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218]
这样，在60年代初，林不仅恢复了部队的政工系统和一些传统军事思想，也成功地于 1962年与印度在边界打了一仗，两年后又引爆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些成就表明，人民解放军的“红”并不是以失去“专”为代价的。
60年代初期人民解放军的非凡表现与同期众所周知的党政机构的软弱无力形成明显对比。所以，毛把林彪看成比刘少奇或邓小平更能干的组织管理者和更为忠诚的副手，并且把人民解放军作为政府机构学习仿效的楷模就不足为怪了。为此，1964年2月，发起了“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全国性运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政府机构以人民解放军的政治部作典范建立了自己的政工部门，这一机构负责政府官员的日常政治学习。政工部门中约30%至40%的职位由军队转业干部或直接从部队借调的军官担任。①
林彪自然很乐意让军队充当这一新角色。实际上，很有可能是林彪首先提议在政府机构中设立政工部门，更有可能是林彪提议将政府机构的政工部门统一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管辖。如果这一建议被采纳，将会大大增加军队在政府事务中的影响，侵犯了党在这一领域内的传统责任。虽然刘少奇同意毛的决定，在政府机构内设立政治部，但他坚持政治部应由负责经济工作的党的机构来管辖，而不受军队政治机关领导②。
尽管如此，“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倡议和政府机构中政工部门的设立使解放军和林彪对政府事务比50年代初以来的任何时期都具有更大的影响。1966年2月，人民解放军召开了一次讨论文化工作的会议，名义上只限于军队内部的文艺工作，实际上对全国文艺界都有很大影响。③1966年3月，林给一次全国性的工贸会议写了一封信，号召经济管理者们更积极地学习毛主义——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无足轻重的信件，但却标志着林对全国性的经济工作有了更大的发言权。④
激进的知识分子最初的毛联盟中的第二支力量是激进知识分子的小集团，到1966年年中，他们充当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裁判者和群众发动者。纠集这帮极左宣传家和作家的关键人物是毛的妻子江青，她很快认识到，毛与党的机构的紧张关系给她带来了可以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极好机会。
江青1937年去延安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之前，是上海的一个二流演员和文艺圈中名声不太好的女人。她与毛1938年的初次接触给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从舞台转向政治提供了机会。由于她复杂的背景，她与毛的婚姻遭到许多高级领导人的坚决反对，只是在她同意30年内不参加政治活动后，这桩婚姻才得以认可。①由于健康原因，她在50年代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但到60年代初，她健康状况好转（虽然脾气依旧），开始着手一项新的工程：改造中国文化。她承担这一任务，一是她早期的舞台生涯使之勉强说得过去，而主要则是毛对文化领域内的“修正主义”日渐不满，给了她实质性的鼓励与支持。
江对京剧改革的最初努力遭到一些颇有名望的表演家的蔑视和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的反对，新闻界对她也不屑一顾。②遇到这些阻力，江转而求助于北京和上海的一批较年轻而相对激进的文人。与那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年纪较轻，地位较低，较少从世界范围来看问题，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更彻底。自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来，出于信念和职业的原因，在有关学术和文化问题上，他们中许多人都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态度。他们在60年代初期文化气氛比较宽松时，经常与他们更具自由化倾向的上司进行论争。③
江青与这些激进知识分子中的两部分人发展了关系：一部分集中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包括关锋、戚本禹和林杰），另一部分集中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包括当时任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以及姚文元）。前一部分人学有专长，精通历史和哲学，与之相比，上海这一批人在新闻批评方面更有经验，更懂得创造性的艺术。在北京方面，多年担任毛泽东私人秘书和理论家的陈伯达促进了江青与这些人的交流；在上海方面，共产党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为他们的联系提供了便利，与其他许多领导人不一样，柯庆施在大跃进失败后，仍然紧跟毛。
1963至1966年期间，江青与她的文人小集团将主要精力放在文艺事务上，尤其是她感兴趣的京剧和其他表演艺术的改革。（在这一行动中，共产党中南局书记陶铸也支持了江青。）可是，随着毛与党的机构之间的对抗逐渐加剧，这些激进文人开始转向更为公开化的政治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既批判毛的对手，同时也为文化大革命准备了理论基础。
毛阵营中的这第二支力量，用洛厄尔·迪特默的话来说，充当了“帝王亲信”的角色。①这些激进文人没有丰富的经历，政治立场比较教条和理想主义，除了通过江青与毛有所联系外，并无独立的政治声望。他们在现行的政治秩序中没有多大的既得利益，清楚地认识到反对现行体制比耐心地去适应更有助于他们飞黄腾达。一旦毛发现他们的忠诚、他们的宣传技巧、他们对激进理论的娴熟，使他们可以用作攻击党的机构的工具时，他们的权力也就增大了。
群众基础毛联盟中的最后一支力量，在 1966年年中和年底以前还处于隐蔽状态的是群众基础，主要由中国城市社会中那些自认为地位较低的人组成。似是而非的是，正是毛推动下出台的两项政策大大加剧了中国城市社会的紧张状态：学校招生和安排就业时要重新强调阶级成分；从郊区农民中招收一些临时工进工厂干活。实施这两项政策据说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
毛的群众基础中最积极的一部分是高中和大学里的学生。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运动主要出于年轻人正常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使他们与毛一样对地位优越的社会成员，对不平等，对60年代中似乎正困扰着中国的官僚机构的迟钝感到愤慨。毫无疑问，这些学生也很愿意得到因参加毛的反修运动而带来的地位与权力。
此外，60年代初期的教育政策也给中国学生带来分裂与痛苦。上小学和初中的机会增加了，而同时，高中和大学的招生人数却比大跃进时大大减少了，主要原因是国家在经济衰退时期要努力紧缩过大的财政开支。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前者的学生比后者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此外，在1964—1965年间，规定没有上大学和进工厂的中学生要大量送往边疆和农村，①这一政策成为后来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前兆。
往上爬的机会减少了——这就是永久送往农村的真正危险所在——广大学生便全力关心着晋升的标准。表面上，决定学生上重点中学、大学和安排理想工作有三条标准：家庭成分、学习成绩和政治表现。但是到60年代中期，标准的重心变了，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变得越来越重要，学习成绩则不怎么看重了。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最幸运的是那些出身于干部或军人家庭的学生，他们的学业成绩并不见得比别人好，但由于把家庭出身作为升高中、上大学和入团的重要标准，他们就得到更多的优惠。其次是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他们良好的家庭出身可以弥补其学业的平凡。处于最底层的是出身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他们常常成绩最好，但他们“很差”或“中等”的家庭成分成了他们升迁的最大障碍。①
正如学生们一样，城市工人也因60年代初的政策而分裂了。50年代的经济政策在固定工与学徒、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以及在较大的国营工厂工作和在较小的集体企业工作的工人之间就已经产生了裂隙。在任何情况下，前者都比后者得到的工资和工作福利多。
在中国采用苏联模式而导致的这些差别，又因1964年在工业中实行“工人—农民制度”而进一步扩大。根据这一政策，要按照工厂企业的具体需要，从郊区公社招收一些临时工或非全日制工人。官方认为这一制度有利于减少城乡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差别，因为它产生了一个同时既是农民又是工人的阶层。可是，真正实行起来，这个亦工亦农原则就显得并不像所说的那么高尚了：工厂很高兴有机会雇用临时合同工，与固定的正式工人相比，他们的工资低，也没有资格得到国营企业提供的退休金和公费医疗，随时都可以因表现不好被解雇。②
亦工亦农制实行的结果，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社会紧张。这一就业政策不但产生了深感不满的工人下层阶级（他们虽然与正式工干同样的活，收入却更少，更没有工作保障），而且还使更多的人产生跌入社会底层的恐惧。许多国营企业倾向于将原本属于正式工的工作分配给更有弹性的亦工亦农制工人。这样，学徒工眼看着升迁的机会消失了，就是正式工人也面临着被送往农村变成合同制工人的危险。
当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爆发时，群众性大规模抗议受到鼓励，这些团体的愤懑和个人的痛苦形成了红卫兵运动的燃料。像任何一场复杂的社会运动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每个人在60年代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政治倾向之间存在着一种松散的联系。但红卫兵运动中一个常见的模式是出身“较差”或“一般”、感到他们往上爬的机会逐渐减少的学生以及在经济分工的阶梯上位置较低的工人一起向党的机构发泄他们的愤怒。①
危机出现
当中国领导人就对越南的军事方针与战略、对文学界人士的政策及整党等问题的争论日趋激化时，我们上面讨论的问题与紧张状态在1965年秋至1966年夏之间达到了顶点。这些争论使得林彪和江青在毛的支持下，将他们的潜在对手靠边站，加强了他们对部队和文化机构的控制，从而使毛的政治基础更加稳固。就人民解放军而言，中国对逐步升级的越南冲突应作何反应的争论使他们有机会清洗了总参谋长罗瑞卿。罗是能够向林彪控制军队提出挑战的潜在对手。在文化领域，针对一出历史剧的论战——此剧被认为是指责毛的——最后导致罢免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重组党的宣传部，任命陈伯达、江青和康生——一个长期以来与毛关系密切的政府的安全专家——担任即将开展的反修运动的领导。几个月以内，毛已与刘少奇彻底决裂，将运动从文化领域扩展到高等院校和政府机构。
1966年春，毛政治阵营的三支力量——军队、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希望破灭的青年——逐渐融合成相对紧凑的联合阵线，他们可以充当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1966年2月，在一次军队文艺座谈会上，江青和林彪正式建立了联盟，此前，江青与军队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