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230]
② 有关上海事件的论述，见沃尔德：《张春桥》，第7章。
① 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见《北京周报》1967年1月27日，第7—9页。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967年1月 23日，载“文件汇编”，第49—50页。
① 菲利普·布里奇海姆：“毛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载《中国季刊》第34期（1968年4— 6月），第7页。
② 《红旗》1967年2月1日，第3期，出自《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0期，第86页；译自 《红旗》（1967年3月1日）第12—21页。
① 弗拉基米尔·伊·列宁：“国家与革命”。见亨利·M.克里斯曼编：《列宁的主要著作》，第 290页。
② 《红旗》1966年2月15日，第4期，见《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35期第137页，译自《红 旗》（1966年4月21日）第5—22页；《决定》摘要见第9页。关于这一时期巴黎公社模式 的使用，见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回顾革命：中国人眼中的巴黎公社”，载《中国季刊》 第49期（1972年1—3月），第106－125页。
① 沃尔德：《张春桥》，第61页。
② 关于毛的评论，见《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卷，第451—455页；《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 49期，第826页，《有关共产党中国的译文集》（1970年2月12日），第44—45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对夺取政权的宣传和报道问题的通知”，1967年2月19日， “文件汇编”第89页；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136—137页。
① 哈丁：《组织中国》，第253页。
① 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论述，见托马斯·W.鲁宾逊：“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 载托马斯·W.鲁宾逊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第165—312页。
②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60—261页。
①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71页。
② 《大审判》一书中这类事例到处可见。
③ 《火车头》，1967年2月7日，载《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3898助（1967年3月14日），第 4—7页。
① 军队介入不断升级可追溯到中央的指示，见“文件汇编”。
②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23页。
③ 见于尔根·多姆斯：“文化大革命和军队”，载《亚洲概览》第8卷第5期（1968年5月）， 第349—363页；于尔根·多姆斯：“军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过程中的作用（1967—1968）”， 载《中国季刊》第44期（1970年10—12月），第112—145页；哈维·W.内尔森：“文化 大革命中的军事力量”，载《中国季刊》第51期（1972年7—9月），第444—474页；内尔 森：“文化大革命中的军队官僚”，载《亚洲概览》第14卷第4期（1974年4月），第372— 395页。
① 多姆斯：“军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过程中的作用”。
② 对中国军事政治中野战军作用的分析，常见的参考书有：威廉·W.惠策恩、黄震遐：《中 国的高级指挥：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也见钱玉生（音）：《衰退的中国革命： 军队中的不同意见与军队的分化（1967—1968）》；威廉·L.帕里什：“中国军队政治中的派 系”，载《中国季刊》第56期（1973年10—12月），第667—669页。
③ 《一场大审判》，第82—89页。
①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45页。
②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6卷第2期（1973年夏季号），第96－99页。
③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卷，第451—455页；《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9卷，第826页， 《有关共产党中国的译文集》（1970年2月12日），第44—45页。
① 《文件集》，第19—20、21页；《大审判》，第160、164页。
① 《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9卷第826期；《有关共产党中国的译文集》（1970年2月12 日），第22页。
② 《文件集》，第54—55页。也见迪特默：《刘少奇》，第152—153页。
③ 《文件集》，第56、61、66、71—72、78—79和89页。
① 同上，第84页。
② 《文件集》，第72、82、83、85和87—88页。
③ “二月逆流”的叙述来源于1979年2月26日《人民日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 态》，1979年2月28日，E7-20；1984年10月21和22日《新华日报》中聂荣臻回忆，见 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4年1月6日，K21-24。也见李：《文化革命的政治》第 6章；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5章。
① 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220页。
① 对“武汉事件”的叙述根据陈再道的“武汉‘七·二○事件’始末”，见《革命史资料》第2期，（1981年9月），第7—45页。和托马斯·W.鲁宾逊：“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方冲突和省级官员的造反”，载《中国季刊》第47期（1971年7—9月），第413—438页。
① 《文件集》，第111—112，115—116页。
①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增刊）》，第198期（1967年8月），第8页。
② 有关这一时期外交部的斗争，参见梅尔文·格托夫：“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和外交事务”，载鲁宾逊：《文化大革命》第313—366页。
③ 关于这一时期重新复活的激进主义浪潮，见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8章，以及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8章。
① 《红旗》第12期（1967年8月），第43—47页。
② 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207页。
③ 有关“五一六”兵团垮台的情况，请看《当代背景材料》第844期（1968年1月10日）；巴里·伯顿：“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阴谋：‘五一六兵团’”，载《亚洲概览》第11卷第11期（1971年11月），第1029—1053页。
①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026期（1967年9月22日），第1—2页。
② 同上，第4069期（1967年11月29日），第1—9页。
① 解除杨成武职务的材料是由事件的参加者包括那些与林彪亲近的人提供的。见考：《林彪》，第488—500页，在《新华日报》（1984年10月9—10日）和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4年11月5日聂荣臻的文章，（第18—21页），以及在《北京晚报》1985年4月12日及1985年5月1日的傅崇碧的文章，（第9—10页）。也见哈维·W.内尔森：《中国的军事体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研究》，第97—101页。
①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70—271页。
②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卷，第470页。
①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105页。
② 《北京周报》第11卷第35期（1968年8月30日），第3—6页。
③ 托马斯·P.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走向农村》，第57—58页。
政治体制的重建
随着1967年8月底清洗“五一六”兵团和翌年春天遣散红卫兵，文化大革命的重心从对旧秩序的破坏转变为创立新秩序——从中国人所谓的“批斗”时期转变为“批改”时期。重建政治体制包括两个方面：完善革命委员会组织和重新恢复党自身的地位。
这一时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形式上，中国“新”政治秩序的结构与文化大革命前夕存在的那种结构几乎没有什么差别。①文化大革命以沿着巴黎公社的路线，“推翻”官僚机构并建立直接民主的乌托邦式的夸张词藻开始的。但是，当政治重建的工作实际上已开始以后，重建的蓝图才描绘出来，而且远不是那么美妙。干部们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他们在那里参加体力劳动和政治学习，认为这样就能培养他们更为无私和更为有效的工作方式。人们认为革命委员会及其监督下的官僚机构比之以前的机构更加精悍能干，而且更加忠实于毛主义的价值。而且由于其中包括了少数群众代表，这些组织被认为更能代表大众利益。虽然如此，重建时期的组织路线在这两个方面仍然十分明确：政府机构仍按官僚政治路线来建设；中国共产党仍是一个指导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列宁主义的组织。
新的政治体制区别于以前的政治体制的地方是它的成员而不是它的机构。军队官员比50年代初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级别较高的组织中。老一辈的政府官员靠边站，让位于那些缺乏经验、文化程度较低、派性观念重而且资历较浅的男男女女，尽管这些人并不比前者年轻多少。接纳新党员的工作重新开始。而且强调要大量吸收从红卫兵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积极分子。此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牺牲者、积极分子和旁观者之中所造成的冲突尚未解决，结果，党政机构受到了宗派主义的严重侵染。
毛的“战略部署”
1967年9月，毛泽东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制定了所谓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为前20个月的混乱辩护的同时（“不要怕制造麻烦，我们制造的麻烦越大，越好。”），毛承认，乱子已达到了它的目的，现在应迅速结束。毛告诫说：“车子开得太快就要翻，因此，谨慎是必须的。”①
毛发现，当务之急是在中国29个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直到此时，成立革委会的进程十分缓慢，令人烦恼：1967年1月到7月底，在省一级仅有6个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指示：现在我们必须“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毛期望这些任务到1968年1月能完成。
毛似乎认为两条指导方针有利于其余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首先，毛现在准备看一看，人民解放军究竟能否主宰这个进程，因而毛愿意检验一下军队的权威和忠诚，并愿意宽谅它的偶尔的过失。就像他在夏末所说的那样：“军队的威望必须坚决维护，无论如何都不能有任何迟疑。”有一次，毛以相当宽宏大量的口气提及武汉事件，他接着指出：“军队在首次执行大规模的支左、支工和支农以及执行军管和军训的战斗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