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22]
① 关于这些思想家，见第1章的《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
① 周代诸王（传统说法，前1122—前256年）宣称他们受命于天进行统治。他们相信只有他们才有资格称王，于是对已知的所有开化的华夏各地进行道德领导。约从〔公元前〕8世纪起，他们的实际权力明显地下降了。
② 关于这些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发展中的地位，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译（伦敦和普林斯顿， 1952），第1卷；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集》（普林斯顿和伦敦，1963），第3、9、12章。
① 关于儒家的教义，见本章《行政的任务》及第14章《董仲舒的杂糅诸说》。
① 关于贾谊和晁错，见下文。
② 见本章《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及第6章的《西域》。关于更详细的情况，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年至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之导言（莱顿，1979），第40页以下及207页以下。
③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51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4页注35。
④ 见本章《外交事务和领土扩张》；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28页以下。
①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0、199、207页。
② 见本章《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及本卷第12、13、14章。
③ 见下文；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66页以下、72页和115页以下。
④ 见本书第6章；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47页以下和第63页以下。
⑤ 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131页以下、147页以下、158页以下、179页以下及223页。
⑥ 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40页以下；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汉代（公元前202—公元220年）的信仰、神话和理性》（伦敦，1982），第221页。
① 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52以下、267页以下、274页以下。
② 见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211页。
王朝的建立（公元前210—前195年）
内战和刘邦的胜利
随着一个多世纪日积月累的成就，中国的统一在公元前221年已经完成。虽然关于一个统一帝国的思想未必是新的，但它的实践成了背离传统的新内容，它的成效也有待于证实。帝位的继承不久前刚刚被人操纵过：有迹象表明，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始终未能尽如人意；政府的制度尚未经过长期的考验以证明它的有效性。统一的过程经过打败了几个有牢固根基的王国才告完成，而这些国家都有各自的历史和传统。有的国家，象齐国和楚国，曾经作为有生命力的地区国家而存在；可以猜测得到，尽管全国统一，但在旧王族的遗老遗少、他们的官员和随从、也许还有他们的臣民中，很可能仍然存在对旧王室的忠诚和对地区割据的怀旧心理。
不可能确定民众对领袖或野心家的号召作出响应的热烈程度和民众等待时机以摆脱暴政的迫切程度，也不可能确定民众希望看到恢复帝国前旧秩序的焦急心情。我们掌握的史料很少透露出当时有头脑的人的反应。姓名载于史籍的领袖们可以分为两类。有的人出身微贱，往往是担任地方军头目的农民。他们最早出现的例子是一些被征募为秦帝国服兵役的心怀不满的士兵。他们被遭受的苦难激怒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随时准备孤注一掷而不愿听凭秦代法律的摆布；他们出身于一直默默无闻的家庭。另一类领袖包括那些作为旧王室成员或作为为他们效劳的高级将领而享有突出地位的人。他们已经习惯于行使权力和激励士兵勇敢地投入战斗；他们比各地乌合之众的领袖们更善于协同作战；对同伙间的背信弃义，他们也不会感到突然。
秦帝国组成了称之为郡并受中央控制的行政单位，而不对皇帝的亲属进行分封，这可能是公元前210年的危机中力量虚弱的一个根源。当然，屏弃分封防止了能向中央权威挑战的强大而独立的地区对手的兴起；但是这种做法也使地方毫无有效的权力可言。郡和县也没有足够密切的联系以确保部队有效的动员或部署，或者去行使中央指导的权力。当暴力行动在几个地方同时爆发时，地方的郡守或县令，甚至中央政府本身都容易受到威胁。有几次，以杀害地方官员开始的地方性起事证明是难以遏制的。帝国政体已经丧失了存在于分封制中的这类优点，却没有取得一个充分组织起来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力量。
这些年（公元前210—前202年）的混乱可以分成四个阶段。最初出现了许多农民起事，随之而来的是群雄并立的局面。然后项羽试图联合这些王国建成一个近20国的联合体；最后是项羽和刘邦争霸，结果刘邦成功地建立了汉王朝。
从公元前209年阴历七月起，连续爆发了反对秦政府权威的各自为战和互不联系的起事，在起义中，造反的领袖们取得了某些有限的成就。不久，几个王国已经建立起来——东面有齐和燕；北面有韩、①魏、赵；南面有楚。它们宣称是那些已被秦的侵略性统一战争所屈服的各国的合法继承者。在这些国家中，地处长江下游的楚率先反秦。在战斗和政治角逐中可以看到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们的发展过程将在下面详予叙述。
在公元前207年的战斗中，项羽作为一个成功的战术家为自己树立了名声，他能在战场上击败秦军，并迫使秦朝带兵的将领投降。①结果，项羽在协调后来的攻秦之战时能够成为霸主。此外，公元前208年阴历七月李斯之处死可以视为秦力量消失的标志；因为正是这个李斯，他靠正确的政策主要负责建立了秦帝国。他被处死的原因是其政敌的敌视，这些人把个人野心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而且他们的生性是又残忍，又多猜忌。②
在内战的最后阶段，项羽可能指挥一支比刘邦军队更为精锐的部队；但是刘邦享有证明是高出一筹的战略优势，如在西北拥有牢固基础的关中根据地，③和中国北部的一致的支持。几次战争的进程证明了淮河流域的重要性，那里大量的谷物充实了著名的荥阳敖仓；这个粮仓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军事目标。更往北，巨鹿是一个具有同样重要价值的城市，它的失陷严重地削弱了秦的防务。刘邦和后来的项羽进入关中，预示着内战最后阶段的开始。
陈涉和吴广被称为两个最早对秦帝国的权威进行挑战的人。公元前209年阴历七月，④他们带领一支900征募人员的队伍，因被大雨所阻，未能如期报到。对这样的失职行为，不管是什么原因，都要处以死刑；为了避免这种下场，他们决定公开造反。其他人起而效尤，他们最初采取的行动都是杀死偏僻的县的秦朝官员，在这些领袖中陈涉表现出的野心最大。他甚至采用了“张楚”这一夸张的国号。①
然而，陈涉的权威经受不住战斗的严峻考验。他与吴广被为秦效劳的职业将领章邯所击败；在公元前208年阴历十二月，两人被可能对他们要求取得领导和权力有理由不满的同伙所杀。②但是尽管起事失败，陈涉因为首先发难，不久就得到官方的承认和称赞。公元前195年，高帝规定了永远纪念他的哀悼仪式。也许100年以后当《史记》正在编纂时，这些仪式仍在举行。③
在这个阶段，有纪律的秦帝国军队完全有力量粉碎陈涉的这种地方叛乱；但是性质远为严重的叛乱运动正在其他地方出现。项家的好几代人曾在前楚国军队中服役，由此出现了以项梁及其侄子项羽为代表的更为专业化的类型的领袖。可能是仿效陈涉的榜样，他们在公元前209年阴历九月发动了起义，杀害了秦朝的会稽郡守。④从今之江苏出发，他们能够集结一支可能有数千人的部队，渡过长江和淮河朝西北方向进军。几乎在同时，他们的力量由于刘邦和他集结的军队的到来而加强了。
刘邦是农民出身，华中的沛县人。他曾任低级的地方官员，但是当他带领一支囚犯队伍去劳动时，就摆脱了这些责任。然后他采取两个表示他独立性的没有退路的行动：他处死了沛县的县令；采用了沛公的称号。①在他的事业的初期，他赢得了其支持者萧何、曹参和樊哙等人的忠诚的友谊，这些人在后来创立新帝国时起了显著的作用。公元前208年阴历四月，他们与项梁的军队共命运了。
在项梁和项羽的领导下，对秦的威胁以一种远为有力的形式出现。他们通过重建原来的楚国（公元前208年阴历六月），企图取得公认的权威，②就选立曾在秦的虐待下凄凉地遭受苦难的前楚王之孙为王。他们选立他，可能是有意识地企图激起反秦情绪和对受秦压迫的人们的同情。新的国都建于泗水河畔的彭城。
与此同时，作为战国时期列国的继承者，其他几国也正在组成：东面有齐和燕，中部有魏、赵、韩。秦政府也许了解到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刻已经来临，就派它的最能干的将领之一章邯去收复东面已丧失的领土并消灭起事者。他最初在中国北部取得了胜利，但在围攻赵国的要塞巨鹿时受阻。巨鹿控制着通向秦的腹地的几条要道之一，非常重要，而对秦的抗击也很坚决，齐国和燕国都从更远的东面派来援军，楚王也派来一支由他的将领宋义全面指挥的军队。③
从巨鹿围城战中，项羽作为中国最能干和最杰出的军人脱颖而出。他的叔父项梁已经战死，宋义也不能完成他的解围任务。通过一次大胆的行动，项羽杀死了宋义（公元前207年阴历十一月），他亲自全面指挥列阵抗秦的大军。随着秦军的失败和章邯的投降（公元前207年阴历七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