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291]
根据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模式，这条战略（它就是根据费—马模式制订的）不仅在国民收入和生产资料工业方面，而且在消费品和人民生活水准方面，都造成一个高速发展。实际上，这个模式提出的唯一正确的预测是，投资率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提高。国民收入增长率不提高，投资率便会下降，消费增长率也将随之下降。有关消费情况的数据将在以后提到，而当务之急是解释为什么没有出现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所期望的、上述模式所预测的那些结果。
情况往往就是这样，模式本身是不错的，但这个模式发生作用的那些假设在中国是没有根据的。最大的错误在于资本—产量比率固定不变的假设——一定的投资水平每年将造成相同的生产水平。而事实上，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中国的资本—产量比率开始逐渐上升，而既定的投资水平造成的产量增长却越来越小。
提出这种观点所依据的材料是不够充分的，但表14和表15中却列举了一些相关的数据。表14的统计数据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产出比率，但在这些工业中，这些比率所发生作用的情况应与实际资本—产出的比率大体相当。表14中所列各部分，占全部基础建设投资和绝大多数与生产资料部门相关的投资的60％。
表14 重点工业的投资—产量比率
表15 边际资本—产出比率
这些比率说明了什么呢？在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期间，生产一千瓦小时的电所需投资，是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期间所需投资的三倍；生产一吨钢所需投资近乎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投资的两倍；每吨运输公里所需投资超过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投资的40％。从资本投下到开始生产需要一段时间。对此间隔时间长短有不同假设。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外，不同的假设将改变这些结果，但并不改变全部结论。①就付出的资本而言，中国所得到的收益越来越少。表15反映了全国范围内所受到的影响。
我们在本章后面将对资本—产出比率高速增长的原因进行探讨。工人物质刺激的减少和计划不当，只是一部分原因。可以在条件更差的地方开发新油田，也可以在地形条件极差的地方修建新铁路。但无论如何，国民收入增长率明显地下降了，而由于投资率提高，消费资金几乎没有什么可增长的了。
实际和名义工资与农村集体收入
表16 （每年以元为单位）
国防开支迅速增加，也使60年代后期的消费额进一步压缩；据西方的估计，国防开支在1965年为240亿元，1971年增至400多亿元。如果这些开支大部分投入到军备生产的话，它的增长也将促进资本—产出比率的提高。不管是什么情况，林彪的倒台使国防开支增长到了头。1972年军费预算减少了几十亿元；到1979年中国打入越南，军费预算一直稳定在400亿元左右。
从表16的工资和农业收入的数据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消费方面的一些情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农村集体的收入每年都在增长，但增长率仅为平均2％以下。由于就业工人在家庭成员中的比率增大，城市的收入实际上也有所增长。总而言之，在1957至1978年间，国民消费量在人口增长率为2％的情况下，以每年年均4.5％和人均2.5％的比率增长着。①年均2.5％的增长率，将使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每28年翻上一番；与美英19世纪的水准相比，这个成就不可谓不很重大。但年均增长2.5％距年均增长5％的承诺相差甚远，后者似乎是中国参考50年代苏联的增长模式提出的。5％的增长率，将使人均消费量在1952至1980年之间提高4倍，实际工资也将走出停滞状态。
① 有关这个模式的最优秀的也是相当简明的论述，参见海韦尔·G.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 论导引》，第110—119页。
① 如果进口占国民收入5％，投资占30％，而且全部进口是由需要投资的产品构成的话，那么， 投资的16.7％将由进口提供（5/30），而其余的则靠国内自产。
② 中国的数据表明，全部进口的80％是“生产工具”，但是，中国的数据中包括许多中性产品， 如纺织纤维、橡胶等。
③ 这些数据来自霍利斯·切纳里和莫里斯·赛尔奎因：《发展模式（1950—1970）》，第192— 195页。
① 机械、设备和科学仪器的进口额，从1966年34870万美元，跌至1968和1969年的13600 万美元和13180万美元，此后，在1970年又急速回升到27660万美元〔美国中央情报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手册》（1972年12月），第25页〕。
① 在这几个时期，中国物价的增长率非常有限。
① 这些消费估算，是采用中国对实际国民收入指数的估算获得的，去掉供积累使用的资金，从 而得出一个消费指数。中国在编排国民收入指数时，使用方法对增长率略有夸大，因而，消 费增长率也被夸大了。
工业战略的变化（1977—1980年）
1976年下半年，毛去世。这以后的两年中，与以前相比，工业政策只发生了有限的变化。从工业战略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变化是越来越重视出国学习国外的技术和重新依赖物质刺激促使工人农民工作得更加努力、更有成效。
然而，在1977和1978年，计划制定者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强调点的变化对工业投资政策的意义。他们这时的想法体现在调整和贯彻毛去世前制定的“十年规划”（1976—1985年）之中。①到1985年，钢产量翻了一番多，达到6000万吨，仍然被视为工业发展的“关键环节”。计划中的120个大型工程中，钢铁联合企业占了10个，有色金属联合企业占了9个，铁矿占了8个，油田和天然气田占了10个，发电站占了30个，新建货运铁路占了6个，重要港口占了5个。这10年中，仅其中8年的总投资额便将“大大超过”前28年的投资总额。简言之，这个十年规划简直就是苏联式的对重工业进行高投资的计划。
起草这个规划时是否经过审慎思考是值得怀疑的。众多重要的计划制定者仍有待于恢复名誉和给予有实权的官职。统计数据仍然是在地方一级搜集的，但这些数据并未被反复核对过，甚至数据的编制往往也不是在国家一级进行的。②
这个计划质量之差从一个地方便可看出：计划把十个新油田——“十个新大庆”——的指标当作目标提出来。十个新大庆意味着，石油产量将从年产1亿吨增至年产4亿吨左右。这些新油田事实上只是白日做梦罢了。近海的勘探工作尚未开始，岸上的勘探工作也不充分。一个大庆尚未出现，更何况十个大庆了。这些油田只好留待时机成熟时再开发了。1978年初的实际情况是，中国石油产量正值高峰期，在1982年，中国至少全力以赴才能维持产量不下降；但是，规划却是以提高几倍为基础的。中国已经没有大量的过剩能源可供出口，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它将面临能源短缺的局面。钢铁部门的计划也比石油部门好不了多少。据西方的一项估算，中国人必须花费400亿美元外汇，方能实现6000万吨钢材指标，①或者说，每年要花50亿美元，而1978年全部出口所得只有97.5亿美元。
这个规划不只是杂乱无章和依据不足，正如已经指出的，经济计划判定人还决定更大限度地购买国外技术和提高工资与农产品的购价以增加刺激，但他们对此决定的深远含义尚未能够理解。要大量增加进口，中国要么必须有效地加强出口，要么必须大量地向国外借款。实际上，借款只是杯水车薪，丝毫满足不了中国对外汇的需求，只有靠出口了。可是，中国有什么东西可望迅速扩大出口呢？
1977和1978年，农业作为中国传统的出口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中国外汇的一半还要多。但农业是中国拖后腿的项目，政府为城市征收足够的粮食都很困难，更谈不上增加对外销售了。况且，在富有刺激的新计划下，国内对粮食的需求比以往增长得更快。降低人口增长虽能以另外的方式起些作用，但总的来说，中国不能通过出口更多的粮食来满足进口需要。
十年计划的起草者或许希望靠石油减缓一下萧条状况，但如已指出的，这个愿望是徒劳的。此外，唯有可能的是出口制造品，但出口哪一类制造品呢？该规划要求生产更多的钢材和机械，然而，中国会成为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国吗？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有此可能，但更有能力生产这些东西的典型国家是那些更发达的工业国，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余的便是消费品了。消费品是刺激中国的邻国——二三十年代的日本以及六七十年代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出口的驱动力。
中国对物质刺激的重视，也助长了国家在工业和农业中更重视消费品的倾向。如果新增钱币什么也买不到的话，工资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将毫无意义。事实上，货币收入增长，而消费品生产却没有增长，这是反生产性的。不仅私人消费没有增加，配给已有的产品也得紧缩，不是正式紧缩（发配给票证）或非正式紧缩（排长队）。
因此，在十年规划的目标和正在出现的外向性的以物质刺激为基础的战略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随着1978年的进展，或是当时的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了这个矛盾，或是始终意识到这个矛盾的那些人再次掌权，或是两种人都有，不论是哪种情况吧，1978年12月做出决定：调整工业发展的重心，至少是暂时地调整。
1978年12月22日发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表明了即将到来的政策。在公报中，讨论的一半以上的经济议案集中在提高农业产量和人民生活水平这些问题上。①更重要的是，陈云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陈云在1961—1965年期间，是恢复政策的设计者；在更早的时候，他曾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作过一个重要讲话，提倡更大地发挥市场作用和限制过度的集中化。②当50年代引进苏联式的工业战略时，他虽是经济领域的中心人物之一，但人们都知道，他对过分强调重工业的危险作出了敏锐的评价。
1979年6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新的重心。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余秋里要求人们重视农业、轻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将其作为首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