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1144]
稍后，合理负担税收制度，作为第二种主要改革，以类似的形式在其他根据地运用，这种改革是把财政计算的主要单位从货币转为谷物。在晋察冀，政府的主要帐目是以小米或其等同物为单位。于是薪金和税额与币值波动隔断。干部和其他职能人员享受供给制，零用钱极为菲薄。对军队或其他因公出差的人发给粮票，他们可以在根据地辖区内的任何地方用粮票换到粮食。各村交纳税收定额的时候，既可以交粮食，也可以交粮票，或者两者兼有。由于各村要负责将税粮运到粮站，他们更喜欢方便的粮票。①
如果共产党干部与村长认为合适，他们可以采取没收、征税、捐献和合理负担赋税的办法使当地居民中特定的个人或阶层的经济地位遭受明显变化。这对佃户、贫农和中农有利，而对富农和地主不利，尤其是对地主不利。一位学者声称，“中共的减租减税方案是革命性的。它相当于分期没收”。②
虽然这种估价可能对晋察冀核心地区的某些村庄是正确的，但对晋察冀的其他地方和其他根据地就言过其实了。中共自己也承认，它缺乏在整个根据地执行这些政策的能力。即便在某些地区这种激进的变革是他们力所能及的，共产党人通常还是满足于有所保留，只要能深化他们的控制并有助于动员农民支持就行。一则，地主和富农是农村最有活力，在经济上最有成效的经营者，即使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直接劳动，那么也是由于他们拥有资本、役畜、农具、技能和熟悉市场情况。况且，中共用来作为便捷手段的阶级划分只能非常粗糙地反映更为复杂的现实，而农民是在这个现实中看到自己的。③尽管有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尽管农村中穷人对那些剥削他们的人的怨恨确实存在，但社区团结的牢固传统、社会调和的习俗以及宿命论的对现实的接受都阻碍着激进行动。对共产党人定为“地主”、“富农”或干脆就是“封建分子”的那些人采取任性的措施很可能吓倒普通农民，他们或许害怕下次会轮到他们，尽管保证不会。识字的和受过教育的人也群集在这些下层农村精英中，如果党想补充能够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地方干部，许多就得来自这些人群。最后，共产党人认识到，粗暴待遇的消息会传播到其他地区，使他们的渗透以及与乡绅的统一战线更加困难。
到卢沟桥事变两周年时，中国共产党人处于前所未有的地位。这一运动以前曾两次迅速发展，又两次濒临绝境。这两次是1927年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血腥解体和1934—1935年长征的艰辛，幸存者们精心照料着革命的火种，并耐心地使它们恢复活力。现在，由于战争，共产党人更强大了，分布更广了，军队、地区和追随者遍布华北和华中。领导层比过去更团结，不再只有一个像上海或江西苏区那样的统治中心，在那里共产党人可能受到致命的打击。
从1927年和1935年的情景观察，中共力量的成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与国民党人及其追随者的力量比、或与日军和伪军比，也与这些新区的广大空间和社会复杂性比，中共力量的这种成长显得更为有限。它能经受住第三次大挑战吗？
共产党人很知道这个分类与五花八门的土地租佃方式不符合（见本书第5章）。一些很贫穷的农民因年老或不健康不能耕种土地而把全部自有土地出租。佃农有时也是地主，不拥有自己名下的土地，但靠转租土地地租为生。因此，在划分农民成分时，地方干部也强调收入/消费水平、生活方式以及与共产党政策合作的程度。
① 彼得·施兰：《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年》，第99页。另 有8.6万名移民在1941—1945年间到达。
② 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W.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 加者》，第179页。
① 这种补助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每月补助的总额60万元在1937年中期相当 于18万美元（近似汇率为3.35∶1），即每年215万美元。“这笔补助在1938 年足以支付1936年政府全部开支有余。这表明国共合作解除了陕甘宁边区政 府前两年的全部财政困难。”见施兰：《游击经济》，第183页。
② 雷蒙德·F.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 索，1935—1945年》，第 2—4章。
① 唐纳德·G.吉林：《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特别是第9— 12章。
① 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
② 《人民日报》（1980年5月5日），第3版。
③ 莱曼·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142页。
①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52页。
② 彭德怀：《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载《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3卷，第 351页。
① 引自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64—65页。
① 宋劭文是北京大学毕业生，1933—1934年曾因宣传抗日入狱，见哈特福德： 《一步一步来》，第84—89页。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1937—1945年华东和华中的共产党运动》（斯坦福大 学，博士论文，1980年），第38—48页。
① 中原局总部最初驻在平汉铁路线上的确山，大约在郑州和武汉的中点。这是 在武汉失陷后不久，中共可能估计日军将沿经过湖南和河北的铁路线大规模 推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原局将占有利位置，便于指导作战。在弄清日军 置平汉线此段于不顾后，中原局东移。
① 近年高敬亭已恢复名誉；据说1939年他是被诬陷而错误处决的——译者。来源：陈永发前引论文，第2章；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124— 132页。
① 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载解放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5卷，第42页。
② 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6页。
③ 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第45—46页。
① 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第48页。
① 曲直生：《抗战纪历》，第37页。
① 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1页。
②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中国共产主义胜利的社会生态学：农村影响模式，1923—1945年》，载鲍大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第72、77页。
③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1页。
① 史坚雅说中国由九个大区组成，每个大区通常有一个与流域和平原相结合的核心区。周边比核心区穷得多——的确，核心区“剥削”周边的廉价劳动力、木材、自然资源等等。省界往往（但不一定总是）沿周边并包围核心区。见史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11—220页。
① 引自阿瑟·L.斯廷库姆：《社会史的理论方法》，第34页。还特别提到托洛茨基：“事实上，仅仅存在穷困不足以引起暴动；如果是暴动，群众总是在造反。历史确实表明，社会制度的崩溃将使穷困成为不可容忍，而新条件和新思想将打开革命出路的前景，这是必然的。那时，在完成群众所构想的伟大目标的事业中，群众将表明能够忍受两三倍的穷困。”同上书，第33—34页。托洛茨基认为自发的暴动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民众反抗”。
① 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4页。
②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175页。这些关系所提出的争论不限于租、息、税。这里也有其他因素（如水权、劳务、“常例”、领主权等）。
③ 《彭德怀自述》，第227页。
① 地主既积极抵抗又消极抵抗。如果地主没有他们指挥的武装人力，他们可能召集附近民团（见本书第6章）。地主有时向国民党军、伪军或日本特务传递情报。他们结合使用威胁、诱惑和贿赂等手段使当地农民就范。比较消极的抵抗是表面上与新政权合作。一般采用的策略是送子参加八路军，或成为地方上的积极分子。
② 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3页。
① 林迈可：《晋察冀边区税制，1938—1945年》，《中国季刊》第42期（1970年4—6月），第2—3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124—132页。无论什么阶级，正当的商业、工业或手工业活动不纳税，新垦或还耕的土地免税。
② 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9页。
① 林迈可：《晋察冀边区税制》，第3页。
②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129—132页。
③ 标准简化分类如下：地主：全靠地租和其他收入为生，自己不劳动。富农：参加农业或其他劳动，有多余土地出租。中农：自给自足的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既不租入土地也不租出土地。贫农：有一些土地，不足以养全家，租入土地弥补。佃农：没有土地，但有受到承认的耕种（年度、长期或永久）他人所有土地的权利，付所耕种的全部土地的地租。工人：雇工，或当长工，或当按日、周等订约的短工。
Ⅱ战争中期，1939—1943年
1939年初战争开始转入第二阶段，这是1938年末毛在六中全会上所预见的相持的结果。毛曾预言，在这个持久的“新阶段”，抵抗力量（当然主要指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将成长壮大。其实这笔帐并不那么单纯。在山东和华中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但在华北许多地区人力和丁口因日本的强化治安而丧失。根据地经济面临严重问题，农民所受的苦难比任何时候都重。
相持阶段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扩张越来越恼怒，共产党的扩张与他们自己的损失呈鲜明对比。当国民党人正被赶出他们拥有最大财富和最高权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精锐部队时，中国共产党却正在渗入日军战线后面的广阔农村，在那片土地上扩张势力并赢得民众