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4]
在另一方面，应该指出，焚书决没有全部销毁的意图。除了李斯奏议的最后一句明确表示免予销毁的几类文献外，秦的历史记载也不在销毁之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可以假定，它意味着司马迁在撰写秦国的一卷时，所掌握的材料比用来论述其他国家的材料更充分。但是即使如此，他在卷十五中还抱怨说：“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①也许最重要的规定是准许博士官保存《诗经》、《书经》和诸家哲学著作的副本；很明显，李斯只是反对士子们普遍地拥有和讨论这些经籍和著作。
简而言之，焚书所引起的实际损失，可能没有象历来想象的那样严重。虽然取缔直到公元前191年汉代时才撤消，但它的实施不大可能超过五年，即从公元前213年颁布禁令至前208年（当时秦帝国正摇摇欲坠）李斯死亡的这段时期。甚至可以设想，焚书对文献的损害不如公元前206年造成的损害，当时造反者焚毁了咸阳的秦的宫殿（见下文）。基督降生前后汉代存在的秘府书目列出了677种著作，其中不到524种，即77％，现在已不复存在。这个事实说明，汉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在印刷术流行前，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生，传下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
但是，焚书无疑具有深刻的心理影响。它使后世的文人对秦帝国产生了持久的反感，尽管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住中华帝国后来偶尔发生取缔书籍的事。它又促使汉代文人大力寻找和恢复佚失的文献。因此，如果焚书产生了实际影响的话，这个影响就是加强了李斯所极力反对的那种向古看而不着眼于今的倾向。
第二个大“暴政”，即坑儒，见于焚书的次年，即前212年的记载。①来自东部滨海的术士卢生力促秦始皇避开众人；术士声称，这样就可能发现长生不老的灵药。秦始皇因此命令在咸阳周围200里的270座宫殿中设旗、钟和鼓，并充实美女，还把这些宫殿用有墙或遮蔽的路连接起来。当他驾临其中任何一座宫殿时，透露他行踪的任何人将被处死。一次他从山顶俯瞰时，见到丞相（李斯）有众多的车辆和骑手，深为不快。有人将此事告诉丞相，后者因此就减少了他的扈从。始皇帝因了解到他身旁有一告密者而大怒。无人承认有罪，于是他把当时随侍他的人全部逮捕和处死。
从这时起，无人知道皇帝的行踪。卢生与另一个术士交谈时，指责“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贪于权势至如此”。在这次谩骂后，他们逃之夭夭。秦始皇大怒，下令调查与两个术士有往来的文人。这些人互相指责。秦始皇于是亲自挑出460名触犯禁令的人，把他们全部处死。皇帝的长子批评了这一行动，便被派往北方，在蒙恬的军事和筑城活动方面对蒙恬进行监督。在描述处死460名文人时使用了意为“活埋”的“坑”字，这一传说由于传统的对“坑”字的理解就更令人厌恶了。尽管意见纷纭，此字的真正的意义可能是处死，而不是埋葬（不论是死埋还是活埋）。②
长期以来对这个传说毫不怀疑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传统上对秦始皇的恐惧。可是客观的考察（见附录2）表明，有充分的根据把它看作虚构（颇为耸人听闻的虚构）的资料，而不是历史。总之，似乎可以合理地断定，在司马迁用来撰写《史记》卷六的秦原始记载中并无坑儒之说。他或者是从其他半杜撰的史料中取此说，并不加说明地把它与《史记》的主要史料（秦的编年史）结合起来，或者更可能的是，司马迁死后一个不知其名的窜改者有目的地把它加进了《史记》。①不论是何种情况，这个传说直到现在仍保持着它的惹人注目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最初几年，它的是非甚至来了个颠倒，以致把秦始皇描绘成一个“进步人物”。②
① 这个题目及后面的大部分题目，在卜德的《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第6—9章中也进行了讨论。
① 关于帝国对“帝”的崇拜的延续和转而崇拜“天”的情况，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5章；本书第12章《帝国的崇拜》。
① 统计数取自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1册；《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1961），第35页。
① 杨宽在《秦始皇》（上海，1956）第176页中指出，这肯定不是说不加区别地破坏一切堤坝，这样将会造成水灾，而只是破坏在沿岸建立的防御屏障（还可以补充，或者破坏那些阻碍在河上自由进行交易的设施）。
① 关于这些技术细节，见诺埃尔·巴纳德：《在控制情况下发掘出来的考古文献中反映的秦“文字改革”的性质》，载戴维·罗伊和钱存训合编：《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第181—213页。承蒙巴纳德博士在这篇精辟的论文发表前让我拜读，本文作者深表感谢。
② 何四维在其《汉代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332页中有稍有修改的译文。
① 见徐广在《史记》卷六第251页上的注。“自实”之意本身虽不明确，但与自汉至宋的许多时期所记载的叙述类似的估计或自估的相似的用语相比，就可以理解了。见平中苓次：《中国古代的田制和税法》，第42—62页。
① 公元前约100年汉儒董仲舒的言论是典型的，他十分武断地声称，“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汉书》卷二四上，第1137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82页〕），“田租口赋，二十倍于古”。
② 《汉书》卷二四下，第1152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28—229页，译文有改动）。
① 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3部分，第5—6页注d。
② 这一节广泛地利用了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3部分第1—16页和第47—55页中关于道路和长城的材料。
① 关于附有很不清楚的图片的此路的报道，见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载《文物》，1975.10，第44—45页。
② 蒙恬传记载于《史记》卷八八，卜德的《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第53—67页有译文及讨论。在《史记》卷六中，长城只在前213年被提到一次（第253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169页]），但不说也能明白，修筑长城需要的时间必定长得多。
① 《史记》卷八八，第2565页（卜德：《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第54页）。临洮即今甘肃省的岷县，在西安之西约300英里，辽东在今东北南部沿海，在朝鲜之西不远。阳山在今内蒙古包头之北。
① 匈奴是蒙古和更往北的游牧民族，他们有时被确认为“Huns”。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年—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附有鲁惟一的导言（莱顿， 1979），第71页注4；及本书第6章《匈奴》一节。
① 《史记》卷一一二，第2958页。
② 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3部分第299—306页对“灵渠”有详细的叙述。
③ 关于劳役制及对人民推行的劳役的法定义务，见杨联陞：《中华帝国公共工程的经济情况》，载他所编：《中国学概览》（坎布里奇，1969），第202页以后。
① 见仁井田陞：《汉魏六朝债权的担保》，载《东洋学报》，21：1（1933），第91—103页，特别是第97—99页；何四维：《秦法律残简》，第136页、152页注163。别列洛莫夫：《秦帝国：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莫斯科，1962），第103—104页。
② 《史记》卷六，第253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169页）。
① 《史记》卷六，第242页以下（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140页以下）。关于用其他方式保存的一块碑文的译文，见沙畹同上之作，第2卷，第551页以下。
① 根据中国的传说，夏朝（传说的年代，公元前2205—前1766年）由大禹建立，是第一个公认的以世袭继承制为基础的政体。虽然夏朝的历史实况长期以来受到怀疑，但近期的考古发现清楚地显示商代（传说的年代，公元前1766—前1122年）以前新石器时代以后已有有组织的公社存在。这些证据是否可与夏的政体联系起来，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在夏、商（殷）、周王朝统治下的三个黄金时代的中国传说中，夏长期以来被视为神圣。见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载《考古》，1979.5，第388页；张光直：《艺术、神话和礼仪》，第20页。
① 《史记》卷六，第254以下（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171页以下）。
② 秦焚书之事在它以前可能已发生过，在以后则有几起众所周知的事件，其中最大和最晚的一次是从1772至1788年的乾隆帝的文字狱，这一次进行得如此有效，以致所列的2320种禁书和其他345种部分取缔的书中，只有476种幸存，不到所列数的18％。见傅路特：《乾隆的文字狱》（巴尔的摩，1935）。
① 《史记》卷十五，第686页（沙畹：《〈史记〉译注》，第3卷，第27页）。
① 《史记》卷六，第257页以下（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176页以下）。
② “坑”作为名词，意为“地坑”。当象文中那样用作动词时，它意为“埋”、甚或“活埋”，这就成了争论的基础。同样的用法也出现在公元前260年“坑”（活埋）降秦的40万名赵卒的事件中（见附录3）。但是，已经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两段文字及其他的材料中的“坑”实际上只是“消灭”或“处死”的意思。见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119页注3；蒂莫特斯·波科拉评别列洛莫夫的专著《秦帝国》的文章，载《东方学档案》，31（1963），第170—171页。
① 剑桥大学中文教授（1938—1951年）古斯塔夫·哈隆虽然没有就这个题目发表过什么著作，但一个相当熟悉他的人说，他对焚书和坑儒两件事的历史真实性都有怀疑。见李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