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155]
时机是重要的。在1944年和1945年，一号作战以及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间的最后冲突——它导致史迪威被召回国——把国民党的短处暴露无遗，而中共则恢复了活力。在较为困难的战争中期，当中共正在为生存而奋斗并进行整风时，执拗的国民党曾阻止美国观察家从共产党人获得第一手的情况。
对于毛和中共来说，美国是一张百搭牌。显然，美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人承担义务。但美国也对尽快战胜日本及战后建设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中国承担义务。如果美国认为共产党人是致力于抗日的有效力量——与国民党在一号作战中的表现形成可喜对比——他们或许能得到战争物资和财政援助。毕竟为了赢得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美国正在与最广泛的盟国合作，不管他们声称的思想体系如何。但清楚的是，如果中共乘国民党人1944年危难之际公开进攻他们，它不可能获得美国的好感。
迪克西使团的成立是美国的有限承认，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抓住这个机会提供帮助（对被击落的飞行员，对为盟军在华北登陆作准备），并拓宽直接联络的渠道。完全承认和军事援助是争取的最高目标，但与美国的任何友好交往以及美国与国民党人之间的任何分裂都是值得想望的，只要不剥夺中共的自主和自治。不管这是不是主要动机，中共事实上在可能与国民党人发生冲突地区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并在某些地区以谨慎的速度向前推进，这样的军事行动可以显示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战斗力。
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国，这对中共是一个巨大的挫折，因为它表明蒋介石仍有力量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人事的变化——魏德迈代替史迪威任战区司令官，帕特里克·J.赫尔利任罗斯福的特别代表（后任大使）——似乎也不乐观。①共产党很快对赫尔利做出评价，作为罗斯福的私人特使，此人似乎有代表美国说话的特别权威。赫尔利认为中共不是真正革命的；莫洛托夫本人曾告诉他，俄国人认为中共是假共产主义者，而且同意不干预中国国内政治。赫尔利确信，当中共认识到他们不能指望从苏联获得帮助时，他们会愿意与国民党和平相处。相反，如果中共相信它可能得到苏联或美国的承认或支持，它将更不让步。赫尔利还自信他能说服蒋介石接受中共加入多党政府，他多次把中共比做美国的共和党——二者都是反对党，都在寻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更大的作用。
11月初，赫尔利对延安作了一次出乎意料的访问，这导致了共同起草五点建议。这项建议草案在语言上——部分灵感来自他对葛底斯堡演说的爱好——比中共过去接受过的任何东西都更概括。但是当赫尔和带着他自己已签字的这个文件回到重庆时，蒋介石拒绝考虑它。于是赫尔利实质上改变了他的立场，并且拒绝对他帮助起草的五点建议承担责任。中共对史迪威被召回的失望加深了对赫尔利和美国的幻灭。
不管怎样，中国两党的政治立场已经相当清楚了。简言之，国民党人坚持共产党应将自己置于中国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权力之下，作为讨论革新和改组的先决条件。既然国民党就是中国政府，它不可能与中共进行比林肯与杰斐逊·戴维斯协商美国分治更进一步的平等协商。共产党的立场是国民党立场的镜中映像：必须以令人满意的政治和军事改革作为参加重建的政府的先决条件。中共认为自己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是平等的，而在品德上则优于国民党，并且也不想把自己掌握的地区和武装力量交给他人控制。号召建立“联合政府”是1944年9月中首先由中共宣布的。此后，直到抗战结束后很久，联合政府始终是中共的谈判立场和宣传运动的中心，就像中共在改善它在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地位时心里想着内战一样。
看到史迪威被召回国和赫尔利前后矛盾的迹象，中共领导显然放弃了被美国承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与国民党相互平等的可能性。到1944年晚些时候，周恩来拒绝返回重庆——这清楚表明中共认为与国民党谈判是徒劳的。1945年1月，他对重庆的短暂访问肯定了僵局已发展到比过去更严重的地步。
然而，甚至那个时候中共也没有完全放弃从美国获得军事援助的希望。曾经反复讨论美军在华北登陆作为进攻九州（暂定于1945年10月）的一个步骤。共产党人向魏德迈通报了山东半岛南北沿海根据地的位置。从1944年10月到12月，关于美国和中共采取相当大规模的联合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的零星讨论接着发生——显然赫尔利不知道。双方用过分的语言交谈。美国上校们暗示供应25000名以下游击队的全部装备不成问题，毛曾一度表示访问华盛顿的愿望，并愿让美国军官指挥其军队：“任何时候，不论是现在或将来，我们都乐于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你们的帮助。我们会在美国将军的指挥下全力战斗而不附带任何限制条件……如果你们在中国沿海登陆，我们会在那里迎接你们，并置于你们的指挥之下。”①
当赫尔利听到这些非正式会谈后，他立即终止了这种会谈，并要求全面调查。他觉得魏德迈的参谋部和他自己的使馆人员破坏了他本人在政治解决方面所做的努力。到1945年2月，当赫尔利与魏德迈返回华盛顿参与与雅尔塔会议有关的磋商时，中共显然已不再对美国的承认和支持抱任何希望。至少在当时，国共谈判也停止了。
① 迪克西使团的最著名成员谢伟思猜想，这个名字来自歌词“他们所说的迪克西 的一切是真的吗？”迪克西当然是造反者一方。
① 赫尔利显然只接受罗斯福的口头指示，而且从开始就不受他颇藐视的国务院 的约束行事。他后来声称他的使命是防止国民党崩溃，支持蒋介石，协调蒋介 石和美军司令官之间的关系，防止经济崩溃，为打败日本而统一中国一切军事 力量，以及促进中国内部团结。见以下第13章。
第七次代表大会
在组织方面，战争最后阶段的最大事件是久已宣布但长期推迟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是自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的黑暗年代以来首次这样的盛会。如我们已注意到的那样，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计划早在1938年初即已就绪，但由于“战时压力”而无限期推迟，并以1938年晚些时候的六中全会代替。七中全会也是近六年后在七大前夕才召开的。在此期间，毛已建立他的联盟，削弱或清洗了他的对手，而且发展了他那做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核心的思想。最迟到1944年末，毛泽东已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而且是当前居绝对支配地位的中共领袖。如果他的同志中有人对这一顶峰存在疑虑，他们在公开场合也保持沉默。①
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机受国际和国内两方面考虑的影响。从国际上说，欧洲和亚洲都迅速走向胜利，要求中共以最明确和最有力的形式提出它的战略方针。就国内而言，中共把第七次代表大会安排在与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举行，在每一点上都提出一种与国民党不同的方案，并使重庆处于不利地位。一个竞争者的猛刺再度导致对手的回避和反击。这次“团结和胜利的大会”——被称颂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从1945年4月23日持续到6月11日，整整开了50天。在大会面前的主要工作如下：
(1)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与此相应，确认“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分析和行动的指南。确实，这种精神笼罩着整个大会。这一点也明确地表现在几天前的七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中，虽然从这一决议放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看，它可能早在 1944年中期就已经起草了。这无异于是“毛主义的党史新版本，它将成为官方的正统观念……一个重要的过程—— 1935年前毛的正确路线的出现与斗争，以及遵义会议以来它的最初胜利和逐步的辉煌的发展”。①这一历史观点还体现在新的党章中，新党章进一步宣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如果说这些肯定的说法还不够的话，大会上还有许多留学生的自我批评，包括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和王明。
(2)分别由毛泽东和朱德作政治和军事报告，权威性地确定党的目前和未来的路线。毛的政治报告就是长而全面的《论联合政府》（以后经大量校订编入《毛泽东选集》）。这篇论文可以视为《新民主主义论》的继续，因为它阐述了中共对中国目前形势和未来前景的观点，与国民党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毛要求的联合政府实质上就是五年前所描述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政府。虽然基调是统一，但它是国民党所不能接受的统一。确实，全国范围的联合政府的模式已经有了：“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毛还声称，履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保证，“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①
然而《论联合政府》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之间细心地划了一条界限，并试图保留尽可能多的选择余地。在这一点上，毛为约一年来已在奉行的政策提出辩护：承认与国民党的竞争可能是政治的，或者是军事的，或者两方面都有。然而，该报告贯穿始终的调子是咄咄逼人的和挑战性的。毛并不排除谈判和妥协，但这不是主调。
(3)在刘少奇的长篇报告后，通过新党章。刘在报告中用过分的词句颂扬毛——“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以致有人猜测他或许并非完全发自内心。这个党章取代了1928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并沿用到1956年第八次代表大会，意味深长的是，当时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被删去了）。必然会反映毛泽东的优先地位的1945年的党章有好几处不同于原先的党章，②其中主要的是在全党以及党的顶层权力都更加集中。在顶层第一次设置了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中央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主席。新党章还给农村地区更大的代表权，更强调党内民主，而且不再提到苏联和国际革命运动。1945年的党章与17年前的六大党章有很大的区别，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
(4)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44名正式委员和33名候补委员）和配备党的高层工作人员。正因为极少出人意料之处，这几处显得很突出：李立三排第15位，远居周恩来之上（第23位）；毛的意识形态专家陈伯达在候补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