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187]
社会史研究大大得到史坚雅等人编著《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1973年）三大卷的帮助。研究中国农村史的美国史学者也已吸收了在其他农民社会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理论框架。史坚雅著《中国农民与封闭社会：开放和关闭的个案》提出村民与村外社会接触程度的循环变异。其他学者已利用埃里克·沃尔夫著《20世纪的农民战争》、詹姆斯·斯科特著《农民的道德经济》、塞缪尔·波普金著《有理性的农民：越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及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原始的造反者》等著作。关于使沃尔夫-斯科特“道德经济”概念适应中国情况的若干问题，见于詹姆斯·M.波拉切克著《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和《亚洲社会的农民战略：道德的和理性的经济途径——专题论集》[《亚洲研究杂志》第52卷第4期（1983年8月），第753—868页]所收其他文章。
上个十年的许多出版物分属于下述四类之一：可与文化人类学或人口理论结合的联锁区域分析和空间研究；上层阶级研究；农村社会和农民造反研究；以及关于城市无产者的论著。在这个正在迅速发展的领域，上面提到的论文可望不久以书籍的形式出版。
区域分析以不同的方式由吉尔伯特·罗兹曼著《中国清代的城市网和德川时代的日本》、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与伊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中的史坚雅及其他人的论文表现出来。源出于史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的分析法也由台北史学者在错综复杂的研究中使用，例如，李国祁和朱鸿著《清代金华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史坚雅著《中华帝国晚期的流动战略》把区域分析和家族研究结合起来。城市化问题在苏珊·曼著《中国的城市化与历史变迁》中有进一步的探讨。地方研究著作不断增加，今举三例：寇尔：《绍兴：清代社会史研究》；威廉·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876—1889年》；以及兰德尔·斯特罗斯：《困难的工作：中国江苏西部农业的政治经济，1911—1937年》。刘耀著《太平天国失败后江南农村经济变化的再探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商业化的作用。
社会史学者也已转向文化人类学以求深入研究。詹姆斯·沃森著《中国亲属关系再探讨；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观点》是有关亲属关系，特别是宗族的人类学文献的一个内容广泛的指南。基本人类学分析法由莫里斯·弗里曼编《中国社会的家庭与亲属关系》和阿瑟·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上的论文表现出来。根据社会经济环境运用文化人类学原理的新努力，可以斯特万·哈勒尔著《犁头农村：台湾文化与环境》作为范例。鲁比·S.沃森著《华南的阶级差别与姻亲关系》把亲威关系与阶级结构结合起来研究。帕特里夏·埃布雷和詹姆斯·沃森著《中华帝国晚期的亲属组织》首先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有组织分析法。
人口研究的新阶段以何炳棣著《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作为起点，但是该专著使用欧洲人口史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方法论。詹姆斯·李著《中国西南部的粮食供应与人口增长》和詹姆斯·李和罗伯特·恩格著《18世纪满洲的人口及家史：岛夷人，1774—1798年》说明这种趋向。王树槐著《清末民初江苏省的人口发展》是一篇详细研究该省人口发展的论文。傅筑夫著《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及周源和著《清代人口研究》，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口研究上的成果。皮埃尔-艾蒂安·维尔著《18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亚洲研究杂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所载《粮食、饥荒与中国国家——专题论丛》中的全部论文；以及詹姆斯·李、皮埃尔-艾蒂安·维尔和王国斌编《清代的国家仓廪与粮食供应，1650—1850年》，在粮食供应、政府政策及人口的研究上开拓出新领域。
在美国，上等阶级研究大多集中在名流而不在中国传统的商绅划分或民国时期更不完全的上层阶级划分上。代表作有：肖邦齐著《四川地方名流的构成和作用》和玛丽·巴克斯·兰金著《城乡连续性：浙江两个集镇的望族》。肖邦齐著《中国名流与政治变革》分析核心和周边地带内浙江省名流的组织发展。名流制度的研究除亲属方面外尚落后，但是，理查德·J.史密斯著《中国文化遗产》分析了礼的普遍效用和秩序感。研究行会的基本著作仍然是何炳棣著《中国会馆史论》和根岸佶著《上海之行会》。加里·G.汉密尔顿著《区域性的行会与中国城市：比较观点》把中国这类行会同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发展中社会的行会比较。汪士信著《我国手工业行会的产生、性质及其作用》是一篇研究清代行会的增长知识的论文。
更为人熟悉的中国阶级划分也已得到了学者的注意。关于资产阶级，见本书上卷12章白吉尔的书目注释。特别是，日本的历史学者继续研究以等级地位和土地所有来界定的士绅社会。载在《史学杂志》每年五月号上的书目提要《日本的明清研究》和《日本的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研究》是这方面研究及日本在社会史其他方面研究的良好指南。正如上面提到的，《史学杂志》1978—1982年书目提要已由乔舒亚·福格尔翻译成英文，刊载在《清史问题》第4卷第3期、第4卷第6—10期和第5卷第1期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者所进行的社会阶级之历史研究，按照密切结合历史发展诸阶段社会经济史的马克思主义模式进行。清代社会史大多联系到上面提到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经君健著《论清代社会的等级结构》是一篇极好的理论综述。在美国史学者所作对上等阶级的详细研究中，弗兰克·洛耶夫斯基著《苏州租栈：晚清的佃租管理》对村松祐次的仍然具有权威的地主租栈研究专著提出一些新观点，村松祐次的专著已以英文摘要为《晚清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证研究》。詹姆斯·波拉切克著《士绅霸权：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考察江南上层士绅社会。张仲礼的著名著作《中国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与何炳棣著《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仍然是研究士绅的主要起点。一篇令人发生兴趣的更近发表的论文是王思治著《宗族制度浅论》。为深入了解学者阶级中个人关系的错综复杂，见詹姆斯·波拉切克著的等待出版的书稿《内部的鸦片战争》和邝兆江著《百日维新的拼花图案：人物、政治及思想》。
尚有更多研究已指向农村社会和农民造反，对这方面研究来说，萧公权著《农业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仍然是重要的基础。日本学者研究土地关系的大量论著在琳达·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变化的学术成果》中得到介绍。黄宗智著《华北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是一部研究华北农村社会的大作。魏菲德著《造反与革命：中国历史中的民众运动研究》和刘广京著《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是两部关于农民造反论著的内容广泛的指南。后者集中介绍1978年以后中国学者的历史论著，而詹姆斯·P.哈里森著《共产党与中国农民造反：重写中国历史的研究》仍然是介绍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一部标准著作。载于《现代中国》季刊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的周锡瑞著《农民造反专题论集：若干介绍性评论》提出更多的观点。周锡瑞著《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重新解释义和团叛乱。裴宜理著《社会盗匪活动再探：中国土匪白朗个案》对民国初期白朗起义提出新观点。
让·谢诺编《中国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所收的论文是研究农村非法组织这一重要方面的指南。中国的史学者看来似乎对造反比对秘密会社本身更注意一些，但是秘密会社也已得到应有的注意。蔡少卿著《哥老会与1891年长江流域的反洋教斗争》和胡珠生著《青帮史初探》就是实例。
民间教派已吸引学者更多的注意。欧大年著《民间佛教、传统中国晚期的反政府教派》、欧大年著《抉择：中国社会中的民间教派》及斯特万·哈勒尔和裴宜理著《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导论》，提供了总框架。韩书瑞著《中国的太平盛世叛乱：1813年的八卦教起义》是19世纪初一次重要的起义的个案研究。其他教派研究成果的论文发表于《现代中国》季刊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和第8卷第4期（1982年10月）《中国社会中的融合教派》专题论集。孔斐力著《太平天国幻想的渊源》，把太平天国的太平盛世观放在中西理论框架内。鲁道夫·G.瓦格纳著《重新制定天国的美景：宗教在太平军造反中的作用》是对洪秀全宗教的内容及影响之倾向的革命的分析。
近来的论著已把农村社会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突出起来；许多论著已把研究集中于其社会关系未必与更稳定、繁荣的农业核心内的社会关系一致的动荡不安地区上。裴宜理著《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运用社会生学态原理和社会战略的人类学概念来分析华北平原的极贫困部分100年来的动乱；而哈里·J.拉姆利著《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研究广东省地方性不稳状态。艾恺著《转变中的乡村名流：中国文化危机与合法性问题》研究民国时期农村分离派、军阀领袖人物的上层社会。R.G.蒂德曼著《盗匪活动的持续：华北平原边缘地区的事件》和菲利普·比林斯利著《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华民国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层下》，提供关于民国时期华北社会动荡不安的更多情况。
戴维·富尔著《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动乱，1870—1911年》研究城市化了的长江下游非常不同环境中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罗克珊·普拉兹尼阿克著《中国农村的社会与抗议：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税与县乡政治》研究清代最后十年出现的新社会紧张状态。阿瑟·罗森鲍姆著《士绅权力与1910年长沙米风潮》是一篇详细研究大城市风潮的论文，周锡瑞著《中国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也用不同的方法分析这次风潮。
当然，有许多别的不属于上述分类的论著。乔舒亚·A.福格尔和威廉·A.罗编《关于变化中的中国的若干看法：韦慕庭教授纪念论文集》编入各种各样研究民国的论著。妇女史也已受到注意。这方面的优秀入门书是马杰里·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编：《中国社会的妇女》。谢尔曼·科克伦和安德鲁·谢译《中国一日，1936年5月21日》，是1936年上海出版的那一天的五花八门的（确有进步倾向的）个人生活自述文集的删节本。该书丰富多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