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270]
可是，后来的事件表明，朝廷同东北的冲突仍方兴未艾。尽管史朝义已传首长安，同时政府还有其他自我陶醉的庆功活动，事实却是中国的东北部已变成了自治地方。节度使的职位总是使他拥有广泛的文职权力，而且据知，在762年之末他们都在所管辖的地区内对平民肆无忌惮地行使法律特权，在此过程中实际上拥有君主式的权力。长安在几个方面都被迫把这些州镇当作重要的半外国性国家，尽管这样做有损于它的威望，或者更确切地说，有损于它的自尊心。8世纪后期和9世纪初期的皇帝们一直担忧，怎样才能把他们对全帝国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当时的政治现实调和起来，关于这一点我们即将在本章下文详细申述。
朝廷也没有多少空闲在763年去搞庆贺，因为这一次从西边又出现了新的威胁。中国和吐蕃王国的关系从来没有一个打得火热的较长时期；到了8世纪中叶，710年中国—吐蕃王朝婚姻所带来的暂时修好又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①8世纪的30年代和40年代不时发生边境战争。安禄山叛乱爆发以后，吐蕃王乞黎苏笼猎赞（754—797年在位）就决定利用中国的这一次内乱。②他命令他的骑兵通过位于今天甘肃省东部和青海省的陇右道与河西道逐步向前推进。大约在760年以后，吐蕃人每一年都要打下几个塞外州城，到763年便蚕食到了关内道（今陕西）西部边境的城市。唐朝廷并不十分以吐蕃人的威胁为意，可能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受到鄂尔多斯地区边境部落的外来压力，③至少从心理上说受到了回纥人的压力。因此之故，在8世纪60年代初期，唐王朝对吐蕃人之会攻打长安是一点准备也没有的。
763年晚期，邠州刺史开城门投降了吐蕃；他们因此距长安只有125公里。代宗顿时慌乱失措。他和朝廷逃往去洛阳半道上的陕州，而老百姓和世家大族也又一次四散逃命。由太子和郭子仪匆忙地组织起来的地方防御部队也随之撤退，以图巩固阵脚。吐蕃人于763年阴历十一月突入长安，留在城内约半月，对这个最近重建的城市大肆烧杀掳掠。吐蕃人选了一个中国公主的年迈的兄弟做傀儡皇帝；这公主在50年前嫁给一位吐蕃王。
唐军不久重新进入了长安，但吐蕃人很心满意足地带着掳获物而扬长地撤走了。唐代宗于764年初期返城，并处死了僭伪之君，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慰藉。吐蕃人的实力没有受损，他们只退回到了陕西西部的主营地，这就是他们半年前出发的老地方。在以后的13年内，即直到公元777年，吐蕃人几乎每年秋季都要出击，这是游牧民照例进行军事活动的季节。他们每一次行动的骑兵兵力都有所不同。有时他们只不过出动5000人，但正像郭子仪所哀叹的那样，中国军队在反对吐蕃人的势力时极像惊弓之鸟。767和774年有两次软弱无力的和平倡议，但都无甚结果。吐蕃人不仅意识到中国在继续削弱下去，甚至于768年把他们的一位最好战的将领从战场上召回去当了大相，从此他们对中国人的压力就更大了。唐朝要积以年月才能使它的防御发挥效力。直到774年末，郭子仪才估计出他的军队只及吐蕃可调动的人数的四分之一，而他所能支配的马匹相比之下也是微不足道的。①我们没有关于在8世纪60和70年代吐蕃人偷掠了多少东西的确切材料，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侵袭给唐朝缓慢的恢复进程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一个特别严重的打击是唐帝国把在陇右的最优良的牧马场地丢给了吐蕃人，从而使得中国更要仰赖回纥人的马匹和他们的骑兵支援。
安禄山之乱以后最使唐王朝感到不堪的是他自己的一位将军仆固怀恩的叛乱；此人在762年因约束回纥人而给唐王朝帮了不可估计的大忙。作为763年辅助部队全面复员的一部分，仆固怀恩曾受命护送回纥可汗返回他们的大草原老家。可是，他在北上途中与回纥人会合时，与河东节度使发生了冲突，后者拒不按常规礼仪给与他的军队在过境时所应享有的犒赏。节度使之所以拒不犒师，其理由尚不得而详。不过，这位节度使也和大家一样，对一个与外国有关系的掌重兵的武人会搞另一次阴谋的可能性一定心存戒备，换句话说，他怕会出现第二个安禄山，这种心理状态促使他控告仆固怀恩图谋不轨。唐代宗命一名宦官调查此事，结果他支持了河东节度使的控词。仆固怀恩上了一篇长疏为自己辩白，皇帝竟未置答。①仆固怀恩把这种沉默视为驳回其辩词，于是也像安禄山一样决定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了。764年初期，他派他的儿子率军攻太原。他的儿子在太原战败，后来又被部下所杀，但是仆固怀恩逃往灵武，在那里重新纠集军队。他的主要盟友是吐蕃人；后者也已打算进攻长安，他们正需要一个知中国内情和有领导艺术才能的人，才能大获全胜。有些回纥雇佣军也加入进来。这支滚雪球般的大军在764年秋天使京师西边通路上的居民大为震恐。次年，仆固怀恩准备率军采用包围战术，但他忽然暴死于营地。这次攻势便无形瓦解，他的许多士兵投降。中央政府后来把这些事件归于天意。郭子仪收买回纥雇佣兵去攻击吐蕃人，于是吐蕃人西撤而去。
这次叛乱实在是一系列这类叛乱中最严重的一次，这时地方文武官员或者丢了官，或者甚至丢了性命，因为在他们和被围困的唐朝廷之间彼此都缺乏了解。①皇帝和他的顾问们曾经情有可原地警惕着战场上的可疑行为，但有时他们的关心又近乎偏执狂。诚然，中央政府自己也助长了这类问题，因为它准许各种私仇影响国家事务，也不考虑必须制订对付臣下附逆或谋反的一以贯之的方针。尽管精心制订了对被控的附逆者进行调查和起诉的程序，但很清楚，在许多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而不是法律。如果叛乱高级官员可以不加追究，甚至能当上朝廷的官员，那么，王朝的忠顺小官吏就会扪心自问，他们还值得继续效忠么？流言蜚语、阴谋诡计和意气用事严重地损害了士气民心，而且也和其他任何事情那样损害了唐政府在安禄山之乱后重建的能力。
唐代宗时代（762—779年）长安的政治现象
宦官
宦官在朝廷政治中的活动，无疑是唐代后期历史上的一个特点。可是，他们的重要作用是逐渐形成的；他们在唐代前半叶的作用是很有限的。②唐初的宦官一般是来自战俘，或来自南方边境地区（福建和广东）的幼儿，他们被太宗皇帝在后宫和皇宫中当仆役使唤。太宗下诏规定，宦官的身份应永远限为平民，也不许他们做高官，即不能任职在三品或三品以上。③可是为时不久，这些初期的硬性规定就被篡改，因为宦官的用处对许多皇帝来说变得很明显了。内侍省从唐王朝初年起就由宦官组成，它原本只限于搞些宫内日常生活事务，后来慢慢扩大了它的权力范围，直到它变成了最庞大和最重要的官衙，统包了皇家的全部家事。在武则天皇后（690—705年在位）时期大肆任用杂差，宦官的数目增加大约3000人。①由于他们是朝臣中唯一有权不断接近皇帝和朝臣们之间的中间人。最初他们只是照料一下文件和口宣诏旨，但是到了后来他们偶尔也参加重要的议事。他们只向皇帝个人负责，而且完全从属于他。唐玄宗则把他们当作心腹信使和情报来源来使用。
高力士（762年死）是初唐最著名的宦官，在从710年起的十年中为唐玄宗获得帝位起过关键的作用，因而自此以后他在朝廷内有很大的个人影响，直到玄宗在叛乱时期去世为止。高力士是第一名获得三品官位的宦官，从而破坏了太宗的禁令。从8世纪中叶起，宦官们还被授以贵族爵衔。安禄山之乱的危机自然为高级宦官谋求私利提供了机会。第一个这样的宦官便是机灵的李辅国（762年死），他在肃宗当太子时就是东宫的一个随从。在灵武的时候，新皇帝很赏识他的才能，把他拔擢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在实行总动员的时候，他在这个职位上的权力可以匹敌正常任命的宰相。在皇帝回銮长安以后，李辅国同时被授以许多专使之职，因此看来从这时起，禁城的物质设施、人事大权和供应都已全归宦官掌握。自从李辅国弄到了殿中监之职以后，他的个人地位更高了。从758年到762年，上呈给皇帝的重要奏疏和皇帝的诏旨都要经过他的官署，并且要得到他的准许才能付诸实施。除此之外，他的办事班子显然已窃夺了御史台和大理寺的某些调查的职能。
比起高力士来，李辅国在朝政中的表现要活跃和经常得多。李辅国经常插手于封疆文武大员的任命事宜，有一次他甚至要带头诋毁太上皇。肃宗的张后是李辅国长期以来的盟友，李辅国由于有了张后的帮助才能够为私利而与最显赫的李姓朝臣相对抗。大臣们最后挫败了他想当宰相的计划，但这一阻碍他野心的行动却是不多见的。他是一个不断制造阴谋诡计的人，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在今天反对昨天的朋友。肃宗死去以后，他挫败了张后想杀害未来的代宗而立己子的企图；他得到他的下属程元振发出的警报，派了一队禁军①粉碎了这次阴谋，并杀死了张后。②
李辅国的这些举措开了重大事务上的先例：宦官控制了个人朝见皇帝的大权；他们插手中央政务；他们过问封疆大员的任命；他们以兵力干涉皇帝的继位问题。所以对宦官表示深恶痛绝的历史学家们，无不怒斥8世纪中叶的皇帝们听任宦官大煽威虐，这是不足为怪的。但也绝对应该记住，这时宦官的权力还得依托当今皇帝对他的恩宠，因为宦官的权力的制度化是一个一直延续到9世纪的长期发展过程。尽管李辅国在宫廷斗争中有拥戴代宗之功，他却被这位新皇帝所恨恶和恐惧，所以代宗于762年雇用几个刺客把他杀了。关于宦官拥有派生权势的另一个例子便是程元振（约死于764年）；他在763年获代宗之宠，但是，由于据说他不让皇帝知道吐蕃人即将入侵的危急情势，代宗于764年回到长安后即把他当作叛国者，予以充军外地。虽然程元振接下了李辅国原来的许多职位，但他没有借此有所作为，也没有能够选择一个接班人来继承他的很高的政治地位。
最后，像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唐朝后期宦官之所以大得其势，是由于他们取得了独立的兵权。③拥兵自重的最初几个重要步骤是在8世纪60年代采取的。当唐代宗于763年逃避吐蕃人去陕州巡幸时，他受到宦官鱼朝恩（死于770年）所率领的神策军的迎接和保护。神策军是哥舒翰作为西北边防军在754年建立的，但它在安禄山发动叛乱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