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339]
诗歌
许多早已成名的诗人，战时和战后是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度过的，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他们努力使自己的作品与新时代的精神相一致。其中最突出的是郭沫若。他在50年代出版了几本新诗集。郭沫若恢复了30年前曾使他诗名陡增的热情奔放的特有的顿呼法风格，昂扬亢奋地赞美新时代的各种成就和期望：比如水库、桥梁、周恩来万隆会议的成功以及英国在苏伊士危机时的恶劣表现，等等。郭沫若的诗作过于简单肤浅，而且越来越变得感情外露。《百花齐放》（1958年）是他近年来诗歌创作中这方面毛病最明显的例子，那时正是“反右运动”致使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方针毫无成效的大跃进时期。此后，郭沫若除了偶尔和毛等国家领导人友好应对时写点古典格律诗外，很少写诗。冯至（1905—）早在1941年就以富有哲理灵性的“十四行诗”而闻名，这些恬静的沉吟风格与新时代的喧嚣很难协调一致，他便通过描述那些土改工作中涌现的民间传奇和日常生活中的短小抒情诗，寻求新的表现手法。当他把自己和矿井的钻机融为一体的时候，偶然间，一个新的强有力的隐喻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工业经济萌芽的心脏和地表上的人们的心脏何等相似：
山沟里的溪水日日夜夜地流，
铁轨上的煤车日日夜夜地运行，
一百五十公尺下的煤层里，
电钻的声音日夜不停。
溪水两岸是一片欢腾的市声，
到处是妇女的笑语、儿童的歌唱，
可是人们听不见地下的电钻，
像是听不见自身内跳动的心脏。①
在40年代没有哪位诗人能比臧克家（1905—）更尖刻地公开鞭笞社会的不公正。②尽管臧克家也写颂歌，但50年代他的诗仍然回溯过去，控诉旧社会的黑暗。比如他那首《有的人》把最伟大的讽刺作家鲁迅和那些“为了自己活就不能让别人活”的人作对比。袁水拍（1919—1982）的《马凡陀山歌》鞭挞内战期间的国民党人，同时，这些诗也保持了他的讽刺性的诗体。但是，后来袁水拍的目标转向了海外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者对新生共和国的敌视。
像卞之琳（1910—）和何其芳（1912—1977）这样有成就的诗人，在1949年后主要转向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只是偶尔动笔写诗。何其芳是一个来自解放区的有声望的作家，地位显赫。他1954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复强调继承30年代现代诗的形式和格律的必要性。那些正处在自由体和民歌体之间犹豫不决的诗人们受到文章的激励，纷纷进行“自由体四行诗”和其他形式的探索，这些形式通常都是押韵的。
与这些人相比，艾青（1910—）50年代已成为一个很活跃的新人，他出访并赞美苏联，哀挽广岛悲剧，还把维也纳比作
像一个患了风湿症的少妇，
面貌清秀而四肢瘫痪，50000447_0783_2③
还写了他所出访过的拉丁美洲国家革命初期的热情。解放前艾青是左翼诗人中的一员主将。1942年在延安讲话时期与丁玲等人一起受到批判。他那时期的作品初看起来相当单调，没有夸张的笔法，没有顿呼，着重于叙述和详细的描写。他的作品集中表现中国大地的富饶和人民的贫困，对比强烈。他诗里强烈、粗糙的措辞与他要表达的思想十分相称。50年代初的作品中，他顺从上级意图，试写以民歌节奏为基础的结构很紧、分成几节的诗，但诗人抗议的战斗精神在选择主题中表现得相当明显。诗集《海岬上》（1957）收入许多首自我意识浓厚的诗作，中心思想是将诗人自己比喻成捍卫自己独立，捍卫自己说话权利的卫士。他的心有如一颗“珍珠之母”，慢慢地产生了他的信条的珍珠；他的人格像一块礁石，稳固地迎接浪涛的一次次拍打。在一首写于“百花齐放”期间的寓言诗里，艾青把诗人比作黄鸟。在麻雀的展翅鼓噪下，作为批评家的喜鹊啄击黄鸟，但是，黄鸟毫不气馁，依然歌唱。另一首诗（1956年），艾青因为里面有对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在煤山树上上吊自杀）的同情，而受到批评。由于艾青坚持个性独立，不妥协于以前对他的攻击，还由于与“丁玲集团”过从甚密，使得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树为一个突出的靶子。两年后，艾青就被送到新疆一个偏僻地区，直到1975年才被允准返回。艾青有20多年在诗坛上销声匿迹，是中国新诗遭受到的最痛苦的事件。
1949年，在53种重印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有两部叙事长诗，是40年代新诗的代表，对以后诗的创作有重大影响。第一部是田间（ 1916—）的《赶车传》。田间的诗艺原来是模仿“新月派”的，作诗讲究标准化的韵律规则。但在苏联革命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影响下，田间作诗改为分行断韵。《赶车传》大概有1.2万字，说的是车夫的女儿如何从恶霸地主魔掌中解放出来的故事。在以下段落中，车夫为了偿还地主的债务不得不以女儿作抵押。直接、浅显的现代口语是此诗的基本语言，诗句按平衡对称原则构思得很巧妙，类似于古典民歌风格，有力的节奏高潮由谚语引出：
谁能猜，谁能猜
穷人的车呵
装的泪载的仇
好比包着的大雾
又淋的暴雨
蓝妮虽上车
人也哭车也哭
在不平的路上
哭声四面传来
车儿和蓝妮
滚来又滚去
路呀，好难走
难走，好难走
走呵也是愁
不走也是愁
真是冤仇一日结
千年难割断！
20年后，田间在另一首代表作《铁大人》（1964年）中表明他已从铿锵有力的“击鼓式节奏”转向更加固定的句法结构。《铁大人》告诉人们要对修正主义和阴谋破坏者继续保持警惕，这些人（用诗里的话说）会扮成狐仙来麻痹公社的保卫者：
狡猾的狐狸你别妄想，
别想叫我放下枪。
你就是个大狐狸，
你想拉我下泥塘。
我为革命流过血，
我为祖国负过伤。
我还为公社植过树，
如今梨花开满树成行。
明月要把红心赏，
大树应作社中梁。
你别想来诱惑我，
刀口上的蜜糖我不尝。50000447_0786_0①
这首诗特有的节奏令人想起诗人李季（1922—1980年）。李季是湖南一户穷苦人家的儿子，是他写了第二部引人瞩目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该诗有近400行对句，每行大概是7个音节。评论家周而复②把李季这部诗的出版描述为：“无疑，这首诗开创了中国新诗的一个新纪元，作者李季并不是一个文学工作者，也不是一个诗人，只是生活在人民大众中的普通一员，热爱文学的一员……这是一首真正来自人民内部的诗，想人民所想。诗的语言也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源自最可靠的人民大众的核心。”
《王贵与李香香》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特点是，每一组对句中先是一个比喻，然后是一个陈述，例如：
山丹丹花开红姣姣
香香人材长得好
接着，与此并列的数句之后：
地头上沙柳绿蓁蓁
王贵是个好后生
人物形象对应着众所周知的有浪漫色彩的事物：
隔窗子了见雁飞南
香香的苦处数不完
人家都说雁儿会带信
捎几句话儿给我心上的人：
“你走时树木才发芽；
树叶落净你还不回家。”
年轻情侣罗曼蒂克的欢悦情调足以抵消诗文中的粗俗和韵味的不足。《王贵与李香香》继承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类传统爱情歌谣的写法，而为大众所喜爱。
李季后来还写过很多叙事诗，如歌颂玉门石油工人的诗。1958年，他写了一部叙事长诗《杨高传》，讲述一个贫苦的放羊娃如何向一个盲人歌师学习民间歌谣的故事。盲人歌师也是一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所以，《杨高传》的许多章节涉及到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英雄事迹，但这不影响杨高后来参加土改运动，成为一个革命英雄。长诗的最后一部分描写杨高来到玉门油田的故事。诗人擅长描写地下储藏的石油波澜起伏的景象，以及处理叙事诗行的跳跃。李季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急于让人一目了然，这就导致诗句在具体事物的描写方面显得苍白无力、琐碎杂乱。但是，李季可能依然是新中国具有最为广泛的读者群的诗人。后来，李季担任《人民文学》和《诗刊》两家刊物的编委，在促进新诗的大众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50年代初，邵燕祥（1933—）是广播电台的一名年轻记者，他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热火朝天的建设为题材作诗、作曲，高度颂扬工业战线的建设者。在诗集《到远方去》中，邵燕祥描写了一批赶赴遥远的建设工地的城里青年：
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
还没有铁路的影子
在我将去的矿井
还只是一片荒乱
但是没有的都将会有
美好的希望谁都不会落空50000447_0788_0①
此外，孙友田（1936—）这位淮南煤矿的诗人描写了工业战线建设者的形象，从而也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李学鳌（1933—）则在1956年出版了诗集《印刷工人之歌》。
农民题材的小说
前些年，赵树理（1906—1970年）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得到高度评价，并有许多作家纷纷模仿。1943年，赵树理发表了《小二黑结婚》，用直率简单的方法描写农村男女青年婚姻自主。小说中的青年人要克服保守的父母的压力，破除农村迷信，其活生生的代表分别叫“三仙姑”和“二诸葛”。赵树理创作这篇小说时有意识地吸收了他的家乡山西山区农村民间艺人的说书艺术，用语朴素、简单，并尽量使用符合人物身分的语言，善于制造悬念，阐说情节的发展，以保证吸引读者，他的小说以娴熟的写作技巧，即刻抓住读者的兴趣。赵树理这种小说写法虽然开始时只在局部地区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很快，许多地方的记者都有意识地把赵的手法当作新时代作家的榜样来学习。他的小说不属于都市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传统，而是真正具备农民背景的创作。的确，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