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247]
然而，俄国人还是给北京送去了明确的信息。苏联代表团团长柯西金在从河内回国途中（他的飞机已降落在苏联的塔吉克共和国），接到了莫斯科要他前往北京与周恩来会晤的电报。9月11日，这两位政治家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②曾竭力避免与俄国人见面的中国领导人明确表露了他们的不快：会晤只持续了不到三个半小时，而且是不顾苏联人的反对在北京机场而不是在市内举行的。此举与过去几个世纪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蓄意侮慢是一脉相承的。然而，二人达成的协议实现了苏联一直寻求的目标：恢复边界谈判，停止边界冲突。虽然双方都未正式公布机场协议的内容，但据半官方消息透露，柯西金提出了下述建议：③
1.维持边界地区的现状。
2.避免再发生军事冲突。
3.在边界地区的某些地点建立非军事区。
4.恢复边界谈判，以已有条约和边界现状为谈判的基础，对边界线进行调整。
5.恢复边界居民的迁移活动，特别是苏联工人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黑龙江沿岸地区的迁移活动。
对苏联而言，这显然是一个胜利，因为苏联对要谈的问题和谈判的基础作了详细的阐述。不过，前三点对中国也有好处，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联的军事威胁。在何处建立非军事区及非军事区面积的大小问题将使双方产生争议，中国人将利用这些问题阻止或拖延有关边界问题的实质性会谈。不管怎么说，中国人终于同意恢复谈判作为消除苏联的威胁的一种手段，而这也正是俄国人所希望的。
9月11日机场会晤之后，情况马上发生了有益的变化：苏联人停止了对中国人的抨击；①边界事件未再发生；②贸易谈判得以恢复；③此外，两国都在采取步骤互派文化大革命初期召回本国的大使。不过，中国人还在拖时间。恢复谈判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人们甚至不清楚中国人在北京是否同意了柯西金的建议。况且，即使达成了一项协议，双方的解释也会是大相径庭的。事实上，除9月11日发表了一份简短的无具体内容的公报之外，④没有迹象表明双方达成了协议，甚至没有就努力达成一项协议取得一致意见。
身为新闻记者的苏联间谍维克多·路易斯于9月17日在伦敦《新闻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发出了苏联要对中国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暗示性恫吓。文章特别提到了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内涵——断言苏联有“权”单方面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也提到了对罗布泊核基地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是双方未达成协议的证据之一。证据之二是中国人在东京会见了当时的全苏工会主席谢列平。①谢列平说：“中国人对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看上去是积极的”以及“我们希望谈判……得以恢复”。这表明中国人尚未接受苏联的建议，甚至在9月30日尚未给予莫斯科正式的答复。据驻莫斯科的外交官报告，北京甚至在10月1日的国庆节之后仍未作出答复。②
这时轮到中国人在不失面子的情况下作出必要的让步以恢复谈判了。他们分别于9月18日和10月6日向俄国人递交了正式信件（在此期间，苏联显然作过答复，但内容一直未披露），③最后又于10月7日和8日公开发表了重要声明。在10月7日的声明中，中国宣布两国政府已同意恢复1964年中断的边界谈判。声明还说，中苏两国将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谈判（高于莫斯科最初提出的谈判级别）。声明还明确指出，双方在领土问题上的分歧是由俄国或苏联违背“不平等”条约的规定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所造成的。对此，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交换的中国地图上（未公开出版）有详细的标示。10月8日的声明驳斥了苏联6月13日的照会。④不过，在声明的最后，中国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确立了北京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就其实质而言，前三项原则与上文述及的中国政府在5月24日的声明中提出的条件是一致的。后两项原则重复了柯西金9月建议的许多内容。这首次表明，中国人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不过，这些原则也显现出了中苏之间的两点重要分歧。
第一，中国人想以重新划定两国边界全部走向的新条约代替过去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这与他们在1964年的立场没有区别，但与苏联的建议相去甚远。苏联建议对现有边界作更精确的划分，但不同意在新条约签订之前取消所有旧条约并承认其“不平等”的性质。第二，中国重申了原来的主张：为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双方都撤出一切有争议的地区，如中国人所说的俄国人违反“不平等”条约而占据的那些地区。苏联人显然不可能同意这个条件，因为它威胁到了伯力和其它重要地区的安全。
然而，苏联对中国的声明作出了积极的反应。1969年 10月 20日，谈判终于开始了。这样，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六个月之后，两国又同意——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压力——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了。对中国来说，谈判的恢复至少可以部分地减轻苏联的军事压力。现在看来，1969年北京显然根本不打算达成任何妥协性的协议，即不符合它所阐述过的诸项“原则”的协议。参加谈判的苏联代表团于10月19日抵达北京，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另有成员七名。中国代表团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首，也另有成员七名。①
① 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77—1183页。
① 弗农·阿斯帕图里安：“七十年代的苏联、美国和中国”，《概览》第19卷，第2期（1973年春季号），第103—122页；威廉·E.格里菲思编：《世界与大国三角关系》；迈克尔·塔图：《大国三角关系：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罗纳德·J·亚利姆：“三极与世界政治”，《世界事务年鉴》第28卷，第23—42期；托马斯·W.鲁宾逊：“缓和与中苏美三角关系”，见德拉·W.谢尔登编：《缓和面面观》，第50—83页；托马斯·W.鲁宾逊：“战略三角关系中的美国政策”，见理查德·A.梅兰森编：《既非冷战也非缓和？》，第112—133页。
② 安泰顺（音）：《中苏领土争端》。
③ 同上，第58—90页。
① 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1—1183页。
② 新华社消息，1969年3月3日；《人民日报》，1969年3月4日；新华社关于边界冲突的纪录片的报道，1969年4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年5月24日，1969年5月24日新华社电讯，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69年5月26日，A1-10；《打倒新沙皇！》，《人民日报》1969年3月3日，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373期（1969年3月11日），第17—19页。
① 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3—1185页。
② 哈里·格尔曼：《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和反华冒险》，第12—15页。中国人显然知道苏联在集结军队，还因此指责了莫斯科，参阅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5—1187页。
③ 《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36期，第136页；《国际共产主义译丛》第852期（1966年6月23日），第13—14页。
④ 江一山：“共产党中国的军事（1968）”，《祖国》第59期（1969年2月），第20—36页。
⑤ 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 1187—1189页。
① 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89—1190页。
① 此处参考了鲁宾逊“中苏边界争端”第1190—1194页及所引用的有关材料。
① 关于林彪失败和死亡的文字材料虽然很多，但有许多是不可信的。这些资料还充满矛盾，使用的时候应特别注意甄别，参阅姚明乐：《林彪的密谋与死亡》。这本书基本上是伪造的。较为可信的是高英茂：《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另可参阅鲁宾逊：《林彪的政治军事生涯，第二部（1950—1971）》。
① 威廉·W.惠特森：《中国的高层指挥：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第11章，“战略与战术”。
① 托马斯·M.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
① 6月10—11日的事件，见新华社消息，1969年6月11日；《纽约时报》，1969年6月12日；《真理报》，1969年6月12日；7月8日的事件，见新华社消息，7月8日；《纽约时报》，7月8日；《真理报》，7月8日；莫斯科广播电台消息，7月10日；外国广播信息处：《苏联动态》，7月14日，A30-32；7月20日的事件，见《真理报》，9月11日；8月13日的事件，见《真理报》，8月13日；《纽约时报》，8月14，15，16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9年8月14日；《苏联动态》，8月15日，A1-4；《消息报》及苏联其他报刊，8月16日；《苏联动态》，1974年2月28日，C2-3。
②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435期（1969年6月12日），第24页；新华社消息，1969年8月19日；《纽约时报》，1969年9月9日。
③ 中共军队历来把先发制人的进攻当作一种实用战术（而不是总体战略）来加以运用，参阅惠特森：《中国的高层指挥》。
① 塔斯社消息，《真理报》，《消息报》，1969年3月30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69年4月16日，第3—5页；《苏联动态》，1969年4月1日。
② 《苏联动态》， 1969年4月14日。
③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周报》，第18期（1969年4月30日），第33页。
④ 同上。
⑤ 《真理报》，1969年5月3日；《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