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298]
① 例如，在巴基斯坦代表团所调查的10个公社中，个人自留地总共占全部可耕地的7.55％， 而政府的指标是5％。沙义德·贾维德·伯基：《中国公社研究（1965）》，第35—36页。
② 60年代的数字出处见前引书，第40页。1982年的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4），第471页。
① 这种数字年年都稍有起伏。这里的数字是1965年的（《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5页）。
② 同上。
③ 有关1981年各种责任制的讨论，参见刘绪茂：“我国农村目前实行的几种生产责任制介绍”， 《经济管理》，第9期（1981年9月15日），第12—14页。在凯思林·哈特福德的“社会主 义农业死了；社会主义农业万岁！：中国农村组织的变迁”中，对这些制度也有大段论述，见 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编：《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第31—62页。
④ 关于向家庭农业转变的过程，许多作者曾做过描述和分析。这个过程中较早的部分能够描 述，这部分地是以第一手的村庄研究材料为基础的，见威廉·L.帕里什编：《中国农村的发 展：巨变》。又见戴维·兹维格：“对中国农村变革的反对：责任制与人民公社”，《亚洲概 览》第23卷第7期（1983年7月），弗雷德里克·W.克鲁克：“公社体制的改革与乡—集 体—家庭体制的兴起”，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面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第1卷，第 354—375页。
① 然而，与实际缺货市价的背离，依然确实存在。例见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的农业价格”。
① 如果双重市场（其中一个受控制）被一个单一的不受控制的市场取代，则辅助性市场的价格 往往就反映不出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统一市场上的价格将高出过去政府控制的价格水平。 但是，较高的价格将造成粮食消费缩减，因此，供求通常能在低于辅助性市场的价格上达到 均衡。然而，要确定所达到的具体价格，关系到种种假设。由于这些假设过于复杂，在这个 注脚中我们不能涉及。
① 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统计年鉴》（1984），第277页。
① 经济计划委员会：《韩国经济主要统计资料》（1986），第75页。
② 经济计划与发展委员会：《台湾统计数据册》（1986），第65、67页。
③ 中国人的收入年均增长约为9％。对粮食需求（包括牲畜饲料）的收入弹性的保守估计可能 是0.6，这将意味着粮食需求一年中以5.4％的速率增长。假设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就不 同；但是，要提出一个在这个时期产生出不高于5％的需求增长率的合理假设，并不是件容 易的事。
① 例如，在1987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关于乡镇企业的会议上，杜润生在发言中清楚地指 出了鼓励进口的政策和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案之间的关系。
② C.R.罗尔：“中国农村收入的分配：30年代与50年代的比较”。
① 罗尔的数据按地区给出了富裕的、中等的和贫穷的农民的收入。如果假设在既定地区富裕农 民和贫穷农民的收入在集体之后与中等收入农民一样，便能得出这个模拟分配的吉尼系数 为.211，这个系数勉强低于集体之前（和土地改革后）的那些时期的，277的数字。
① 罗尔：“中国农村收入的分配”，第72页。
② 德怀特·珀金斯和沙义德·尤素福：《中国农村的发展》，第115—119页。
① 这个问题在拉迪的“中国的衣业价格”一文中有更大篇幅的讨论。
结 论
显然，认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本没有任何经济发展战略的说法是错误的。投资计划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式重视机械与钢铁的计划没有改动的翻版。自力更生，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国外进口和外国技术的依赖，在1966—1976年这10年间成了常用的术语，听起来像是毛主义的调门。但在实际上，自力更生与50年代中国自给自足的政策或30年代俄国对外贸易的政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别。
在中国农村，政策受苏联影响极小。首先，人们认识到如果农业产量停滞不前，就是致命的大事。问题在于如何提高农业产量，而不是要不要提高。而中国采取了一种双管齐下的战略，将“实用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观念不稳定地结合在一起。“实用主义”推动了化肥工业迅速发展并进口了大量肥料。那些与毛观点接近的人搞了大规模的群众劳力动员，还树立了大寨榜样。他们还力主农业所需的现代化投入物资大部分应由农村地区的小型工厂提供。
在形式上，计划和控制的经济体制依然沿袭苏联的集中化模式，只是60年代初期作了小小的修改。五年计划或许始终都有问题，但年度计划依然决定着一个企业生产什么。重要的物资和设备通过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进行分配。工资依据苏联的制度分为八级来支付；而农村集体的收入，与50年代（不包括大跃进时期）和60年代初期一样，是以所挣工分为基础的。
如果形式上尚无不同的话，那么，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在这种形式的范围内，政策的实际贯彻情况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苏联的八级工资制的意图本是提供物质刺激，促使人们更努力地工作，但中国人以冻结工资级别和取消奖金的手段，撤消这些物质刺激。在农村地区，政治态度在分配工分时，往往与所付出的劳动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在管理方面，企业继续接受降低成本和投入的指标，但如果产量指标完成了，这些指标就不必认真地对待。此外，政治上的考虑常常干扰着评判标准，而在其他国家，这种评判工作是更加重视技术条件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干扰和取消物质刺激的尝试，看起来并未减缓增长。但事实上，现在有了可以分析研究60年代末70年代初增长情况的数据，使许多分析家大吃一惊的是，在此期间，除政治动乱达到最高峰的1967、1968两年外，发展仍然相当迅速。但是，这种增长是建立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的投资和能源投入上的，而这些投资和能源投入的无效使用正与日俱增。只要这些投资能持续增加，大庆油田的石油源源不断地涌出，就会构成维持增长的可行手段，尽管这种手段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作用不大。
然而，到了70年代中期，经过20年实际工资的停滞之后，劳动纪律正受到破坏；大庆和其他油田的石油产量已达到顶峰，面临着下降的危险。投资率虽然持续上升，但资本—产量比提高得则更快。无论由谁来控制政治局面，由于恣意滥用人力和物力，保持稳定增长的年月都是快到尽头了。
随着毛的去世和“四人帮”被清洗，中国在1977—1978年间的暂时领导人在一场加速增长的尝试中，进行了明显的外向型转变，鼓励企业大量引进国外技术；他们还同样明显地推翻了文化大革命反对物质刺激的政策，恢复了奖金，提高了农业收购价格，全面提高工资。但是，人们仍然重视机械和钢铁，这种重视与物质刺激和对外贸易的政策不相协调。
在1978年末和1979年初，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最终、至少暂时地放弃了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学。消费品第一次不仅在国内消费，而且在出口方面，取得了优先于生产资料的地位。中国的发展战略向它的东亚邻国成功地遵循的那个模式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
改革时期第一阶段的某些特征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全面减缓增长速度以“调整”经济体制的努力并没扩及到1981年之后，1981年，工业和农业的增长速度猛升。降低重工业重要性的做法，也证明是暂时的。在1982—1986年这个时期，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增长比率回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通行的那个水平上。能源供应的不景气状况结束了，这个关键部门重新恢复了增长势头，这为再次推动运用能源的重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但是，中国的部门发展战略并未完全返回以前的模式。重视扩大出口、向海外借款和欢迎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外向转变，不仅得以持续，而且还有所发展，并在更多的领域中出现。降低轻工业和消费品重要性的做法更多地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农业生产波浪式的发展意味着，消费品增加了，增加了的工资和获得的奖金能买到东西。就部门发展战略而言，中国迈出了引人瞩目的一步：沿着其东亚邻国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战略的方向前进。出口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中所起的作用，比如说，不如在韩国大，但是，这种情况更多地是说明中国幅员辽阔，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贸易在大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要比小国小。中国的贸易比率，尽管比韩国或台湾小得多，但与日本60年代的比率非常相似。与周围较小的国家相比，中国贸易的这种比率，是中国之所以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更加注重重工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相比之下，韩国在60年代集中发展轻工业，它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通过进口得到满足。
部门战略上的这些变化，仅仅是毛去世和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之后所进行的改革的一个部分而已。具有更大潜在意义的是，为根本改革以前管理经济的制度而采取的若干行动。
早在1977年中央便已开始放松对外贸易的集中管理，但是又不得不恢复控制，因为企业趁机签订了远远超过中国支付能力的进口合同。那些已沿续下来的最初几项改革措施中，有一项是取消对农村市场管理的控制。紧随其后的是，农业集体实际上被放弃了，生产责任制推广了，责任制在1983年达到高潮。在1979—1983年这短短五年里，中国已从一个受来自上级的国家定额和更多地来自党的干部所坚持的那些标语的共同严格控制的集体农业体制，走向主要通过间接的市场机制控制的私人家庭农业体制。少数市场限额虽仍保留下来，但80年代中期已采取措施开始取消这些限额。
工业中苏联式的计划和管理体制废除的速度比较缓慢，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这里需要进行的改革比农村中的情况复杂得多。工业体制改革的试验早在1979年便已开始。这些最初的尝试，本质上是试图使苏联式的官僚指令性体制能更好地运行。企业的内部管理作了一些改革，对地区市场的垄断控制有所放松，以利于竞争；给予各种计划指标的优先地位也得到调整，效益方面的指标越来越受重视，而产量指标却越来越不强调了。
到1984年10月，部分地由于农业改革取得显著成就，党要求在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