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350]
刘心武已成为正在涌现的青年作家的雄辩的发言人。在1979年11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他用演讲令人感动地介绍了一百多个在1966—1976年10年中丧生的作家的名字，其中有许多人被暴力夺去了生命：
当年的左联五烈士，他们被杀害时，是说他们是共产党，是搞革命的，也就是说，是把他们当左派杀的，他们牺牲得惨烈，但我想他们的灵魂是并不痛苦的；而我们现代所悼念的这一大批牺牲者，他们被残害时，给予他们的是些什么罪名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老右派”、“大右派”、“漏网右派”、“黑帮”……总而言之，统统是当成右的势力来残害的，那些没能等到粉碎“四人帮”便牺牲掉的文艺烈士们，他们的灵魂一定受尽了痛苦的煎熬！面对着这份名单，当我们低首默哀时，我们不能不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投身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繁荣富强的文艺事业，却还要作好牺牲性命的思想准备？难怪当我开完那天的会，见到我的一些亲友时，他们当中就有人充满善意地说：“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主席台是件有福气的事，文艺界，那是个地雷阵，你看光是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整死了多少人，现在你踩迸那个圈子里去了，你作好被地雷炸死的准备了吗？”①
刘心武对于短篇小说技巧的驾驭能力提高极快。1979年6月他发表了《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小说成功地将隐喻、戏剧性事件和复杂的时间结构揉合成为一个读者难以忘怀的画卷，一个才智过人但却遭受灾难的离经叛道的人的肖像。这篇小说的一个中心形象，是主人公保存在桌子里的一张女人照片——他同她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的表述。当一个好管闲事的同事发现了这张照片并公诸于众时，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这个女人后来拜访了他——显然他在保护她，使她免遭政治攻击。刘心武将这个隐藏的照片形象令人瞩目地比喻成这位知识分子的“自留地”。农民可以拥有自己耕种的自留地，知识分子难道不应该拥有自己的自留地，一个自主的心灵角落，一个精神上的栖身之处？在中国的传统中，这是一个具有潜在爆炸能量的概念。
知识分子代替了前10年不可替代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的主人公形象，成为许多“伤痕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有缺陷的和摇摆不定的中间人物自60年代中期销声匿迹以来又第一次与大家重新见面。好人仍遭受悲剧性命运。所有结局通常都是乐观的；然而表现手法多少有点程式化，离不开对革命光辉前程的信念，而触及现实的程度不如后来很快出现的作品，即被称为“暴露文学”或被一些敌对的批评家称之为“绝望文学”的作品。曹冠龙（1945—）的小说《三个教授》涉及的仍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创伤”，但其色调十分阴暗，因而仍可划在“暴露”一类。这篇故事几乎具有博格斯式的错综复杂，讽刺了对才智的摧残。三教授之一的学生在狱中自杀了，这个男孩已完成的论文被没收，锁在一间上了新式锁的房子里。这位教授在机械方面的天才使他得以破解这把锁的奥秘。他坐在那间屋子里，沉迷于学生的论文中，边读边修改，直到“他们”进来将他逮捕。这篇小说中一个令人难忘的特色（正如其他一些青年作者的著作一样）是对科学术语的想象性使用：教授的大脑全速运转时好比显像管上的荧光屏。作者还详尽地描述了他用以开锁的复杂途径。
另一个例子是刘庆邦（1951—）的《看看谁家有福》，超出了1966—1967年十年浩劫的时间范围，直接揭露了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的饥荒。一面描写农民们的煮饭锅被送进了小高炉后，如何为寻得一口粮食而不顾一切，一面鞭笞干部的昏庸无能和冷酷无情。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的两个“修正主义”作家刘宾雁和王蒙，自从粉碎“四人帮”之后重新引起了最大的关注。刘宾雁1979年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是一个暴露“四人帮”时代盛行的腐化堕落的极好例证。但是刘宾雁的奉献精神和勇气显然在于他坚持认为这种腐败仍然存在。刘宾雁笔下的罪恶之“妖”是王守信，一个“四人帮”时期的女干部，通过敲诈勒索、造谣惑众、拉拢引诱、行贿受贿等各种手段，爬上了东北一个煤炭公司的经理和党委书记的宝座。凭借这一基地，她建立了一个金钱和政治权力的私人帝国。刘宾雁的控诉不只限于1966年以后，他还描绘了早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人民吃树皮的时候，干部的孩子却在大街上把肉包子扔给狗。刘宾雁的矛头也不只是对准一个妇女，因为他简略地勾画了形形色色的谄媚的阴谋家。刘宾雁的最新作品更加注重语言的精炼、结构的精巧，而其基调也许变得更为刺耳了，这导致了1986年他被开除党籍。
王蒙作为最多产和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出现在文坛上。他出任文化部长的几年中，为使邓小平政权迎合男女文人的需要做了不少工作。王蒙主要关心的仍是做官的道德，一个官员通过仕途生涯来维护统一，以及一个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时期的浩劫之后，为保持和重新获得革命信仰而进行的斗争。由于他乐意进行技巧革新的试验，因而他的作品列在当前中国小说的前沿。在他著名的小说、1956年发表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中，作者与主角之间就已存在相当可笑的距离：虽然当年王蒙才22岁，但他不切实际的成分显然比“新来的青年人”要少得多。因为王蒙脱离了天真的自叙传，所以他最近的小说如《布礼》就具有特殊的力量。这篇小说中，一个地方官员描述了他自己对党的态度的发展轨迹，从最初充满热情，中间成为右派和劳改犯所经历的痛苦，直到最近重新入党；在《夜的眼》中，一个知识分子在离开城市20年后重新回来时，面临着“走后门”的腐败问题。《悠悠寸草心》的中心人物是一个技艺娴熟的理发师，他想“为党服务”却受到挫折，高傲自大又刚愎自用的干部压制了他的报国之心，人们肯定会想到这也是作者自己的遭遇。王蒙这三篇小说均发表于1979年。
王蒙在他的小说中巧妙地设计出乐观的结局（虽然这些结尾有时被看成是硬凑上去的“光明尾巴”），因而他在许多争端和指责（指责他是消极主义）中挺住了。
在一个更加强调描写真实、反对特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运动中，蒋子龙扮演了一个有趣的角色。他完全是一个主流作家而不是一个修正主义作家。他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于1976年（原文如此，实际上比这要早——译者），远在刘宾雁和王蒙这些被标上“右派”的作家允许发表作品之前。蒋子龙是毛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工人作家，他的主人公不屈不挠地排除困难进行生产。这些困难可能产生于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专家、自鸣得意的干部，或者是极左分子，视当时意识形态的气候而定。但是蒋子龙已为自己的放胆直言拓开了一块地盘，他的小说也可能为领导们所接受。他1979年的小说《基础》描述了高级干部一个个推诿责任，甚至拒不承认一个沉重机器的水泥基础已经破裂、动摇，完全不能用了。诚实的老班长鼓励他的钢铁工人拆除基础，以便重建，但是工人们因为停工待料而虚度了几个月时光，他们的兴趣仅仅在于假日为加班费工作。最后，一个女青年积极分子成功地使工人们投入行动，但这也是在她对下列事件表示了令人痛苦的忧虑之后工人才动起来的：中国不能在生产和技术上赶上资本主义国家。
作家茹志鹃（1925—）在1958年写作了脍炙人口的小说《百合花》，这篇小说以极其感伤的笔调描述了内战中一个负伤死去的战士。令人难忘的显然是第一人称叙述者的青年女干部被压抑的性意识。茹志鹃对暴露文学的贡献之一是1979年发表的《剪接错了的故事》，这篇小说批评了大跃进的浮夸风和后来的掩盖手段。
新创刊的地方文学杂志不同程度上鼓励了作家的创作勇气：其中安徽和广东最倾向于支持作家放胆直言。1979—1980年发表的小说倾向于使大众深切地认识到已经发生的错误，而这种细节的描述则是前些年所不曾见到的。地下的或“非官方的”杂志，在1979年“北京之春”时期大量产生。这些杂志也发表一些作家如诗人黄翔的抗议和警告。在1976年以前的年代里，黄翔被人揭发说他将手稿藏在一个蜡封的塑料包中，当政治气候转变、可以发表的时候便熔蜡取出他的作品。①在这些短命的杂志上发表的、躲过了出版审查机构审查的小说中有些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苏明的短篇小说《可能发生在2000年的悲剧》是一支政治狂想曲，它断言一代人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将再次降临。《在废墟上》虽然有力地唤起人们记住刚刚过去的年代所遗下的荒原，但仍在结尾时通过其主人公，一个老练的教授对历史作出的长远的透视而展现了希望的光辉。
“暴露文学”的其他主要作品有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小说以一个新囚犯来到劳改农场开头，以全副武装的卫兵结束：玉兰被无辜者的鲜血染红了。刘真的《她好象明白了一点点》暴露了60年代早期的山村贫困引起的饥荒；竹林的《生活的路》报道了1975年农村存在的行乞现象。这个时候，高晓声的小说虽然充满机智和热情，却传达了村民生活的阴郁凄惨，他的主人公为改变贫困的生活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显然前景暗淡。《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是他最为有名的小说中的两篇。
有些小说使用一种框架，请读者通过这个框架去品味他对残酷现实的觉悟，居然与一位高级干部对残酷现实的认识十分相似，而这位高干渐渐发现这些苦难正是他自己过去的行为所造成的。钱玉祥的《历史啊，你审判我吧》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另一些小说则把两代人并列在一起，描绘了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认识到他们已使他们的青年继承者失望了：陈村的《两代人》和金河的《重逢》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这个主题。
纪念文人的文章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许多年来唯一允许的纪念主题是鲁迅，但在1979年大量涌现了对黑暗的十年中遭受迫害的作家表示敬重的文章。邵荃麟及其妻子受到他们的女儿的纪念。邵荃麟是提倡小说描写“中间人物”的主要倡导者，他在60年代中期成为教条主义批评家的主要攻击目标。大量的这类文章中最为人欣赏的是巴金怀念他已故的妻子的作品。
对浪漫的爱情故事的偏爱只是一个征兆，预示着人们再次关心小说、故事对个人生活史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