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190]
5.土地制度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著作论述中国日益恶化的土地状况。马若孟著《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章对若干这类著作作了评介，并试图把大多数这类著作分为各种类型。这部研究专著也含有关于20世纪华北农业的内容广泛的书目。天野元之助著《中国农业之诸问题》附有1952年以前的中国土地状况研究专著的包罗最丰富的书目。这个时期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最近由田中正俊在《亚洲经济》第19卷第1—2期（1978年1—2月）第41—51页上作了最好的评介。1953年以后日本学者的研究状况，可见于蒲地典子、费正清和市古宙三编《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第368—393页。当然，还可参考史坚雅等编《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三卷。
民国时期可靠的作物收获统计资料的两大来源，是卜凯著《中国土地的利用》和张心一在1929—1931年所作的作物收获统计调查。前者是根据22个省168个县16786块农田的样本，后者是在政府刊物《统计月报》若干期上的报道，请格外注意该刊1932年1—2月号的汇总报告。
最佳的土地租佃调查由1934年8月2日设立的南京政府土地委员会实施。该委员会使用来自各政府部门和大学的人员3000名在22个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次调查在每个省抽选至少20%的县，然后从每个县抽选20%的农户作为对象，按农户土地、收入、支出等项进行调查。这次调查的完整详细数据，除普遍调查结果的汇总表外，因中日战争爆发而未发表出来。1937年在南京发表的初步报告是《全国调查报告》。
南满洲铁道会社调查部在中国各城市设有分部，分部职员展开数百次乡村调查和旅行调查，收集有关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状况的情报。这类报告有许多可见于约翰·扬著《南满洲铁道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年》。南满洲铁道会社从1919年直至1944末印行《满铁调查月报》，该月报载有那数十年数量相当多的原始的和有特色的村庄及乡村地方状况调查，是关于民国时代农业社会的最好史料来源之一。《调查月报》是另一种日文期刊，1939年创刊，继续出版到1944年末。
关于学者尚知道甚少的抗战时期（1937—1945年），可参考成都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收集的并在期刊《经济事实》（1936年9月至1946年1月，第1—53期）发表的有价值的原始资料。《经济事实》是重庆战时政府印行的经济统计月刊，该刊提供了研究战时条件下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学者几乎尚未触及的丰富资料。该刊载有诸如谷物销售、作物生产费用、按农田大小的劳力和资本分配、土地使用模式、运输费用和各社会阶级的生活水平之类主题的调查以及卜凯的许多在别处不能得到的文章。
中国农村社会的契约方面，已由陈张富美和马若孟在《清史问题》第3卷第5期（1976年11月）和第3卷第10期（1978年11月）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加以探讨。由这两位作者译成英文的约50宗契约，展示了农户之间在其生活周期的过程中种类繁多的资源交换。罗伯特·阿什著《中国革命前的土地租佃：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江苏省》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土地租佃和农村收入变化的一部有用的概要著作。这部研究专著描述了世界经济萧条和国内通货紧缩严重打击农村经济结构时江苏省不断恶化的农村状况。
通过对全国土地委员会1937年调查报告进行的有创造性的分析，小查尔斯·罗伯特·罗尔估计出16个省170万农户收入的分配（《中国农村收入的分配：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的比较》）。罗尔也估计出1952年收入分配，并且发现由于实行共产党土地分配纲领的结果，收入结构中的不均衡比1937年低1/3左右。属罗尔所认为的造成30年代非常不均衡的收入分配的因素之列的，是不均衡的土地所有与耕作和其他获取收入副业间劳力配置的弹性。然而，在农户可把更多劳力配置到非耕作活动的地区，收入分配比较均衡。
按区域研究1949年以前的农业，是日本研究中国农业的主要学者在最近的大作中采用的方式：天野元之助著《中国农业之区域发展》。关于满洲农村，参考中兼胜义著《旧满洲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之分析》。根据1944年进行的调查，今崛诚二著《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其历史与革命前夕的现实》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华北农村。
一批新获得的关于中国土地状况的原始资料是原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的200卷论文（包括实地调查笔记），这些论文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就各种各样农村行政和乡村问题进行实地调查的硕士学位生撰写的。这些论文由萧铮主编，1977年由成文书局以《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丛书形式在台湾出版。也可查阅台北土地管理研究所根据剪报编成的有价值的索引：《民国二○三○年代中国经济农业土地水利问题资料》。
6.农民运动
虽然邓嗣禹著《抗议和犯罪在中国：秘密结社、民众起义、农民造反的书目》包括中国历史所有时期，但是，所有近4000条书目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涉及20世纪上半期的事件。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除本书第6章脚注（《自发的抗租抗税》节）涉及的档案外，仅藏与地方农民斗争有关的少量档案。主要见档1/2/999：《江苏安徽湖南等省农民抗租斗争》（1929—1941年）和档1/2/1000：《苏皖湘等省农民抗租斗争》（1929年11月—1930年1月）。虽然比档1/2/1000多得多，但档1/2/999几乎不含关于风潮或其他集体暴力行动的资料。然而，该档提供很多关于争端、控诉或请求的资料（如佃农请求官员阻止地主提高佃租，或控诉军队把出租给他们的土地收回）。美国档案馆提供不太详细的报告，但颇多提到特别是在美国领事馆驻地附近的农民骚乱。特别有用的资料是领事馆每月报告（国务院档：893.00PR），以及档893.43（秘密会社），893.48（灾难、饥荒状况），893.108（犯罪，匪患）。珍贵的资料也零星分散在档893.00（政治事务）和893.00B（布尔什维主义）的大量资料中。
另外，不容易得到的中国报刊报道的摘要可见于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见第1012—1033页）和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更详细一些的农民风潮的报道有时出现在和以上三部资料集一样具有左倾观点的上海刊物《中国农村》，以及《东方杂志》上。两种有用的调查是：蔡树邦著《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和自鸣编《一九三四年中国农村中的各种骚动风潮一览表》。这些资料大多具有报纸报道的性质。它们一般提供关于每次事件参加人数的概约数字，几乎没有提到领导人的社会地位和职务，或参加者的社会成分。学者希望，利用包括警方报告或司法案卷在内的省级或县级档案将会使研究更深入得多。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2/2/1130的资料记录1930年12月至1933年10月浙江、福建及湖南三省告地主、土豪或地痞的讼案，但这些案件无一明显地涉及风潮乃至小骚乱。
在西方，与在中国不同（关于毛泽东时期及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编史学，见詹姆斯·P.哈里森著《共产党与中国农民造反》和刘广京著《世界观与农民造反》），研究自发的地方农民运动是最近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个领域在迅速发展中，这点由《现代中国》季刊许多期的内容加以证实，该刊是各种西方文字期刊中刊载这个课题的论文的唯一最有用的期刊。一种研究分析法强调农民的社会觉悟和自发斗争的革命潜力：诸家论著合集《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的许多撰稿者和编者（让·谢诺）也采用这种研究分析法。拉尔夫·撒克斯顿最近的一部研究论著《中国揭示正确面：农民社会中的革命合法性》也断定中国农民在受到共产党动员之前就独立自主地转向革命。与上述观点不同的见解，由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和吕西安·比昂科在克洛德·奥贝尔等《在中国问题上的冷静考虑》以及在本书第6章所引用的文章中表达出来。关于推动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德经济》）和塞缪尔·I.波普金（《有理性的农民》）所展开的讨论的专题论集，见《亚洲社会中的农民战略：道德的和理性的经济途径——专题论集》（《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4期）。最后，三部专著研究民国初期在华北活动的一个著名的土匪首领（白朗）和一个也颇著名的会社，进展颇大：菲利普·比林斯利著《1911—1928年的中国盗匪活动，特别论述河南省》，戴玄之著《红枪会》和罗曼·斯拉文斯基著《红枪会与1926—1927年中国的农民运动》。
研究海陆丰苏维埃的开拓性专著是卫藤沈吉著《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更多的详情可见于罗伊·霍夫海因茨著《大浪潮》。深入研究彭湃革命经历和海陆丰苏维埃的权威专著，是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著《中国第一个苏维埃领袖彭湃（1896—1929）：中国广东海陆丰》。这部不朽的三卷论著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以节略本形式出版。彭湃本人的报告（《海丰农民运动》）生动易懂。他对组织农民的问题和方法的许多见识，可在唐纳德·霍洛奇《农民革命的种子》的译文中得到。关于以后发展（1928—1949年）的史料和研究，可见于本书第4、12和13章的书目提要。让我们在这里只提两部有独到见解的著作：查默斯·约翰逊著《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和韩丁著《翻身：一个中国村庄革命的记录》。像《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那样最近20年来受到那么多作者（包括我本人在内）那么多讨论和批评的“中国问题著作”不多，但是，引起无限的讨论是真正有创见的著作的特权。最近的研究成果大多着重指出，在共产党动员农民中经济因素高于爱国因素。动员农民是并不容易的工作，这点为韩丁著《翻身》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