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315]
扩大劳动交换的一大传统障碍是如何才能确保平等互利。例如，如果一个家庭比另一个家庭有更强的劳力和更好的农具，那么为什么这个家庭的成员要在邻居的田里花上一天，而换取的只是其邻居带上其较粗陋的农具用较弱的劳力所作的较低质量的一天劳动呢？过去村民们解决或避免此类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将合作互助范围限制在一个相互间有着紧密的亲朋关系、家庭条件大致相当的小组里，以促进相互信任；办法之二是将劳动互换范围限制在某些易于监督管理的特定农活上。但是，如果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能对每家每户就某一共同事业所作贡献进行客观估价，如果有个制度能保证每个家庭都承担起应作贡献的份额，那么参加合作的户数将增加，劳动交换的数量和质量也将提高。这将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有助于改善那些进行互助合作的农民的生活。
因此，尽管在共产党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早期互助组与传统的劳动交换小组很相似，它还是有两点重要的革新：一是有一个官方指定的领导人负责管理互助组，二是以“工分”制来记录每一个组员的贡献大小，并根据“工分”计算报酬。一旦有了这两项革新，地方官员就可以推动互助组扩大范围，互助组规模变得更大，而且由只在收种季节合作发展到全年合作。
不过，扩大互助组规模和功能的每一步都牵动着农村传统的生活架构，从而引起紧张和冲突。互助组成员的范围愈是超出邻居和亲情的小圈子，据以维系组中成员相互信任与理解的纽带也愈是脆弱，对于合理的领导、劳动分工、生产计划等的意见也愈难达成一致。简·迈尔达尔曾采访过一位农民，这位农民这样描述了那些困扰着他的羽毛未丰的互助组的冲突：
互助组中有八户，我们拟定了一个时间表，今天为这家、明天为那家干活……。但是，制定这样的时间表并非易事，为此有着许多争吵。李仲银（音）争吵得最厉害。他总想占先，因为谁先耕种常常是重要的。结果我们同意轮着来，可他从未满意过。①
互助组越大，组员们拥有资源的种类也就越多，互助合作的潜在利益也越大。但是同样，互助组越大，那些拥有较好农具和耕作技术以及具有较高工作热情的组员们就越有理由担心他们是在贴补那些生产能力差或者懒惰的组员。政府官员们不得不一再向村民们施加压力（这在有些地方更为成功些），以抵制所谓“将找将、兵跟兵”的倾向，即家庭境况较好的农民之间组成互助组，他们排斥家境较差的农民（不过，富农被排除在互助组之外，政府将互助组作为孤立他们的一种手段）。互助组规模和多样性的扩展为组内长期不断的冲突提供了基础。
互助组内工作种类的增加也可能引发持久的冲突。组员间的劳动类别越是不同，越是难以确定每一种劳动的相对价值，对于每个人的劳动究竟应得多少报酬的潜在争议也越大。迈尔达尔曾采访过的那位农民说道：
当劳动互助组的头头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每天总有人说“你不公平”，例如有时候某人会嚷着“该轮到我了，你没看到我田里的草比他田里的草多得多吗？草可不会轮流长。如果今天你们不为我除草，那我可就苦了。”后来，我们选派了一个小组，专门对付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正如我所说，这不容易……，怨怒和争吵有的是。①
要是互助组规模扩展慢些，要是组员能看到他们能从政府所曾寄望的生产的扩展中明显得益，这种紧张便会减少到最低限度。然而，在对互助组进行了数年相当谨慎的试验之后，到1953年末，政府开始加快建立和扩展互助组的步伐，而这种扩展只给农民带来了一定的物质利益。实际上，建立互助组并非单纯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他们以便从农村获取更高的农业剩余去支持城市重工业。②
获取这种农业剩余的办法是1953年秋开始推行的“统购统销”。这一制度取消了农村中独立的粮食市场。粮价由国家规定，每个地方都有交售公粮的指标。向每个农户下达这样的指标是不可能的，但对于像互助组这种规模的团体则是可能的。因此，要求每个农户都加入互助组也就势在必行。在农民们看来，互助组已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用以强化贯彻政府以极低价格获取农民辛劳所得粮食的意图。这个办法很有效，到1954年底，有许多地区报告缺粮。①
当农民不仅发现他们要在一个新的组织里与那些他们曾不愿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人在一块儿劳动，而且发现他们辛劳所得的收入也在减少时，他们的不满是自然而然的。不过这时他们不满的焦点常常不是共产党政府，因为至少在终于获得一些属于自己的土地的前贫农中间，新政府拥有很大的合法性。此外，新政府也太过于强大，难以向其公开挑战。这样一来，经济窘迫的压力造成的常常是互助组成员之间的争执。正如上文引述的那位农民（他自己就是个互助组领导）的话所示，争吵的矛头常常指向互助组领导和记工分的方法。“大家总是不满意，总有人指责你不公平和偏心眼儿”。②对领导和工分的争吵将始终伴随农村向更高级的集体化组织过渡的每一新的步骤。
农村确实在向更高程度的集体化迈进。不管普通农民是否认识到这一点，互助组只不过是走向彻底集体化的准备。
① 关于这方面的分析，请看林耀华：《金翅：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杨庆堃：《共产主 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马杰里·沃尔夫：《李家：一个中国农民家庭的研究》。
① 见莫顿·弗里德：《中国社会的组织：对中国一个县城的社会生活的研究》；施坚雅：“中国 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亚洲研究杂志》第24期（1964—1965）。
② 马杰里·沃尔夫：《李家：一个中国农民家庭的研究》，第22页。
① 莫顿·弗里德在《中国社会的组织》一书第99—134页中提供了有关这些忠诚方面最系统的分析。
② 有关这方面的权威的社会学研究，请看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家系组织》。
③ 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前，就有不少人论述这种差别，如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 初期的中国乡村》；威廉·欣顿：《翻身：中国乡村革命的证据》；伊莎贝尔和戴维·克鲁克： 《一个中国乡村的革命：十里店》、《十里店：一个中国乡村的群众运动》；莫顿·弗里德： 《中国社会的组织》。
① 参见莫顿·弗里德：《中国社会的组织》，第104—109页。
② 关于这种复杂情况的分析，见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
③ 理查德·马德森：《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权力》，第72—80页。
① 刘少奇1950年6月14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上所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 的报告”，见《刘少奇选集》，第29—47页。
② 见欣顿：《翻身》，第280—475页。
① 见欣顿：《翻身》，第479—508页。毛的这一讲话发表于1948年4月1日，在《翻身》一书 中录有其摘要，第486—487页。
② 关于该地区土改详情，请看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 （1949—1956）》。
③ 本尼迪克特·斯塔维斯：《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政治》，第29—30页。
① 目击者关于诸如此类错误的陈述，见欣顿：《翻身》，第280—475页，以及杨庆堃：《一个向 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第131—152页。
① 关于这方面的戏剧性事例之一，见欣顿：《翻身》，第364—368页。
① 见弗朗兹·舒尔：《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431—437页。
② 关于各地实际土地分配差异的例子，见欣顿：《翻身》，第592页，以及杨庆堃：《一个向共 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第146—152页：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61、 90页。
① 这至少是杨庆堃在《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里的结论（第155—157页）。这 一时期税制的详细论述见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102—143页。
② 安妮塔·詹、理查德·马德森、辛格森·昂格尔：《陈村》，第52页。
① 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47—250页；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 的中国乡村》，第163—165页。
② 见威廉·欣顿：《身翻：一个中国村庄的继续革命》，第76—93页；维维恩·舒：《过渡中的 农民的中国》，第153—191页；以及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第 203—214页。关于共产党时代之前的互助，见莫顿·弗里德：《中国社会的组织》，第117— 120页。
① 简·迈尔达尔：《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第140页。
① 简·迈尔达尔：《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第141页。
② 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185，195—245页。
① 埃兹拉·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一个省城的规划与政策（1949—1968）》，第 138—142页。
② 简·迈尔达尔：《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第141页。
社会改造（1955—1963年）
集体化
在农村中建立互助组的方法预示了农业集体化的过程。首先是声势浩大的宣传，以使农民确信新农业组织形式是自己的长远利益所在。然后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这种新的农业组织形式，新形式与农民过去所习惯的形式只是稍有不同，而且显然符合许多农民的最大利益。接着是那些控制着农村经济命脉的国家机构的转变——这种转变使得农民如果抵制加入新组织，他们在经济上就将处于不利地位。同时，新组织也朝着有利于国家把农业剩余输往城市工业的方向发展。许多农民对此感到气愤，但并没有直接抵制，因为绝大多数农民在还没有完全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就已经发现他们被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