甚至不惜为一个由成功的盗匪首领所建立的新王朝效劳。由于盗匪团伙滋扰，国内局势十分危急，但使事态变得更坏的是，为保卫边境而派往岭南的北方军队又发生了一次兵变——这与几年前曾促使庞勋叛乱的局势一样。浙西还有王郢为首的一个较大叛乱（见下文），那里在859至860年时曾发生裘甫之乱。
正当形势看上去最黑暗的时候，政府交上了没有料到的好运，暂时减轻了压力。876年阴历十二月，盗匪攻击长江中游的蕲州。这时宰相王铎的堂弟王镣仍是盗匪的俘虏，他代表王仙芝写了一封信给蕲州的刺史裴偓。王铎是裴偓应进士考试时的试官，这使两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牢固的关系。裴偓同意给王铎写信，恳求为王仙芝提供一官半职。令人惊讶的是，当宰相们被召集起来讨论这件事时，有些人居然认为，王仙芝仅仅是“小贼”，很容易压服，他的威胁要比庞勋小，而庞勋的叛乱在一年之内就被镇压了下去。确实，盗匪集团中还没有人达到像庞勋那样的组织水平和取得那样广泛的支持。但是宰相们应该意识到，此时的盗匪机动灵活，领导有方，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分布的范围比庞勋时代广泛得多。由于内部意见不同而造成的分裂，使他们完全看不到王朝生存所受的威胁是何等严重。然而我们可以设想，王铎不懈的说情既是出于对于他堂弟安全的关心，也是考虑到公共的危险，他最后成功了，王仙芝被任命为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
无论王铎或政府都没有料到这样做对于事情的解决是不够的。另一位盗匪首领黄巢对于政府没有同样授予官职而大发雷霆，他殴打并用剑刺伤王仙芝。其他盗匪头目惧怕首领做官以后他们自己可能的后果，便威胁要将王仙芝杀死。王仙芝终于被迫拒绝朝廷的任命，让他手下的人洗劫蕲州，作为安抚。蕲州城被夷为平地，许多居民被杀死。裴偓逃往鄂州，这是最邻近的驻有大量政府军的州城；朝廷派去授予王仙芝官职的特使匆忙逃回京师；倒霉的王镣仍在盗匪手中。①
王仙芝未接受官职的最重要后果是盗匪集团的主力分裂成了两大股。留下3000人和王仙芝、尚君长在一起，继续在长江中游劫掠，另外2000余人跟随黄巢回到山东。这种分裂的意义不应过于强调，因为据说黄巢只是带走了他自己原来的追随者，盗匪首领们仍有可能重新联合以实现大规模的袭击，而明年发生的事情确实也是如此。但是对王朝的直接威胁暂时得以避免。
877年，即僖宗即位的第四年，叛乱活动遍及全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只有很少地区幸免于难。王仙芝和黄巢仍是令人畏惧的。他们现在能够攻击任何地区而不受惩罚，甚至能够袭击地方官军戍守的镇所在地。877年阴历二月，王仙芝攻打鄂岳镇所在地鄂州。同时黄巢攻陷郓州（他起家之地天平镇的所在地），杀死了该镇节度使。然后他向东移动，攻打沂州；该城在一年多以前曾遭袭击，那时政府令宋威为统帅发动了一场全面的惩罚性讨伐，但是在今天却没有为保卫该城采取认真的措施。
877年阴历四月，朝廷降诏概括地叙述了它企图用以处理各地大规模动乱的政策。①诏旨首先表示了对问题严重性的关切，然后满怀信心地断言所有盗匪将肯定地被迅速镇压下去。由于诏旨继续为投降的盗匪提出了有利的条件和官职，这种对必然胜利的自信心在当时就有所降低。诏旨中指出了当时的骚乱是何等的普遍：“江西、淮南、宋、亳（宋威的讨伐军守卫的州！）、曹、颍，或攻劫郡县，抗拒官军；或窘厄商徒，俘掠进奉。出彼入此，鸟逝风驱”。诏旨反复地强调，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表达了皇帝对臣民慈父般的关怀：“恨不均其衣食，各致丰肥”。然而对于那些继续进行破坏的人，皇帝发誓“用兵无悔”。
这道诏旨主要的真正对象是“王仙芝及诸道草贼头首等”。政府提出宽宏大量的投诚条件。首领们将破格授予官职、爵位和赏赐。当然，这仅仅是指形式上的官阶和有名无实的官职，近一个世纪来朝廷即以此等职衔授予不能直接任命的藩镇官员，用以维持名义上的联系。投降的盗匪首领将“于大藩镇内，量材与职额衣粮”。一般匪徒将遣回田园安置。
诏旨的后一部分指示地方官员应如何处理拒绝投降的盗匪团伙。他们应选择勇猛的将领和军从，采用灵活的战术去对付敌人。能够俘获一个盗匪首领和他的三百徒众的将领，允许超授将军，并以千缗为赏。袭击并杀死盗匪，夺回资产、武器或搜集情报者，将按他们的功绩授予官职和奖赏。政府完全知道它的将领们不肯努力作战，诏旨中也包括严厉的警告：任何人逃避战斗，将令“本州道勘寻，准军法处分”。这只能意味着处以死刑。
这份诏旨的最后一节也许是意味深长的，它指示城乡当局寻求能够率领农民抗击盗匪的材杰勇敢之人。他们也将得到官职和奖赏；诏旨提到地方民兵领导人的两个突出例子，他们已经升到镇的高级职务。
军事形势变得如此糟糕，这样一种公开的政策声明是朝着希望恢复原状前进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但是它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盗匪的自信程度和政府的虚弱程度两者都可以从盗匪的下一个目标宋州（由宋威的讨伐军守卫）看出。王仙芝和黄巢现在又携手合作围困宋州，顶住了被围军队突围的所有尝试，直到长安派来的将军张自勉带着忠武的7000名士兵向盗匪进攻，使后者惨败和遭到重大的伤亡，情况才发生变化。但是，宰相们并没有利用这一胜利来恢复他们的协调意志与统一目标，而是在如何继续征讨方面吵得更凶。王铎和卢携要将张自勉的军队交给宋威指挥，以期宋威终会开始积极讨伐盗匪；郑畋则坚决不同意，他坚持说，张自勉和宋威之间的关系很坏，如果张被迫屈居宋威之下，他将被杀掉。在争辩中每位宰相都曾提出辞呈，但都遭到拒绝。辩论继续了整整一年，言辞也变得愈来愈尖锐刻毒。在张自勉的打过胜仗的军队被置于宋威手下一位将军的指挥之下时，张本人遭到宋威的造谣中伤，因此郑畋争辩说，张自勉是“因功受辱”，事实上正是他的功劳才使政府能够维持对大运河的控制。此外，郑在前一年曾徒劳地建议似崔安潜代替宋威统率讨伐军，因为崔安潜攻打盗贼取得多次胜利，但未曾记功。郑畋又断言，王仙芝提出投降不下七次，宋威都隐瞒不报。郑畋对宋威的指责可能是有充分根据的，但是免去他的统帅之职实际上无法做到。①
877年后期，盗匪们回到长江中游，在那里他们几次大败于宋威的副手曾元裕手下。政府再一次向王仙芝提出投降的条件。这时王仙芝的同盟者也被包括在大赦之列，他的几个主要党羽，包括尚君长在内，出发去京师。然而宋威在中途劫持了他们，并且报告说，他们是在一场战斗之后将他们俘获的。这份报告引起了怀疑，一名御史被派去进行审查。但真相已不可能弄清，因为宋威在御史到达以前已将盗匪首领们处死。
877年的战争本身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朝廷中政治派别活动的加剧以及京师政治领袖和他们的统帅之间发生的不断加剧的紧张和猜疑。唐朝对张自勉在宋州的决定性的胜利未加酬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