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241]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17—3222页；《新唐书》，卷134第4557—4559页。
① 关于宇文融的方案，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30—32、49—50、178—182页；铃木俊：《关于宇文融的括户》，载《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51年），第329—344页；砺波护：《唐的律令体制与宇文融的括户》，载《东方学报》（京都），41（1970年），第263—288页。
① 《旧唐书》，卷48第2106—2107页；《唐会要》，卷88第1603页；《册府元龟》，卷493第14页；《通典》，卷10第59页。
② 《唐会要》，卷10上第213页。
① 《唐会要》，卷8第105—108页；《旧唐书》，卷8第186页；《新唐书》，卷5第130页。
② 《唐会要》，卷8第108—118页；《旧唐书》，卷23第891—904页；卷8第188—189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3第6771页；《旧唐书》，卷185下第4821—4822页；《新唐书》，卷130第4497—4498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106第3235—3241页；《新唐书》，卷223上第6343—6349页。
① 《旧唐书》，卷97第3054—3055页；《资治通鉴》，卷213第6771—6772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73—3075页：《新唐书》，卷126第4418—4420页。
③ 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75—3077页；《新唐书》，卷126第4420—442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2第6772、6777页；《新唐书》，卷125第4409页。
② 关于《开元礼》的编纂情况，见《大唐开元礼》（东京，1972年），第822—823页中池田温的编者注。
③ 《资治通鉴》，卷213第6782页。
④ 传记载《旧唐书》，卷99第3093—3095页；《新唐书》，卷101第3949—3952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84第2806—2808页；《新唐书》，卷108第4089—4091页；张九龄的墓志铭载《曲江集》，卷19第3页。
② 《新唐书》，卷108第4090页。
③ 《旧唐书》，卷8第191页。关于726至728年的灾情，见《旧唐书》卷37及《新唐书》卷35和卷36等处。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76第2651—2653页。
② 《旧唐书》，卷105第3221页；《资治通鉴》，卷213第6787—6788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3第6787—6788页；《旧唐书》，卷105第3221—3222页。
① 戴何都：《〈新唐书〉选举志译注》（巴黎，1932年），第262—265页；《唐会要》，卷74第1348页；《册府元龟》，卷630第6页；《资治通鉴》，卷213第6789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106第3252—3255页；《新唐书》，卷121第4335—4336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3第6792—6793页；《旧唐书》，卷106第3253—3255页；卷190下第5037页；《新唐书》，卷121第4336页。
② 关于授予高力士及其家族的荣誉，见《资治通鉴》，卷213第 6793—6794页。
③ 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79—3083页；《新唐书》，卷127第4452—4454页。
④ 《通典》，卷10第56—57页；《册府元龟》，卷498第16—17页；《旧唐书》，卷49第2114—2115页；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83—184页有英译文。
① 《唐会要》，卷85第1563—1564页；《册府元龟》，卷495第20—21页。其他史料记载这一计划为宇文融提出，实误，见佩内洛普·赫伯特：《八世纪初期中国的营田》，载《远东史论文集》（堪培拉）， 11（1975年），第37—77页。这一问题在本书第2章讨论过。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77—3079页；《新唐书》，卷126第4432—4433页。
③ 《资治通鉴》，卷123第6803页。
① 《旧唐书》，卷8第200页。
① 关于这几年复杂的宫廷政治，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54—55页；赫伯特：《张九龄》，第165—190页。
① 关于其运输体系的改革，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87—89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34—35页。裴耀卿的详细的奏议，载《唐会要》，卷87第1587页；《通典》，卷10第57页；《册府元龟》，卷498第17—18页；《旧唐书》，卷98第3080—3081页，浦立本之作第185—187页，有英译文。
① 见赫伯特：《八世纪初期中国的营田》，第71—75页。
② 《通典》，卷9第15页；《册府元龟》，卷501第4页。
③ 《唐会要》，卷89第 1625—1626页；《册府元龟》，卷501第 4—5页；《旧唐书》，卷48第3097—3099页；《新唐书》，卷54第1385页。关于这一政策及随之产生的争论，见佩内洛普·赫伯特：《唐代关于国家垄断铸钱的争论》，载《通报》， 62.4—5（1977年），第253—292页。
① 《新唐书》，卷54第1385—1386页。
② 《通典》，卷23第136页；《唐六典》，卷3第43页；《唐会要》，卷59第1020页；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100—101、33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3第6803页；《玉海》，卷18第26页；《唐会要》，卷78第1420页；《唐大诏令集》，卷100第510页；《册府元龟》，卷162第11页；《旧唐书》，第200页。见赫伯特：《张九龄》，第278页。
② 《唐会要》，卷78第1420页。
① 《唐摭言》，卷1第6页；《新唐书》，卷44第1164页；戴何都：《〈新唐书〉选举志译注》，第171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4第6814页；《唐大诏令集》，卷106第549页；《唐会要》，卷59第1024—1025页；《册府元龟》，卷639第246页。
① 《唐会要》，卷188第4933—4934页；《资治通鉴》，卷213第6976—6977页；卷214第6811—681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4第6823—6824页；《旧唐书》，卷107第3259页；卷106第3236页。
② 《全唐文》，卷288第1—2页；《资治通鉴》，卷214第6821页。见赫伯特：《张九龄》，第175—177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4第6811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4第6814—6817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16—118页，注68。
② 《资治通鉴》，卷214第6822—6823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4第6824—6825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4第6828—6829页。
李林甫的掌权（736—752年）
李林甫现在是朝廷无可争辩的主宰，他代表的贵族利益稳定地处于上升阶段。第二个宰相为牛仙客，③他的任期从736年后期至742年他死亡时为止。牛仙客当然不是贵族成员；他出身于关中一个从未有人当官的默默无闻的人家，他的官宦生涯开始时也极为平常，是从胥吏转入流内的。他曾在一个县令属下任佐吏，在县令调到陇右藩镇时已让他当助手。在陇右，他为节度使的属僚，既是一员军事将领，又是行政官员。他在陇右，后来又在河西任节度使时（729—736年），在为军队建立行之有效的后勤体系工作中有突出的成绩。在河西时他帮遥领节度使之职的宰相萧嵩代行节度使职权，总管一切军政，后来又自己任节度使。736年，他调任关中以北极为重要的朔方镇的节度使。
因此，牛仙客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宰相。他不是第一个被提升为宰相的将领；以前薛讷、王晙和萧嵩在玄宗初期因军功而当过宰相。但与他们不同的是，牛仙客既不是出身名门，又没有担任任何文官的经验，甚至也没有在中央政府任何军事部门任职的经历。他是第一个通过边镇新体制而升任宰相的人，他的任命标志着边陲将领日益卷入朝廷政治的时期的开始。
牛仙客当上宰相后，继续任朔方节度使直至740年后期；而在739年，他还总管邻近的河东镇。在738年，李林甫也兼任西北的陇右和河西的节度使，保留这些头衔分别至742和740年。①虽然这些藩镇的日常行政都由副手处理，但在李林甫掌权的最初几年，政府的军务就这样成为宰相们直接关心的要事，宰相们个人保持着保卫关中京畿道的关键边镇的控制。在739至740年期间，这两个宰相个人控制的军队总数超过30万人。
但是尽管牛仙客有军事经验和对军事将领有影响，他在朝廷却不能采取独立的政策；他是李林甫的人，仅此而已。他不像一般的宰相，既没有宫廷政治的经验，也没有官场内一个普通文官在仕途中必须建立的关系网。他也没有一个有权势的家族作后盾。但是他证明是一个杰出的和有效率的行政官员，谨慎地实施和贯彻李林甫的政策，并且超然于宫廷的争端之外。
李林甫新政权从这一意义上说是恢复到玄宗初年只由几个宰相支配政务的状态。但也存在着重大差别。在姚崇、宋璟和张说当宰相时，首辅宰相是在一个积极参与政务处理的皇帝手下工作的。但在李林甫的漫长任期内，玄宗越来越只关心自己的家事，日益沉溺于道教和密宗佛教，并且逐渐不再起积极的政治作用。因此，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远比他的几个前任全面，这种形势使英国学者浦立本认为，从736年起至752年李林甫死亡时止，这段时期的特点是李林甫的“独裁”。
玄宗与道教和密宗
前面已经谈到玄宗初年各种反佛教寺院的措施。这些措施继续实施到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722年，政府对寺院土地进行登记，并限制僧侣永远拥有的财产的数量。727年，它又减少乡村未经登记的小祠坛；729年，礼部的祠部开始造册，全面登记所有的佛僧以确立佛僧的地位和防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